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上》是一部“创世纪”的“好的历史小说”。作者徐则臣化身“历史文学家”凭借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文学家的想象虚构了一种历史，也创造了一种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历史”比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更真实，也更富有文学性和哲学意味，经得起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这“历史”是“虚构的历史”，既是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五大家族（谢、邵、周、孙、马）的命运史，既是百年的京杭运河史，更是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这“虚构”是“历史的虚构”，徐则臣通过知行合一，重返历史现场，重建历史情境，重塑历史人物，使整部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实证精神、细节真实、情感真实和精神真实。

关键词：徐则臣 《北上》 历史 虚构 实证精神

江飞(1981—)，男，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评论家。著有《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研究》《朱光潜尽性全人教育思想》《个体精神与底层情怀》《纸上还乡》《何处还乡》等多部。

“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没有过去”，在阅读长篇小说《北上》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福克纳的这句话。历史从未死亡，也没有过去，就像作者徐则臣在扉页上所引用的，“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历史只不过是在线性的时间之轴上以另一种形态或形式继续存活于当下，它等待被重新发现和唤醒。对“历史”和“考古”有着浓厚兴趣的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小试牛刀之后，此番终于在《北上》中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历史考古”，这份“考古报告”像一道坚实的闸门直接切入到时间洪流之中，如阿伦特所言，“时间在中间、在‘他’站立之处被打断了；而‘他的’立足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在，毋宁是一个时间中的裂隙，‘他’持续的战斗，‘他’片刻不停地阻挡过去和未来停驻，才使这个裂隙得以维持”。①在我看来，徐则臣正是这个立足于时间裂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左冲突、持续战斗的“他”。他以“历史的虚构”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虚构的历史”，这“历史”既是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五大家族（谢、邵、周、孙、马）的命运史，既是百年的京杭运河史，更是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总之，此次徐则臣化身“历史文学家”，勘探了“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写就了一部“创世纪”的“好的历史小说”②——《北上》。

一 虚构的历史：个人史、家族史、运河史与民族秘史

作为小说家，与其说徐则臣对“真实的历史”情有独钟，不如说他对“虚构的历史”一往情深。“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见的历史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支流。水退去，时间和土掩上来，它们被常埋在地下。”③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表明了历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时间开辟了新的历史，也掩埋了无数有价值的东西，模糊了我们曾经清晰的来路，“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悲，不过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原本确定的身份和历史变得悬念丛生、暧昧可疑，这自然也为小说家的虚构提供了可能。如果说小说开端有意写到的那些被重新发掘和打捞的出土文物，是在沉默地诉说着历史的遗言以及祖先的秘语，那么，整部小说则借助虚构之舟沿时间之河逆流而上，重新发掘和打捞被遮蔽、被掩埋的历史，再次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喧哗与骚动”。

在《北上》的结尾部分，徐则臣最终按耐不住，借考古学者胡念之之口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虚构历史观”：“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这段话可谓夫子自道，道出了作者本人的历史观和整部小说的创作密码：虚构是小说的本质，也是历史的本质，虚构正是历史小说打开历史并抵达历史真实的不二法门。很显然，徐则臣对历史虚构性的理解与“新历史主义”学派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的观念是一致的，正如代表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言，“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总是不完备的历史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性的”，④任何历史文本都只是一种临时物，一切历史必然是文本性的，具有文学虚构的品格。正因为看到了历史的虚构性和小说的虚构性之间的隐秘关联。所以，徐则臣认为，“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福柯这句话应该放在所有打算对历史发言的作家案头”，⑤换言之，应当将“历史能否虚构”的问题置换 “历史如何虚构”的问题，应当关心的是讲述历史的时代和方式，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本真或历史真相，这才是作家打开历史的正确方式。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对历史的态度既不是现实主义的经典建构，也不是先锋主义的有意消解，而是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重建”⑥，而所谓“重建”，按童庆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对历史文本加以增删，加以改造。不照抄历史文本，而以自己的情感重新评价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另辟一个天地，构造成一个完整的世界”，“‘重建’是历史文学的必由之路”。⑦我不知道徐则臣的这种历史意识是从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家的“新历史小说”那里获得启示，还是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的深刻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些历史哲学和文学理论一定程度上都证明了以文学虚构历史、重建“一个完整的世界”（即“创世纪”）的合法性，也都为徐则臣“打着历史的幌子做自己的事”即以个体的时代感重建历史提供了理据。

