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梁入馆与《清史稿》版本之争

基本信息

陶亚敏，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生；该文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文章注释删除，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弁言

1927年，即将结束使命的清史馆发生了一次重大人事变动——金梁入馆，这一变动对《清史稿》的编纂和刊印，以及后来的整理出版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在金梁入馆之前，经历了十三年之久的清史编纂工作进展缓慢，而且由于时局动荡，清史馆面临经费不继、人员凋零的困境。残烛之年的馆长赵尔巽对《清史》圆满定稿已经不抱希望，惟求能在自己残灯将灭之前以未定稿刊印发行，即《清史稿》。年富力强、有丰富的从政治史经验的金梁进入清史馆后，大大加快了《清史稿》的校对和刊印的步伐。然而，围绕金梁入馆，在清史馆内部引发了种种矛盾。金梁在没有得到清史馆的同意下，自作主张，对《清史稿》予以增删，付梓印刷，并将部分印本运往东北发行。清史馆察觉金梁此举，又予以更正，重新印刷，从而造成《清史稿》关外一次本、关内本和关外二次本等多种版本并存的局面。《清史稿》的版本之争，将金梁与其他编纂成员的矛盾推向顶峰，许多编纂者将金梁视为擅自篡改《清史稿》的祸首。

平心而论，金梁固然有自作主张，无视他人意见，私作刻记，并自称“总阅”这类有损史德的行径，但是金梁本人对《清史稿》编纂、校订和刊印仍然功大于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编纂过程中出现的缺憾。更为重要的是，金梁的许多工作是凭借个人力量进行的。在局势动荡之际，金梁坚守职责，校订不无合理（如删去《八线对数表》等凑数内容），使《清史稿》的收尾工作得以完成。

清史馆其他编纂成员未能理性看待金梁私改《清史稿》之举，更未能吸收金梁私改的合理之处，导致《清史稿》未能在集体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且所形成的关内本质量仍然不如出自金梁之手的关外一次本和关外二次本。之后，许多《清史稿》版本，特别是中华书局整理本均以金梁的关外二次本为基础，就充分说明金梁的工作得到了后世的认可。

金梁入馆是《清史稿》编纂和刊印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目前，对金梁入馆及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尚缺乏充分关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清史稿》在“出版说明”中对版本之争有所简述，但对金梁私改《清史稿》之事未加评论，仅说《清史稿》的刊印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后来清史馆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改动，不同意金梁的改动，遂将北京存书做了抽换，形成关内本。虽然，中华书局版《清史稿》已经说明采用金梁的关外二次本作为工作本，但是这段文字仍然给人造成金梁私改《清史稿》的负面印象。许多史学史著述在提及《清史稿》的编修过程时，都持类似观点，故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金梁在《清史稿》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未能深入认识，仅仅以其“私改”史书的负面形象加以概括定性。一些普及性文章更不例外，如金彭育在《“贼大胆”金梁》一文中不无幽默地称，金梁“老年时更是私自篡改《清史稿》，把他的‘贼大胆’发挥到了极致”。确切而言，这种主观认识延续了清史馆其他编修者对金梁的成见，使其形象刻板化。

有人认为，金梁趁北伐战争时局混乱之机，私改史稿，有违史书撰述原则，但使这部清代史料保存下来，所起作用“不容忽略”。笔者认为此说比较公允，但是该文受体例和篇幅限制，诸多问题未能展开详论。笔者在深入史料的基础上，对金梁入馆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予以解读，以期理性看待这桩史学编纂史上的公案。

一、入馆之前的金梁及清史馆

金梁，满洲正白旗人，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号息候、小肃，生于光绪四年（1878），卒于1962年，享年85岁。金梁出生于浙江杭州满营，后金功臣费英东系其远祖，祖父观成曾任四川川南知县，父亲凤瑞曾任乍浦驻防八旗副都统。

金梁的早年生活在杭州度过，人文气息浓厚的江南之地，对其影响甚大。青年时代的金梁比较倾向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空气十分紧张，金梁却上万言书请杀荣禄以谢天下。在万马齐喑的情势下，金梁以旗人身份上书，确实赢得时人好评。同时，金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金梁在杭州创立文明学社，倡导小学教育。次年，金梁在杭州旗营内开办尚武小学堂，附设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为驻防八旗子弟授课。

