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书

1932年11月下旬，时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吴震修先生49周岁生日前夕，接到了爱子吴邦本的一封家书，全文如下：

父亲、母亲：

我险些儿忘了，本月二十一日是父亲的五十大庆。我想父亲在家与不在家，家里一定都有一番热闹的气象。从前好像听见父亲说过：一个人到了五十岁，才配称经验丰富，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换句话说：五十岁以后，可算人生的黄金时代了。照这样看，父亲的黄金时代将要开始。父亲有什么计划？预备怎样渡过这黄金时代呢？

换句话说：请问父亲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究竟打算走一条什么道路？不知父亲对于过去的种种生了什么感觉？父亲以为自己已往的所作所为是正确呢？还是错误？我敢断定父亲一定感觉到在过去中是有错误的；我想这种错误，在将临的黄金时代中，当然没有复现的可能。总之，父亲既然有敏捷的思想，锐利的眼光，切莫辜负了那将临的黄金时代。敬祝父亲母亲快乐。

男邦本叩

今日下午无课拿起笔来就胡扯，请父亲恕我。祖父前代为请安。

对于此信，吴震修感慨万分，特意致函中国银行内刊《中行生活》编辑，称：“昨日接到小儿邦本一函，家父阅后大笑，谓常说‘庭训’，此直是‘训庭’矣。”他希望刊登这封信，“非欲为犬子揄扬，亦并不愿以此见乃父之不肖。”他以为：“确至今日，方知已往四十九年之非，因儿子一信，不免多所感触，并可以见教育之功效，无所不至。”

吴震修，名荣鬯，以字行，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幼入私塾读书，后考取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第六局局长、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民国九年（1920年）应留日同学、北京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的邀请，担任该行总文书。1926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驻南昌，他与江浙财团代表人物陈光甫、钱新之等人，组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先后担任筹发“二五库券”等工作。1928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并短期担任过上海市代理市长。他因不愿从政，不久又重回中国银行，担任该行南京分行经理。

吴震修

银行生活的安定性，对吴震修颇具吸引力。1933年5月，他在视察辖属扬州支行时坦承：“即以鄙人而论，从前曾在军政、外交各界服务，并无定处，但是到了我行，便有永久服务的志愿，中间虽有友人及其他银行找到我，但我绝不为动，固由于行中待我甚厚，而生活方面确较他界安定，使我得专心于此。”

据上海市档案馆邢建榕研究员介绍，民国时期京剧艺术家与银行家的关系十分密切，梅兰芳也不例外。在他身边，总有一大帮子朋友，人称“梅党”。吴震修即是铁杆“梅党”之一，人称吴二爷。梅兰芳久演不衰的《霸王别姬》，取材于司马迁《史记》，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吴震修倾注了大量心血。齐如山执笔的初稿场次很多，要演两天才能演完。吴震修知道后，认为两天的戏份太长了，可压缩到一天。但齐如山不乐意，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吴震修干脆将本子带回家，亲自操刀，将本子改得人人叫好，齐如山亦十分叹服，两人于是重归于好。1935年2月，梅兰芳率剧团赴苏联演出时，吴震修之子吴邦本还担任了随团的庶务兼翻译。

1935年，梅兰芳在欧洲与吴邦本等合影

然而，这种安定并不长久。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逼南京，南京分行迁往汉口，吴震修未去。他曾遭蓝衣社袭击，好不容易才幸免于难。之后，历尽周转，携妻儿避往上海法租界富民路弟弟家中。之后吴家发生了诸多不幸，他心爱的儿子因伤寒死去，夫人由于相继发生的不幸而精神失常。日人西义显在《日华“和平工作”秘史》一书中如此描述吴震修：“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他虽然活着，却变成了信仰寂光净土的人。”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内的中国银行被汪伪政府接收，成立了伪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下辖沦陷区内的沪、宁、杭等行。吴震修在日伪强迫之下出任要职。据其自述，主要是为了保护行产，保障存户的利益及维持中行员工的生活。在改组复业前夕，他曾委托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经理胡熙伯专程到安徽屯溪（国统区），通过当地中行自设电台，向重庆中国银行总经理详细报告日伪强迫改组复业情形，并申述苦衷。电文称：“在沪诸友云，同人非为名利，大家如在集中营一样，绝对不能自由，一切毫无办法，震修为维持10万户以上之存户，千数以上之员役，不惜自己牺牲，拿中储的钱，还本行的债，挽回已入敌方之资产，而免弄光。让他人来干，势必更糟，所以推冯为董事长，未到，由吴暂代者，均为避免敌方另派人来，其苦心实可佩，此点应向总处陈明云云。”

