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亚敏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金梁是《清史稿》编修和刊印过程中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1927年，金梁通过袁金铠的关系进入即将结束使命的清史馆。由于金梁为人好露锋芒，引起馆内诸多成员的不满。金梁在没有得到众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清史稿》予以增补，造成日后《清史稿》关外一次本、关内本和关外二次本诸多版本互异并存的现象，激化了金梁本人与其他编纂成员的矛盾。许多人将金梁视为私改《清史稿》的祸首。平心而论，其他编修对金梁的指摘基本上系意气之争，缺乏理性。金梁本人于《清史稿》的编修功大于过，并且多少弥补了编纂过程中出现的缺憾。中华书局以关外二次本作为校订《清史稿》的底本就补证了这一点。所以，应当对金梁的工作予以肯定。

金梁（1878～1962）

1927年，即将结束使命的清史馆发生了一次人事变动一一金梁入馆。这一看似平常无奇的人事变动，对《清史稿》的编纂和刊印以及后来的整理出版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在金梁入馆之前，历时13年之久的清史编纂工作进展慢，而且由于时局动荡，清史馆面临经费不继、人员凋零的困境。残烛之年的馆长赵尔巽对《清史》圆满定稿已经不抱期望，惟求能在自己残灯将灭之前以未定稿刊印发行，即《清史稿》。赵尔巽于1927年9月去世。但《清史稿》的收尾工作仍然千头万绪，亟须尽快完成，否则随时有可能无果而终。

正是年富力强、有丰富从政治史经验的金梁进入清史馆后，大大加快了《清史稿》校对和刊印的步伐。然而，围绕金梁入馆，在清史馆内部引发了种种矛盾。金梁在没有得到清史馆的同意下，自作主张，对《清史稿》予以增删，付梓印刷，并将印成的1100部《清史稿》中的400部运往东北发行。清史馆察觉金梁此举后，为之哗然，随即予以更正，重新印刷，从而造成《清史稿》关外一次本、关内本和关外二次本等多种版本并存的局面。《清史稿》的版本之争，将金梁与其他编修成员的矛盾推向顶峰，许多编修者将金梁视为擅自篡改《清史稿》的祸首。

平心而论，金梁固然有自作主张、无视他人意见、私作刻记并自称“总阅”这类有损史德的行为，但是金梁本人对《清史稿》编纂、校订和刊印仍然功大于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编纂过程中出现的缺憾。更为重要的是，金梁的许多工作是凭借个人力量进行的。在局势动荡之际，金梁保护存稿，坚守职责，其校订亦有合理之处，如删去《八线对数表》这类凑数内容，使《清史稿》的收尾工作得以完成，使中国纪传体正史系列避免了缺失清史部分的重大遗憾。然而，清史馆其他编修成员未理性看待金梁私改《清史稿》之举，更未吸收金梁私改的合理之处，导致《清史稿》未能在集体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且所形成的关内本质量仍然不如出自金梁之手的关外一次本和关外二次本。之后，许多《清史稿》版本，特别是中华书局整理本均以金梁的关外二次本为基础，就充分说明后世对金梁工作的认可。

金梁入馆及私改史稿是《清史稿》编修和刊印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目前，对金梁入馆及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尚缺乏充分关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清史稿》在“出版说明”中对版本之争有所简述，但对金梁私改《清史稿》之事未加评论，仅说《清史稿》的刊印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后来清史馆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改动，不同意金梁的改动，遂将北京存书做了抽换，形成关内本。虽然，中华书局版《清史稿》已经说明采用金梁的关外二次本作为工作本，但是这段文字仍然给人造成金梁私改《清史稿》的负面印象。许多史学史著述在提及《清史稿》的编修过程时都持类似观点，故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金梁在《清史稿》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未能深入认识，仅仅以其“私改”史书的负面形象加以概括定性。一些普及性文章更不例外，如金彭育在《“贼大胆”金梁》一文中不无幽默地称，金梁“老年时更是私自篡改《清史稿》，把他的“贼大胆’发挥到了极致”。确切而言，这种主观色彩较强的认识延续了清史馆其他编修者对金梁的成见，使其形象刻板化。赵少锋先生认为，金梁趁北伐战争时局混乱之机，私改史稿，有违史书撰述原则，但使这部清代史料保存下来，所起作用“不容忽略”。应该说此种认识比较公允，但是该文受体例和篇幅限制，对诸多问题未能展开详论。笔者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金梁入馆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予以解读，以期理性看待这桩史学编纂史上的公案，并请诸位同仁赐教指正。

1976年7月至1977年12月，中华书局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底本，以关内本、关外本为校勘本加以标点、分段，将《清史稿》点校排印，将原总目5卷合并，不再分卷，分48册出版发行。尽管中华书局整理《清史稿》仍略显仓促，而且有不足之处，但仍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中华书局将关外二次本作为工作底本，就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金梁对《清史稿》的贡献。中华书局版《清史稿》“出版说明”只提及6名编修者姓名，即赵尔巽、柯劭忞、袁金铠、劳乃宣、沈曾植与金梁，其他编修者均略而不提。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金梁在《清史稿》后期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得到了整理者的认可。

以今天眼光来看，金梁虽然入馆甚晚，且怀有自抬身价的不良动机，但是他在清史馆编修者群体中是最为积极的一员。若无金梁在后期阶段的奋力一博，《清史稿》能否刊出是有很大悬念的，甚至极有可能留下卷帙浩繁的未刊稿，而极为看重民国正朔的国民政府也断不会不加删改就出版《清史稿》。清史馆其他编修者虽然对金梁在关外一次本中的改动有所纠正，但是多集中于编修者名单的改正，未能利用此机进一步完善《清史稿》编修质量，反而使得《清史稿》的版本之争蒙上了争夺名分的非学术色彩，自然无助于提升《清史稿》的编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