金梁在科场上十分顺利，二十七年（1901），金梁中举人；三十年（1904），时年28岁的金梁中甲辰科进士。科场题名后，金梁很快得到清廷重用，先后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议。又奉命前往奉天出任旗务处总办、新民府知府、清丈局局长、政务厅厅长。可以说，北京和奉天是金梁为官之地，仕途顺利的金梁对清廷具有效忠之心也是自然之事。

为官之余，金梁十分注重文献的搜集。在奉天期间，金梁对盛京行宫（今沈阳故宫）珍藏的图书、字画、古玩，加以记录整理，同时记录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人物事迹，日后编成《光宣小记》，为后世留下了若干史料。

在奉天期间，金梁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交往较多。武昌起义爆发后，关内多省宣告脱离清朝统治，清廷岌岌可危，京师人心不安，金梁心急如焚，建议赵尔巽率军入关，拱卫京师，但是赵尔巽对袁世凯占领汉阳后的局势持有乐观态度，认为南方“乱党”不久即可剿灭，同时赵尔巽依赖张作霖保全东北秩序。金梁对赵尔巽未能采纳其议而重用张作霖的做法颇有腹诽。他认为，清廷本来可以将关外作为退路，避开革命党人锋芒，而负有守土之责的赵尔巽，却依赖于张作霖，使东三省迅速成为张作霖势力范围，而稍后退位的“今上”只能局促于紫禁城后宫。无疑，这种成见影响到金梁与赵尔巽后来的私人关系。

辛亥革命后，金梁虽然眷念逊清皇室，但没有采取拒不与民国政府合作的态度，而是出任奉天洮尹道道尹、政务厅厅长、农商部秘书等职。同时，金梁屡屡出入逊清皇室，为退位的溥仪效力。张勋复辟期间，金梁任“内务府大臣”。1924年，溥仪“下诏”，命金梁协助郑孝胥管理内务府。可见，金梁在北洋时代游走于民国政府和逊清小朝廷之间，相当活跃。

即使在冯玉祥将溥仪驱离紫禁城后，金梁仍然拥戴溥仪。1925年元旦，前清遗老前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向避居使馆的溥仪“朝贺”，金梁亦在其间。正当“朝贺”之时，金梁突然放声大哭，掩面而去。

金梁一方面为溥仪复辟出谋划策，一方面从事文史研究。金梁供职逊清皇室“内务府”期间，整理宫藏古董字画，在养心殿中鉴定出“且丁鼎”和“散氏盘”，并将这两件青铜器的照片和铭文拓片送给考古学家。1922年，金梁和罗振玉、宝熙听闻“同懋增”商号已经收购大内档案八千多袋，准备运往定兴县制成祭奠用的还魂纸，急忙协商出价买下，从而避免了一场史料浩劫。

在金梁进出紫禁城小朝廷的同时，清史馆也在东华门内开展编修工作。清史馆是1914年依照袁世凯颁布的大总统令成立的，以赵尔巽为馆长。当时，史学界对编修清史甚为重视，普遍认为此举不仅将沿用二十四史的纪传体，而且也是纪传体正史系列的收尾之作：“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以后史体例如何自当别议。”不言而喻，未来的中国史书编修将不再采用明显带有帝王本位色彩的纪传体。

包括梁启超、袁励准、柳诒徵在内的知名学者曾对编修清史的体例提出种种主张。梁启超曾建议仿照《史记》的《吕太后本纪》，在即将开编的《清史》中为慈禧太后单独开立本纪。然而，清史馆一开始就由赵尔巽、于式枚和缪荃孙等逊清遗老所把持，其聘用的编修者虽然也有以史学见长的学者如柯劭忞、夏孙桐、沈曾植等，但更多的是缺乏编纂经验的遗老成员。而且民国政府成立清史馆的初衷也不在于为后世留下一部高质量的《清史》，而是效仿清朝利用编修明史来笼络反清文人之举，以编修清史为名来消泯一些遗老的不合作立场。这就决定了清史馆编修者的水平参差不齐。

在赵尔巽主持下，清史馆编修进程缓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朱师辙回忆称，诸多编修者“多懒于翻书考证，仅据国史之传而删节之，翻实录及东华录尚嫌其烦”。有的编修者甚至请人代笔捉刀，自己安然享受薪酬，“有请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学术”。尤为突出的是，清史馆内编修者彼此怀有成见，协作能力低下。