“历史”也好，“民族”也罢，都不是空洞无物的名词，而是拥有肉身的灵魂。为了揭示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有意将“秘史”还原为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个体（“民”）的生命史，还原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家族（“族”）的命运史，还原为一条纵贯南北、跨越千年的运河的变迁史。在近现代百年历史的长河中，在战争、瘟疫、饥荒、河匪、路霸、死亡无可回避的时代，个体生命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又因为担负着承上启下的家族重任而显得格外重要，从百年前的邵常来、周义彦、孙过程、谢平遥、意大利人费德尔•迪马克（马福德），到百年后的谢望和、邵秉义与邵星池、周海阔、孙宴临、马思意与胡念之，历史既像代代相传的遗物影响甚至左右着后人的命运走向，又像无形的文化符码编辑着整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比如：脚夫兼厨子邵常来选择了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小波罗）的罗盘，其后代邵秉义便选择了“运河上生，运河上死”的船民生活；船夫二徒弟周义彦选择了小波罗写满意大利文的牛皮本，其后代便“必须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护卫孙过程选择了小波罗的柯达相机，其后代孙立心、孙宴临便与摄影有缘；“运河百科全书”谢平遥“渴望一种开阔的新生活”而选择与小波罗一起逆流北上，其后代谢望和便离开电视台潜心制作纪实节目《大河谭》；费德尔因为热爱运河而选择来到中国并最终成为了“运河专家”——马福德，其后代胡念之便成为运河考古鉴定的首席专家。先祖们“百年修得同船渡”，后人们在百年后又接续前缘，一次选择对先祖而言或许只是个人的历史偶然，对后代而言则可能意味着家族的历史宿命。正像《红楼梦》《百年孤独》或《白鹿原》所呈现的那样，在《北上》中，个人生命史与家族命运史成为“虚构的历史”的重要内核，并使其显现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

割不断的是历史，是血脉，更是河流。在徐则臣此前的“花街”系列中短篇小说以及《水边书》《夜火车》《耶路撒冷》等长篇小说中，“运河”一直作为局部背景而反复出现，《北上》则第一次对京杭大运河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按其所言，“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20 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20 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也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⑧很显然，徐则臣已不满足于“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他试图借这次写作来实现“唤醒”运河这一巨大“野心”。

所谓“唤醒”也就是让运河真的“活起来”，因为只有“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祖先，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为此，作者一方面将运河史实化、语境化，从1901 年的运河漕运废止，一直写到2014 年的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旁及与运河相关的诸多史料史实，并将运河置入从晚清大变局时代（1901）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4）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历史与当下勾连相通，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建构起一部波澜壮阔、绵延古今的运河史，并以此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百年沧桑；另一方面将运河人情化、生活化，从丰富的人物、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和书写它。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被塑造成与运河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运河之子”，或为事业，或为志趣，或为生计，一直不曾远离运河左右，他们“北上”或“南下”的命运因为运河而跌宕起伏，也因为运河而紧密地交汇在一起，使得宽阔丰盈、奔腾不息的运河充满了人文情怀。反过来说，运河参与和见证了五个家族五代运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于他们而言，“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更重要的是，运河形塑着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家族精神谱系，永远流动在他们的身上和心底。两相映照，虚实相生，绘制出一幅如《清明上河图》般生动可感的历史画卷、文化画卷和生活画卷，既再现了“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又表现了“一条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和意义”。