抗战胜利后，吴震修在向当局作有关中国银行改组“复业”情况报告时，上述电报稿用作重要附件之一，以表明他并非甘心附逆，而是另有苦衷。当时抗战方告结束，许多事情尚待查清，吴震修曾一度被军统机关派员监视。在此期间，他写信给其旧友，包括政界及商界的显要人物，如张群、张嘉璈、陈其采及宋汉章等人。这些人在复信中对吴表示谅解和关切，并愿意疏通。如张嘉璈即称：“吾兄一番为行事苦衷，多数谅解，望镇静坦白处之”；“唯无私利私欲者必得最后之同情。”不久，上海法院以“吴震修汉奸嫌疑一案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审理”了结。吴震修获得了自由。

上海解放后，吴震修应聘去北京，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1952年，他被批准离职带薪，回沪休养。1966年12月31日，吴震修在上海病逝，享年83岁。

吴震修的余生，应该过得相当坦然。因为事实毕竟应验了当年爱子家书上的那句话：“父亲既然有敏捷的思想，锐利的眼光，切莫辜负了那将临的黄金时代。”

俭德

盛竹书，字炳纪，浙江镇海人，清咸丰十年（1860年）生，秀才出身。曾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汉口分行及上海分行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等，上海银行公会第二、三、五届会长。其间创设上海《银行周报》，筹建上海票据交易所、征信所等。1927年去世。

盛竹书

盛竹书担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年已六十余，而精神矍铄，有逾常人，平时待人接物，和气又热忱。“人之接近先生者，亦油然自生其敬爱之心。”故当时同人凡称先生者，不论当面与否，咸称之为“老伯伯”，而盛竹书亦怡然应之。“盖先生为鄞人，鄞俗之称‘老伯伯’，尊称也。”

盛竹书律己俭，而待人厚。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有一位职员，“籍华南，因道远非五十日不得达，只身旅沪三四载，未尝一归。”盛竹书听闻此事后提出：“上有老母，下有弱妻，出门数载，不得宁其家，非人情也。”为此，他专门请示总管理处同意，“特予给假半年，并赠川资，速之归。”

当时盛竹书寓行内，而同人亦多寓行内宿舍。公余之暇，他“辄召同人入其退闲之室”，随意清谈，问长道短，于同人生活状况备极注意，“尤时时以俭约相规劝”。他还以自己的切身体会与同人分享：“余初至汉皋，为社会服务，一身之外无长物。然而今日之我，与初至汉时之生活，固无稍异也。现在年届六旬，年届冬令，亲友恒劝稍进补品。然余晨起，日进鸡卵两枚，牛乳一杯，享用不已丰欤？”

1923年4月，在汉口举办的全国银行公会第四届联合会议上，盛竹书专门提出了“尊重商德拟请银行界首先提倡案”。此事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响应，在当时银行业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首先提出了尊重商德的问题：“窃思晚近世风不古，人心险恶，道德沦亡达于极点。即就商业而论，以狡诈为能事，以倾轧为惯技，论人之短，炫己之长，小本营业固无论矣，即大而实业工厂亦往往有之，欲求提高商德，共相维护，殆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在尊重商德上，银行业社会影响较大，应当起表率作用。盛竹书认为，“吾银行同业事事公开，与他种营业情形迥异，而团体固结又非其他商业可比，且自各地公会成立以来，彼此感情益形联络，固不患染此恶习。”然而，他也认为，“然近来各地银行纷纷开办，地面既阔，人数尤多，若非先时防维，难免不为习俗所移，况银行营业关系社会经济至巨且大，设或偶沾习气，影响较他业为尤甚。”因此，他提议，“请我银行同业各自以身作则，互相纠正，为外界所推重，作各业之表率。”