1926年9月，赵尔巽计划尽快完成编修，并以两年为限，但由于自身健康状况日渐不佳，赵尔巽于次年春变更设想，提出以史稿为名刊刻发行，并以出售史稿所得收入来支付拖欠已久的编修者薪酬，此议得到多数编修者的赞同。但也有人持有异议，夏孙桐就曾致函赵尔巽，反对仓促结束编修，他以咸同两朝列传尚存在的问题为例，来说明编修工作务必继续的理由：“原稿事实，泛取家乘野记，核之官书，多有舛误，名为修正，实同重撰，即此两朝，非经年不能就绪。”他建议把稿件“互相校阅，以资攻错，……实事求是，逐加修正，无言务延总阅，全体讨论，以期详审，期以三年集事。”

但是，夏孙桐的主张没有得到大多数编修者的支持。为此，他感到非常遗憾：“预定三年告成，甫逾半年，馆长忽欲全稿付印，弟力争为不可，同人附和馆长者多，相持久之，而馆长病矣，病中尤急不可待。”可见，尽快结束旷日持久的清史编修工作，是大多数编修者的强烈愿望，也是清史馆人心涣散的必然结果。

清史馆成立后，金梁没有应聘参加编修，虽然他与清史馆近在咫尺，但是从未涉足其中。其间，金梁与清史馆赵尔巽和柯劭忞等人仍然时有交往。1925年5月，金梁请赵尔巽为其所著的《黑龙江通志纲要》题签，虽然两人的关系远不及辛亥之前，但是金梁仍然视赵尔巽为支持复辟的同道者。1924年3月，金梁向溥仪推荐赵尔巽和罗振玉等人，希望溥仪能重用这些人，襄助复辟。

就在清史馆即将结束、赵尔巽也行将辞世之际，金梁却突然进入清史馆，承担了《清史稿》的校对和刊印工作，并围绕着版本之事引发一场风波。

二、金梁入馆

与清史馆并无关涉的金梁，何以此时进入人员凋零的清史馆？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要从清史馆的经费枯竭以及袁金铠争取拨款说起。

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清史馆的运作。袁世凯当政的时候，清史馆经费比较充裕，许多经济比较拮据的遗老正是冲着薪酬优厚而登门应聘。袁死后，民国政局极为动荡，国家财政收支混乱，军费开支浩大，更加之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人对清史编修不甚热心，而且与身为馆长的赵尔巽关系比较疏远。同时，清史馆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经费开支难以节度。在这种情况下，清史馆经费开源既难，节流亦难，馆员薪酬，屡屡拖欠。许多编修者眼看薪酬无着，就辞职离馆。社会上也对清史编修日渐淡忘，清史馆也就难以通过社会捐款来维持运作。

1926年，奉军在南口大战击败冯玉祥国民军，完全控制京津。由于张作霖和赵尔巽私人关系比较密切，赵尔巽就希冀通过本人与张作霖的关系来解决经费问题，他向袁金铠提出请张作霖拨款资助清史馆之事，袁金铠允诺。

袁金铠，字洁珊，奉天辽阳人，属汉军正黄旗。辛亥前，袁金铠任奉天谘议局副议长，与赵尔巽和金梁均有密切的私人交往。清史馆成立之初，袁金铠应聘担任总纂之职。但袁金铠本非史才，仅是把清史馆当作暂栖之地，对从政倒是极为热衷。1915年，在北京深感失意的袁金铠回到奉天，投靠张作霖，自然也就脱离了清史馆。对于袁金铠离馆，赵尔巽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此时，袁金铠得到张作霖重用，随同奉军入关，赵尔巽按压成见，请求袁金铠代为乞援。

经袁金铠代为陈说后，张作霖同意拨款资助。清史馆终于重获甘霖。袁金铠也通过成功谋求拨款，重新进入清史馆，并以清史馆恩人自居。此时，赵尔巽已经是风烛残年，袁金铠遂成为清史馆的实际主持人。但袁金铠因为政治活动频繁，分身乏术，遂邀请金梁入馆，协助自己主持清史编修的收尾事宜。

金梁接到袁金铠的邀请后，欣然应允，但是要求在清史馆内得到协修的职名。赵尔巽对金梁的这一要求比较反感，立即予以拒绝，仅让金梁担任校对。赵尔巽的决定使金梁大感失望，但是仍然接受任命。这样，金梁得以进入清史馆。

1927年8月，病入膏肓的赵尔巽召见袁金铠和朱师辙，交代身后之事，并任命袁金铠为总司排印，朱师辙为总司排纂。从赵临终之前的安排来看，他更多地寄希望于自始至终未离开清史馆的朱师辙，而非游走于官场的袁金铠。