总之，在小说的“虚构的历史”中，“运河”所表征的不再是那条长达1797 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而是有着丰厚人文历史蕴涵的“运河文化”，它接纳着个人与家族的悲欢离合，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可谓“中国文化的大动脉”。⑨饶有意味的是，大运河文化带已成为当下北京规划建设的三个文化带之一，这部“大河谭”一下子又具有了超越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这是历史的巧合，抑或历史的必然？

二 历史的虚构：实证精神、细节真实、情感真实与精神真实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而如何虚构却是门高深的学问。虚构不是天马行空、胡编乱造，恰恰相反，虚构的最终目的却是“真实”，更准确地说，是要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契约，那就是“真实可信”。“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可信的物质外壳，可能也就没有可信的灵魂和精神”⑩，“物质外壳”也就是小说中的物质世界和生活世界，它的可信与否取决于小说家究竟在调查研究上下了多少笨功夫。在我看来，这种“笨功夫”正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真功夫，也正是小说质量的可靠保证，对历史题材的写作而言更是如此。

毫无疑问，写了20 年小说的徐则臣是一个懂得也舍得下笨功夫的小说家。为了写《北上》，徐则臣可谓做足了准备：一是知识积累，从2003 年开始就大量搜集和阅读一切可能有用的材料，包括古今运河研究著作，以及苏伊士运河、伊利运河和阿姆斯特丹、俄罗斯的运河研究著作，还有从宋朝至今的关于运河的地图，乃至著名作家书写运河的书籍、安野光雅的随笔画集《中国的运河》，以及20 世纪中国史、世界史等各种相关资料；二是田野调查，将大运河重要的河段、城市、县镇都亲自走了一遍，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知行合一，徐则臣重返历史现场，重建历史情境，重塑历史人物，将虚构具化为“历史的虚构”，使整部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实证精神、细节真实、情感真实和精神真实。

实证精神和细节真实。一部虚构的小说是靠无数真实的细节一砖一瓦构筑起来的，而实证精神正是确保细节真实的专业精神。在《北上》中，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生活器物、地理饮食、人情风俗、情理逻辑等各方面的细节，比如八国联军进京，以身殉国的大将聂士成、教堂青楼、官员纤夫，运河沿岸各地的各种吃食菜名，邵伯船闸三室二闸的工作原理，船民的现代婚礼，如此等等，都经得起任何一个实证主义者的推敲，也几乎都经得起考据和还原。通过这些准确丰富的历史实证和历史细节，小说赢得了现代读者的信任，并在历史本来的实在生活和小说家想象的思辨生活之间建立了同构关系，而“在思辨生活与实在生活之间建立全面协调关系的自发倾向，最终应该视作实证精神最可贵的优势”。11 更重要的是，实证精神和细节真实还表现出作者对历史史实、历史人物和历史逻辑的尊重，我认为这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至关重要。比如义和团，作者既没有简单化、概念化地将其斥为“匪民”，也没有片面夸大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和革命意义，而是还原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性，一方面客观表现了清政府对义和团态度的犹疑多变，从最初的纵容姑息到收买利用到最后全面剿杀，充分展现了戊戌变法之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义和团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形象描绘了义和团拳民神奇的“护体神功大法”和“刀枪不入，灭洋顺清”等各种咒语，以及对洋人的极端憎恨、武力抵抗与狭隘复仇，对同胞的市侩阴险、暴戾凶残和滥杀无辜，写出了这群人的矛盾性，“他们勇猛又怯懦、精明又愚昧、真诚坦荡又虚伪投机、吃苦耐劳又溜奸耍滑、正大庄严又猥琐乖张、秉持公心又贪图私利、热情友爱又冷酷阴险、目力长远又狭隘短视”。我以为这些细节和判断是实证性的而非主观臆想的，是合乎历史史实和历史逻辑的，诚如李泽厚所言，“义和团是以农民为主体（部分地主也参加了）的反帝排外运动，为腐朽的清廷所利用。一方面它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小生产阶级盲目排外主义的封建性、落后性”。12总之，在过度迷信虚构的时代，在历史虚无主义袭扰文艺创作、各种“神剧”层出不穷的当下，徐则臣却一心追求物质的精确、细节的实证，殊为难得，颇有启示意义。

