此外，还有：《朱子年谱》、《国朝先正事略》等传记体，《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载记体，《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史抄体，《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诏令奏议体……单分出来，源于其“专精”的特点。

史书体例（史书体例分类及代表作）

我国文献，以《诗经》、《尚书》等经书的地位为最高，次之即史书。事实上，经书与史书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清代章实斋说过“六经皆史”。此外，天文、地理、历法、官制……通通包含于史书，可谓“史外无学”。如此重要而驳杂的文献类型，体例必定丰富。长期以来，不论社会上还是教科书里，却只讲“编年体”、“纪传体”、“通史”、“断代史”四种——于此至重的学问，稍嫌不足。

愚才浅薄，所学亦有限，试补充一些相对不太有名的史书体例，并做一简要说明，以期稍添半分师友们读书的乐趣。

史圣司马迁祠墓

“编年体”等四大体例之外，“纪事本末”、“别史”、“政书”最为常见。此三体例，亦多重要的文献。

纪事本末体即类史体，常见的纪传体史书以人为中心，纪事本末以事为中心。创建这一体例的是宋代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乃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稍后还有章冲的《左传事类始末》、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徽宗至高宗，宋金战争、外交）。随着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次第出现，与袁氏书合称“五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书影

别史和纪传体几乎一样，也是分成本纪、世家、列传等篇章，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的身份。纪传体一般指官方正史，由重臣组织编撰，而别史是私家写的史书。早期的史书作者比较特殊，司马迁、班固他们，即便是官方的人，其著作也几乎由一人完成。“前四史”像“官方别史”。后来的房玄龄、魏征、欧阳修等等，就不是一个人一支笔地去写，而是领导工作组写史。私著别史正与此类工作方式相对。

宋代郑樵的《通志》、清代蒋良骐的《东华录》及同代人王先谦的《十一朝东华录》，都是著名的别史。后二者皆叙清代史事，《十一朝东华录》扩写《东华录》至同治朝。《通志》自上古写到隋唐，其体例上的创新格外显著。在它之前，史书志略（附在人物传记后面）有天文志、地理志、刑法志、艺文志等等，郑樵增六书、七音、图谱、校雠等新的志略，成“二十略”，扩大了史书的兼容度。

《通志·选举略》书影（明嘉靖善本）

政书用于记载制度沿革，常作为纪传体正史的志略存在，也可单独成书。首创这种体例的是唐代的杜佑。同郑氏书，杜佑的《通典》也是从上古写到隋唐，但兼容范围小得多，聚焦于历朝历代的制度，如官制、礼仪制度、军事制度、刑罚制度。元代马端临“俱效《通典》之成规”，写成更加详备的《文献通考》。体例上，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杜、马及郑樵书，合称“三通”。

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

总地看，政书更加专精，别史只是相对正史存在作者身份上的区别，纪事本末很像一代的“纬书”。正史一般是纪传体断代史，以人物为单元，相当于一个朝代的“经书”，如《清明上河图》，横向展开时代风貌。纪事本末则按时间顺序纵向书写一个朝代的大事，如爬格子，以一事为一格，人物皆在事里。以此对事不对人的纪事本末体，应彼对人不对事的正史纪传体，方能建起对一个朝代的立体意见。

政书、别史，皆像砌缝的水泥，可拿来继续加固这一意见。纪传体正史+此三体例，算古今历史学者治史的敲门砖。

钱穆雕像

杂史的重要子类是国别史，不以中央政权为纲，用以记载互不相统属的政权的情况，此类几乎只有《国语》、《战国策》，分国叙述春秋、战国之事。同是记载分裂时代，《北齐书》那些却不是杂史。《战国策》写了多个朝廷，《北齐书》只写了一个朝廷。若看同时期的别的朝廷的事，还需查《周书》或《陈书》。

杂史还包括家史、外史、稗史等，以《隋书?经籍志》为典型，但多系私著。“四库”即说其“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祗一家之私记”。学术史同政书，也是专精的体例，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

《四库全书》中，杂史即作为史部子类。

史书体例太多了，此外，还有：《朱子年谱》、《国朝先正事略》等传记体，《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载记体，《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史抄体，《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诏令奏议体。这些体例同纪事本末、别史、政书、学术史，也是稳固对正史的认识的水泥。单分出来，源于其“专精”的特点。

大家一定发现了，以上提到的多数体例存在着交叉地带。如《史记》，既是通史又是纪传体史书，还是“官方别史”。《通志》呢？既是通史也是别史。《通典》呢？既是通史也是政书（政书比别史专精）。这些体例不是一套“一二三级”清晰的完整的规范，而是多少年慢慢积累出来的。此亦中国史书的一个特点。

有的学者甚至把史评、史论都算作史书，愚以为不当，太主观，更宜视之为史学。史书的最大特点是客观。

《资治通鉴》介于史书和史论之间，价值极高但稍嫌主观。

当然，史书也没法做到完全客观。1、作者承担着天大的压力，皇帝一时激怒，即有性命之虞。2、作者也不是亲历者，主要根据手头的文字材料著史。便是有些田野工作，其主要依凭的还是二手资料。3、作者的主观好恶极其影响对材料的取舍。换言之，作者时时处于感性和理性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就像我们普通人面对生活中的事件。既然如此，不能把“历史”和“考古”截然分成两个专业。

考古趣境

现代人好容易多了“考古”这条高速公路，为何仍被限制于故纸堆连成的梯子？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史学成果，无不有考古的支持。

没有殷墟的发掘，王国维写不出《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或《殷商制度论》；没有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的发现，丁文江写不成《爨文考释》；没有敦煌藏经洞的拾遗，基本可以肯定没有现在的敦煌学，很多辉煌的名字都要暗淡下来……在考古学家眼里，万物皆史。爬文字格的传统史学家，没法拥有考古学家那样广阔的视野，即无以认识一片兽甲、一条木棒、一寸瓦砾或一丝气味背后的文明价值。

考古工作一瞥

根本上，考古学比传统史学拥有丰富得多的工具。人类学、遗传学、解剖学、语言学……皆可作为考古学的触手，同时间、多角度地直接与历史对话。在我的愚见，现代史学和古代的比，本质未变，都是四通八达的学问，居于各个文明的枢纽要津。既有这些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便利，为何把历史与考古截然分开，以自短手足、自亏其力？要不就都去研究时空穿越吧，等哪天把这些打包给司马迁送回去。

对于历史学科，梁启超在百年前就说过，“以收缩为扩张”。把现代的每一项工具打磨好，每一科学术发展好，共同开拓新的历史视野。

【主要参考文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古史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思勉《中国历史常识》，钱穆《国史大纲》，曹伯韩《国学常识》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