9月3日，赵尔巽病故。15日，时任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张作霖颁布“大元帅训令”，续聘总纂柯绍忞兼代馆长。柯绍忞仅是挂名馆长，袁金铠则通过本人与张作霖的密切关系，利用拨款之便，暗中操控清史馆。而金梁也依靠袁金铠，迅速成为清史馆的骨干人物。由此，清史馆的运作就不可避免地与赵尔巽生前的安排背道而驰。

此时，接任赵尔巽的柯绍忞也是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手颤不已，书写文字潦草难识，加之记忆力减退，以至于“别人不识，自己亦不能辨”。显然，由柯来主持清史馆的收尾，超出了这位老人的体力限度。同时，柯劭忞与袁金铠关系不睦，柯在事实上被搁置一旁：“尔巽卒，柯劭忞代之，与袁金铠意又不合，不阅史稿，即付金手，金几执全权，随校随刊。”显然，朱认为，金梁之所以能暗中掌控清史馆，造成日后《清史稿》版本之争，与柯劭忞的随意放手有很大的关系。

简言之，在政局动荡之际，清史编修虽然以《清史稿》为名仓促收尾，但是遗留的问题依然千头万绪，需要得力而高效的组织者来协调运作。

三、金梁入馆后的清史馆内部纷争

金梁进入清史馆后，对清史馆工作状况的疲沓低效感到触目惊心，“积稿盈百十箱，充满数屋，而成书尚无期矣”。为此，金梁对编修工作为投入，“排日付印，如编新闻者，主笔督催，手民侍立，无复有片刻之暇……随引随发，前后不遑兼顾。”

然而，其他编修者对金梁的到来颇有成见，“时颇有议之者，然金梁貌极恭谨，众亦不复为其怀有野心”。但是碍于袁金铠的面子，未做掣肘。金梁一向心高气傲，陈黼宸撰文说：“初见时，息侯方少年志锐，甚议论，古今天下事，滔滔不绝于口。……后三年见之，善谈论尤昔日，而英气内含，时时有自敛，抑不复如前之圭角。……又两年，余居京师，久观其汲引同类皇皇若不及，与人交言无不信，勇于从善而不以声色。……又七年见之，则貌益加温，气益加和，言论益平易近人，而色然若有深，伏于当世者。”陈于1917年病故，所以未能亲见金梁在清史馆中与同事的纠纷。但金梁这种性格的确给本已脆弱不堪的馆内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从金梁多年后发表的回忆来看，当时清史馆内部就定稿、统稿以及编印发行等诸多细节问题存有分歧，而金梁在内中的倾向显得格外重要。围绕《清史稿》是否保留《宣统本纪》这一问题，清史馆内部的激烈争论及最终结果就反映出这一点。

原先，柯绍忞曾赞成立《宣统本纪》，珣瑞遵照柯绍忞的嘱托，起草了这篇文字极为敏感的本纪。奭良在珣瑞稿子的基础上，加以润色修改。赵尔巽更是不敢怠慢，亲自审阅，屡经推敲，最后方才定稿。然而，就在《清史稿》即将付梓之际，已经继任馆长的柯绍忞又要求删掉《宣统本纪》，奭良为此十分恼怒，王树枏也反对柯议。为此，王担心金梁附和柯绍忞，就亲自来到金梁处面谈。据金梁记载，当时王情绪激动，持杖击案，责问金梁为何不向柯绍忞据理力争，金梁以“必不使删此纪”之语作答，王方才息怒，并告以金梁曰：“此事全在君矣。”最后，在金梁支持下，《宣统本纪》得以在《清史稿》中保留下来。若无金梁大力支持，恐怕《清史稿》内就缺失一篇与《史记·孝武本纪》（实为司马迁所构想的《今上本纪》）遥相呼应的《宣统本纪》了。将“今上”溥仪列入《清史稿》本纪，是大不敬之举，而身为遗老的金梁能破除陈见，支持保留《宣统本纪》，的确难能可贵。