情感真实与精神真实。画论中有“实者逼肖，虚者自出”（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的观点，意思是，实境创造得形似逼真，虚境就会自然而然地生成，正所谓“以形写神”“以实显虚”。我以为小说创作同样如此：实证精神和细节真实还原了曾经真实存在却已消逝的一种历史生活，达到了逼真形似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虚”的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油然而生，达到了感动人心的效果。在整部小说中， 我以为“马福德”和“邵秉义”这两个人物塑造得最为丰满、最为动人，关键也正在于情感的真实与精神的真实。作为中外关系的表征，“马福德”的一生是传奇性的。意大利人费德尔•迪马克因为热爱马可波罗而来到中国，热爱威尼斯的水而想做“运河上的马克波罗，在水上走，在河边生活；像他那样跟中国人友好相处”，甚至“想娶一个中国姑娘做老婆”。1900年，作为水兵的费德尔奉命随军去北京保卫公馆，却爱上了风起淀年画世家的姑娘秦如玉，在经历残酷的战争、杀戮和受伤之后，他选择了逃离，来到如玉身边，二人最终来到蛮子营，以“马福德”为名过起了运河边的世俗生活，却未料想如玉在1934 年被日本兵的狼狗咬死，为给如玉复仇，马福德孤身一人夜闯日本鬼子小分队驻地，不幸殒命。作者以令人信服的细节描述了意大利人迪马克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中国人“马福德”的，尤其细致描绘了联军与义和团、清政府正规军的交战，以及借其朋友大卫布朗的信再现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的屠杀和抢劫，表达了对这场侵略战争深刻反思与批判，“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由此反衬出马福德对安稳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对邪恶势力的复仇，以及对祖国意大利的思念（为孙女取名“马思意”）等等，是多么真实的情感，这是一种超越国界、语言和文化的人类共通情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正义的精神。“生逢乱世，所有想过安稳日子的人，都把自己深深地埋进黑暗里”，“马福德”隐去了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身份，成为了历史的“沉默者”，但却无法隐去对中国运河和传统文化（比如年画）的情感认同，并以“太姥爷”的中国身份延续在马氏后人的情感记忆之中。进而言之，战争制造了灾难与仇恨，也促成了中外文化的交往与融合，正如战争暴露出人性之恶，也催生出人性之善（比如布朗信中写到的“动人的人性之光”），这是历史所呈现出的另一种残酷且悖谬的真实。

作为新旧关系的表征，邵秉义的悖谬在于，一方面他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现在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运河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运河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船运成了夕阳产业，他为自己成了“邵家跑船的终结者”而深感愧疚，因此在祖先坟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尊重和理解儿子邵星池上岸的选择，“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想法，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这个世界在变，年轻人就应该按年轻人的想法去活，去干”。在情感上他是“趋旧”的，怀着对祖传事业的敬重之情，对过去水上跑船生活的留念之情，以及对前现代内河水路交通衰败的惋惜和无奈之情；在理性上他又是“迎新”的，他不得不遵从新旧更迭、效率第一、经济进步等现代法则。作者写出了邵秉义在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怀的二律悖反之间的挣扎与苦痛，事实上也就表现了时代变迁、世界变化给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带来的激烈动荡，这种真实的体验引导人们重新思考 “新”与“旧”、“慢”与“快”的关系。小说中，作者借“小博物馆”民宿客栈董事长周海阔的话表明，“有时候慢未必就是慢，可能是快，只是我们没看出来。就像旧有时候并不是旧，而是更新。比如这个罗盘，放在这个新客栈里，它没有让客栈变旧，反倒让客栈更新”。延伸来说，运河不也是如此吗？许多地方的运河河段已经断流枯竭了，古老的运河仿佛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现在却突然又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运河文化带”，焕发出新的生机。