银行行员的行为规范，同样也非常重要。盛竹书认为，“近今世俗专尚奢侈，生活程度日高一日。银行行员兢兢自守，固不乏人，而或因交际广阔，入不敷出，亦实繁有徒。”另一方面，“银行因预算限制，固属爱莫能助，然长此以往，直接虽只关个人，而间接究有碍职务。”因此，他郑重建议，“拟请我银行同事组织公共俭德会，严订规则，俾各遵守，以资默化。”

有一个好的想法固属不易，但真正落实这个想法则更属不易。在此次的提案中，盛竹书还具体提出了《银行俭德会试行章程》，明确提出：“俭乃德之本，欲崇尚道德，应先从‘俭’字入手，本会以力从节俭，维护道德为宗旨。”该会由银行界先行提倡，以各银行行员组织之，会员以各银行行员为限。正、副会长由各行经副理任之，会计员由各行会计主任担任，文牍员由各行文牍主任担任，庶务员由各行庶务员担任。会员概不纳费，凡有印刷、纸张等费，由各行作正开支。

盛竹书拟订的《银行俭德会试行章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盛竹书还就节俭事项起草了具体规则。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甲）情仪

凡各行本行会员有婚丧大事，应送情仪。经副理每人致送洋一元，各主任每二人合送洋一元，科员助员三人或五人合送洋一元；即本行经副理家有喜事等情，亦照此致送。惟练习生除有姻世谊，由家属自送外，在行概不致送。甲行与乙行会员，即联行与联行会员，如遇婚丧大事，除各行经副理外，概不分送请柬；如关于个人有姻世谊，不在此例，但送礼最多以二元为限。

近来俗尚遇亲友喜庆等事，动辄以数人具名情仪，分福禄寿喜等级，分送填注。往往论交情并无喜字资格，论地位不得不填福字，殊与礼尚往来之义大相背谬，本会应请裁制。

近今习惯，遇友人四旬、五旬诞辰，往往广集公份，同为庆祝。为友人诞辰藉作纪念，原无不可，但按诸惜财惜福之义，究属不宜。本会规定，如遇会员中有六旬、七旬、八旬寿辰，方可同伸庆贺，但亦宜在各地公会召集会员行公同设筵会宴，幸勿过事铺张。

（乙）宴会

各地同业重要人或与金融界有关系人莅临该地，由该地会员行名义在公会公同会宴，其酒席如各地公会有常餐，即在常餐加特别菜四种，以表敬意。在各主人固可节省金钱，在各来宾亦可免多酬酢。至凡各会员普通宴会，亦宜规定以四簋四碟四碗饭菜为限。

各银行逢节例酒筵，或折给同人作为储蓄，或折充善举，公同造福，由各行会员随时酌定，但勿可设席会宴，以有用之金钱作无谓之消耗。

（丙）服装

凡银行行员，对于服装本甚普通，无规定之必要，但为节俭起见，亦有应请注意者：（1）弃旧更新，亦颇耗费，羊子狐裘十年，颇有深意，应取法焉；（2）近今服饰竞尚新奇，舶来品尤为盛行，为节费计，应用朴实国货，庶符俭德原则；（3）布衣暖，菜羹香，古有明训，晚近商界中人以布帛为章身之具，实不易觏；会员中如练习生，应规定改用碗帽、布衣、布鞋，俾得养成习惯，渐达俭德目的。

（丁）用品

银行行员用品分个人、银行两种。关于个人，凡消耗物品，亟应概从撙节，其他如装饰品、设备品，有必需时亦宜务从朴质。关于银行，凡公共用品，固宜爱护，即印刷品、纸札类，虽属应用之品，亦须格外珍惜。

此外如俱乐部等事，除打弹弈棋弄琴外，最好概从革除，万不得已，亦宜严加限制。

以盛竹书置身商界三十多年的声望，对于此事的推动，自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时至今日，崇俭尚德依然是良好社会风范的重要内容，值得大力提倡。今日的银行管理者，不知是否能从盛竹书先生身上受到些许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