四、《清史稿》的版本纠纷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北伐，奉军连遭败绩，张作霖酝酿放弃京津，退守关外“保境安民”，无暇过问清史馆事务。如此，清史馆将完全失去经费来源。在局势动荡之际，一些编修者已经不再来馆应卯，形如鸟兽四散，稿件更有毁于兵燹的危险，金梁在事实上承担起保护史稿，并继续从事收尾工作的责任。金梁雇佣车马，将成箱史稿从东华门内搬运至自己寓所，加快编校进度，“史稿五百卷，乃十之七八校刊未竣，……不得已，携归私寓，日夕赶办，撰校兼行，一月之内，补至百卷”。对金梁深怀成见的朱师辙对这一情景记述道：“十七年夏，南军北进，监闭禁城，史馆在东华门内，校刻未竣者，尚十之一二，金乃移归私寓续成之，不免多所改窜。”

金梁在没有得到其他编修者同意的情况下，加入张勋、康有为和张彪三人的传记，他为自己这一举动解释道：

余为清史撰“张康合传”，论引《明史·遗臣传》。盖一朝史传，以事传人，亦以人传事。张、康二人，例应有传，而复辟出宫，事皆在后，亦无此无以附见。然此非深知史事者，不能与之言也。难矣。

金梁在《四朝佚闻》中，又解释道：“张勋传兼详复辟，康有为传兼叙移宫，皆各有立言之要，非贸焉撰笔而已。”当时，张勋、康有为和张彪都已经离世，因而完全可以将三人传记补入《清史稿》。而且，此三人生前效忠清朝，故补入三人传记并无损于《清史稿》维护清朝历史形象的原则。若金梁所改仅止于此的话，则尚有可能得到馆内同人的理解，然而金梁的改动却触及事关名分的编修者名单，从而引起了其他编修者的公愤。

金梁将史稿携回寓所后，利用其他编修者无法寓目之机，自行修改名单，将自己称为“总阅”，又撰写了《校刻记》。经此修改后，金梁即将书稿送交刊印，共印书1100部，其中400部被金梁运往关外发行，这批书称为关外本，即关外一次本。

清史馆的其他编修者翻阅期待已久的《清史稿》时，却发现金梁对《清史稿》原稿私自作了改动。张尔田致信夏孙桐时讲述自己如何发现金梁改动的经过：

仆自丁忧复来，至民国十年，始行离馆，故结束时，仆未在场，言之恐易错误。偶取金梁清史校刻记，一为翻阅，则与仆所见所闻，大有不同，即如地理志，当初本系每人分纂，后始归秦幼衡一人，今地志中，江苏一卷，尚是仆之原稿，后妃传初稿，亦是仆与吴印臣合纂，吴辑长编，仆任撰文，金记皆未详述，且遗漏印臣之名，此但就仆一人经过者言之，已多不符事实，他人更可想而知。”

尤为让其他编修者不满的是金梁擅自改动编修者名单，并自抬身价。张尔田在信中极为鄙夷地说：“又金梁系办理校刻之人，后来私印本，竟添入‘总阅’二字，居然以总裁自命，尤为有意欺人，他若所撰清帝外纪、清后外纪等，殆无一而不妄。”

编修者要求更正被编修者名单，以免以讹传讹。张尔田在致夏孙桐的信中表达这一要求：“闻（金梁）近日又出笔记多种，无非大吹其修史之功，新学小生，以其系旗人，熟悉满洲掌故，颇有信其说者，今得尊书，大明真相，讲演时，当详告诸生，无使金一人居功，而我辈代为之分谤也。”

由此，代馆长柯劭忞遂召集王树枏、夏孙桐、金兆丰、张书云、戴锡章、奭良、朱师辙等讨论其事，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决定将北京的存书进行抽换、改动，由朱师辙具体执行。这样，一度停顿的清史馆为了回击金梁的改动，又一次紧张运作起来，最终形成有别于关外一次本的关内本。

关内本对关外一次本具体抽换改动如下：

（1）重新开列卷首编纂人员名单

删去关外一次本中的于式枚总阅一职名，因清史馆实无总阅之职名。

总纂名单删去未参与撰稿者郭曾炘、李家驹两人，将金兆蕃列入纂修者名单。

纂修名单删去顾瑗、杨钟羲、简朝亮、袁克文四人职名，因为此四人为未就职或去职、名誉之故。

协修者名单中删去未到馆之吕钰等十五人，以及已经列入纂修者名单唐恩溥一人，共十六人，增漏列协修袁嘉谷、唐邦治二人，关内本协修共四十四人。

增列校勘兼协修孟昭墉。

删去关外一次本所列文牍、图书、会计、庶务科长及收发处长职名。

校勘者名单删去孟昭墉、诸以仁，增列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史锡华、曾恕传五人姓名。