“新”可以成为“旧”，“旧”也可以成为“新”，“快”可能是“慢”，“慢”也可能是“快”，这算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正如克罗齐所言，“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13 。这正是其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形象表达。朱光潜曾在研究克罗齐历史学时对这一命题作了比较正确的解读：“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时的思索，打动现时的兴趣，和现时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现时思想活动中便不能复苏，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就这个意义说，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14 对于作家而言，只有认识到“历史的现时性”，正确把握历史与生活、与时代的关系，把历史和自己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才能够真正立足于当下这个时代和现实生活，以“历史的虚构”来唤醒“历史的真实”（“真历史”）。我以为，徐则臣认识到并艺术化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他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在结构上。

我曾说过，徐则臣是一位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的作家。就形式论，《北上》作者试图“写出一个跟自己以往的、跟别人的结构都不一样的”新结构：以一份2014 年的“考古报告”独立开篇，主要内容是一封写于1900 年7 月的意大利语信件，引出纵横百年的“三部曲”：第一部叙述百年前（1901 年）和百年后（2012 年，2014 年）两个时段的故事，重心在后者，讲述邵、谢、周、孙氏后代的当代生活；第二部分接着讲述百年前的“北上”故事和马福德的故事以及百年后马氏后代的故事，重心在前者；第三部分回到开篇的那封意大利语信，让邵、谢、周、孙、马五个家族的后代在同一个故事情境中相聚。就线索而言，是颇具难度的，简单来说：由一根线头分出古今两条线，古线又分出波罗•迪马克北上与其弟费德尔•迪马克北上两条子线，继而又各分出家族叙事的三根子线和一根子线，最后又收束为初始的一根线头。作者在多维叙事空间来回往复，各个故事独立成章又彼此暗暗勾连照应，形成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多线并进又交织的网状桔瓣型结构，匀称饱满，首尾圆合，可谓用心良苦。当然我也以为，第三部相较于内容宏阔、篇幅很长的第一部、第二部而言显得太过简略单薄，不妨独立成篇作为结尾，与独立成篇的开头形成首尾呼应，同时将“第一部”“第二部”改为“上部”“下部”，似乎更合“大河上下”之意，亦可收 “凤头猪肚豹尾”之结构功效。

结 语

正如狄尔泰所阐明的，“我进行思考所使用的语言和我的各种概念，都是在时间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对于那些存在于我内心之中的无法洞察的深度来说，我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15 是的，我们都是历史性存在，都是对历史进行静观默察的人，但对于“历史文学家”徐则臣来说，他凭借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文学家的想象虚构（研究）了一种历史，也创造了一种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历史”比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更真实，也更富有文学性和哲学意味，经得起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当然，历史本身又是需要保卫的，对于文学艺术而言，这种保卫不是说让文学成为历史学的演练场，而是说“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往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16

最后我想说的是：百年前，我们的先祖们不分中外、不分民族地在同一条船上迎接历史的风浪，组成了一个情感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百年后，我们不还是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应对历史挑战的“命运共同体”么？这样想来，《北上》的隐喻意义恐怕既是中国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吧！

注释：

① [ 德]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8 页。

②⑤徐则臣，张艳梅：《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张艳梅对话徐则臣》，《创作与评论》2014 年3 月号（下半月刊）。

③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 页。以下小说引文皆出自于此。

④ [ 美]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1 页。

⑥江飞：《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形式意识——徐则臣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 年第1 期。⑦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93、405 页。

⑧徐则臣：《徐则臣：用文化这把钥匙“唤醒”大运河》，《文汇报》2018 年11 月22 日。

⑨徐则臣说，“这条河在过去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动脉；在今天乃至将来，起码在文化的意义上，可能依然是我们的大动脉”。见徐则臣《怀念那些粗粝的生活》，《现代快报》2018 年8 月5 日。

⑩谢有顺：《成为小说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 页。

11[ 法] 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21 页。

12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83 页。

13[ 意]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 页。

1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367 页。

15[ 德] 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6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文艺报》2017年4 月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