收掌名单删去董峻清、秦化田、史锡华、惠澂四人，增列尚希程、王文著二人。

删去袁金铠职名后“总阅”二字，改为总理史稿发刊事宜。

删去金梁职名后“事宜总阅”四字，改为总理史稿校刻。

（2）删去金梁所写的“校刻记”二页。

（3）《艺文志序》原稿二页，金梁改动内容减为一页，改还原稿。

（4）列传二百六十卷中，抽换张勋、康有为传，改写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劳、沈二人乃从二百五十九卷中分出，因此总目第二百五十九卷、二百六十卷传目，两个版本不同。

（5）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

（6）儒林传二，朱骏声改为正传，而以朱孔彰附之。

（7）其他抽改残篇三十余页。如列传之删改，以光、宣两朝为多。儒林、文苑、亦有增改。

关内本与关外一次本，版本大小一样，刻本三十字一行，每部一百三十本，目录一本共一百三十一本。

不难看出，关内本改动最多的是卷首的编修者名单，而对于正文部分则改动不多，尤其是颇占篇幅，却又无关史事的“八线对数表”丝毫未动。可以说，柯劭忞等人一改先前的疲沓之风，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着力修改关外一次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争夺名分的需求，对于提高《清史稿》质量并未充分关注，以至于关内本仍存在当改未改之处，而且抽换张勋等人传记，也属于意气之争。

关内本成书后大多存于清史馆中，仅有少数部分流出。1928年6月，奉军撤离北京。清史馆也结束使命，由故宫博物院接收查点。除金梁之外的原清史馆成员也不再介入《清史稿》修订刊印之事。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认为《清史稿》的两个版本均有违碍与谬误，报请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予以禁止发行。当《清史稿》关内本、关外一次本被禁止发行时，金梁又将关外一次本加以修正，在东北影印发售，称为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该版本将全书由536卷缩减为529卷。值得一提的是，金梁在此次修改中，删掉了《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217页，另将张彪传目删去。不久，金梁在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的基础上又加修改，在文苑传二，姚鼎传后补入陈黌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并压缩赵尔巽传的内容。这一版本即关外二次本。

至此，《清史稿》编修者再无人做修订增补。关外二次本也就成为全面整理前的《清史稿》定本。从关外一次本、关内本到关外二次本完成的过程中，虽然金梁与其他编修者的矛盾以版本分歧而达于顶点，但是并未演化为唇枪舌剑的笔舌之争。金梁也没有放弃对《清史稿》的修订，删去不伦不类的“八线对数表”，从而使《清史稿》进一步完善，为后来的整理出版创造了良好基础。

结语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刊印后，由于日军侵华形势日渐露骨，局势更为动荡，因而该版本同样流传不广。九一八事变后，金梁认为复辟时机已到，曾任奉天地方维持会委员、伪满奉天博物馆馆长、奉天通志馆总纂，奉天四库全书馆（文溯阁）作办。毋庸讳言，效力伪满是金梁人生的极大污点。所幸的是，金梁在伪满任职时间不长，很快就离开东北，返回天津。京津沦陷后，金梁拒绝王揖唐的“邀请”。因而抗战胜利后，金梁得以免脱惩办。

新中国成立后，金梁被聘为文史馆馆员，直至1963年去世。其间，中华书局开始整理二十五史，但是《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尚未提上日程，因而不可能设想金梁能在整理《清史稿》的工作中发挥余热。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华书局才开始整理《清史稿》。

1976年7月至1977年12月，北京中华书局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以关内本，关外本为校勘本，加以标点、分段，将《清史稿》点校排印，将原总目五卷合并，不再分卷，分48册出版发行。尽管，中华书局整理《清史稿》仍略显仓促，而且有不足之处，但是仍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中华书局将关外二次本作为工作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金梁对《清史稿》的贡献。

以今天眼光来看，金梁虽然入馆甚晚，且怀有自抬身价的不良动机，但是他在清史馆编修者群体中，是最为积极的一员。若无金梁在后期阶段的奋力一搏，《清史稿》能否刊出，是很大的悬念，甚至极有可能留下卷帙浩繁的未刊稿，而极为看重民国正朔的国民政府也断不会不加删改就出版《清史稿》。清史馆其他编修者虽然对金梁在关外一次本中的改动有所纠正，但是多集中于编修者名单的改正，未能利用此机，进一步完善《清史稿》质量。从而使得《清史稿》的版本之争蒙上了争夺名分的非学术色彩，自然无助于提升《清史稿》的编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