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袁绍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这篇传记，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敌——袁绍，塑造成了一个大蠢货。

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田丰、沮授之智”。

按文本的说法，这二人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而袁绍几乎全部“不听”、“不从”，于是最后落了个败亡的下场。

这类“不听”、“不从”，共计有8项之多。

具体如下：

（1）沮授劝袁绍把汉献帝接到邺城来，袁绍“不从”。

（2）袁绍让长子袁谭执掌青州，沮授劝他别这样干，否则有可能引发诸子内斗，袁绍“不听”。

（3）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趁机攻击曹操的后方，袁绍“不许”。

（4）袁绍计划南征曹操，田丰、沮授强烈反对，但袁绍不听，“疑焉”，仍决定南征曹操。

（5）袁绍派遣颜良攻击白马，沮授对袁绍说颜良性格“促狭”，虽然骁勇但“不可独任”，袁绍“不听”，结果曹操“破斩良”。

（6）袁绍想要亲自率军渡过黄河，沮授劝他留在黄河北岸，只派部分军队过河去官渡，袁绍“弗从”。

（7）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沮授劝袁绍“宜徐持久，旷以日月”，别寻求速决，要与曹操打持久战，袁绍“不从”。

（8）袁绍与曹操相持期间，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断曹公之钞”，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保护粮草的运输，袁绍“复不从”。

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建安元年（献帝都许）到建安七年（袁绍病故），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之事，可谓昏聩到了极致。

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这八个“不听”“不从”，其来源是《魏书》和《献帝传》。王沈的《魏书》是曹魏官修史书；《献帝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也是魏明帝时代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其编撰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换句话说，这八个“不听”“不从”，来自曹魏的官修史书。

将这八个“不听”“不从”，与《三国志.武帝纪》关于曹操的记载，对照来读，还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会呈现出一种相当合榫的对应关系：

袁绍不肯收容汉献帝，对应曹操迎天子。

沮授反对袁绍重用颜良，对应曹军斩杀颜良。

沮授劝袁绍不要亲自渡河，对应曹军击败渡河的袁军并斩杀文丑。

沮授劝袁绍派部队防备曹操对粮草的骚扰，对应曹军火烧乌巢。

……

这种对应合榫，多半是胜利者的刻意为之，目的只为彰显出胜利者，也就是曹操的雄才大略。

其实，这八条“不听”“不从”，多数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逻辑。

比如，袁绍不愿把汉献帝弄回邺城，并不是蠢，而是有着很复杂的利害算计。

献帝的主要价值，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当时的头衔，是关东同盟的盟主。他常以盟主的身份，在关东地区任命太守、刺史，来扩充自己的势力；很多人也乐意寻求袁绍的任命，驱逐长安或其他军阀任命的太守、刺史，进而“合法”占据州郡。

可以简单地做一下得失分析：

（1）迎回汉献帝，利有限，弊很大。

所谓利，就是提升袁绍“令诸侯”的地位，但作为关东同盟的盟主，袁绍已具备了“令诸侯”的合法性，迎回献帝只是锦上添花，诸侯会不会听“令”，最终还得看袁绍的军事实力如何。

所谓弊，则是指邺城将因献帝的到来出现两个核心，一个围着献帝转，一个围着袁绍转；邺城的人事，也会出现两套班子。这对袁绍极为不利。

袁绍的统治基础，是冀州、并州等地的世家大族。为自身利益计，这些世家大族多不愿支持袁绍对外扩张的欲望——对外扩张，必然需要世家大族们拿出人力物力。一旦邺城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这些不赞同对外扩张的世家大族，很自然地，会尝试通过支持汉献帝，来制约袁绍的野心。

这是袁绍绝对不愿看到的局面。

（2）让汉献帝被董卓系军阀控制，更符合袁绍的利益。

袁绍不想要汉献帝，但他也清楚，决不能让献帝落到那些非袁绍阵营的的关东军阀之手，那会消解他“盟主”的政治地位。

所以，当陶谦、孔融等人组织新关东同盟，欲起兵西进迎回献帝时，袁绍的做法，是指示曹操攻击陶谦，瓦解这个新同盟。

（3）曹操的正确，不意味着袁绍的错误。

献帝后来落入曹操之手，超出了袁绍的估计——曹操并无率军西进、攻陷长安、救出汉献帝的想法，他捡到汉献帝，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随后，曹操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将献帝弄回许都。

曹操的决策是对的，不意味着袁绍的决策是错的。因为二者的身份大不相同。袁绍不想要献帝，其利害算计，已如前文所述；曹操只是一州军阀，对“令诸侯”的权力早已垂涎，也早就想要脱离袁绍自立。所以，刚刚控制了献帝，头脑发热的他，就迫不及待任命董昭为“冀州牧”——冀州是袁绍的大本营，曹操这么干，相当于公开与袁绍决裂，不再奉袁绍为盟主。

可惜的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不在乎历史真相，不在乎历史运作的真实逻辑；只在乎如何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如何将对手描述成蠢蛋。所以，“迎不迎汉献帝”这一相当复杂的政治决策，到了《袁绍传》里，就被简化成了“曹操有大智慧，袁绍是大笨蛋”。

再比如，《袁绍传》里讲，袁绍任命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沮授跑出来反对，理由是恐将引发兄弟之争。

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据《九州春秋》记载，袁绍让长子袁谭出掌青州时，袁氏所能控制的青州地盘很小，“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只能控制一小块地盘；袁谭到了青州之后，“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东征西讨，才逐渐将青州的大部分纳入到袁绍集团。

袁谭去青州，不是去继承地盘，是去开疆拓土；是去做大蛋糕，不是去瓜分蛋糕。

显然，沮授所谓恐将引发兄弟之争的“先见之明”，完全不符合袁谭被任命时的真实情境。要么沮授是个笨蛋，要么这一“先见之明”是胜利者日后发明出来的。

再比如，《袁绍传》称，田丰劝袁绍趁曹操东征刘备之机，攻击曹的后方，《武帝纪》说，曹军将领都担心袁绍袭击后方，只有曹操料事如神，断言“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

然后，曹操的判断非常准确。

这也是一场刻意捏造出来的“料事如神”。

按照《武帝纪》的记载，曹操自兖州出发，攻击徐州的刘备，是在建安五年正月；袁绍派部队自冀州出发，攻击曹操的后方兖州东郡，且集结在黎阳准备渡河，是在建安五年二月。

考虑到信息的传递、粮草的准备、军队的集结行进都需要时间，袁绍的反应速度并不算慢。亦即，他实际上接受了田丰的建议（如果真有建议的话）。

而曹操解决刘备率军赶回来，已是四月份。

也就是说，《袁绍传》里说“绍辞以子疾，不许”，袁绍以儿子生病了为由，拒绝采纳田丰的意见，绝非事实。

最有意思的是，沮授与田丰提供给袁绍的“战略建议”，其实并不符合袁绍的利益。但官修史书却硬要将其说成深谋远虑，以便将袁绍描述成一个愚蠢的大笨蛋。

这个战略建议，见于裴注所引《献帝传》，原文是这样的：

“绍将南师，沮授、田丰谏曰：“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大意是：沮授、田丰反对进攻曹操，主张休养生息。他们认为，除非曹操阻止袁绍慰问献帝，才可以出兵，但也只是派一些部队驻扎到黄河前线，打造船只与攻城器械，派一些游击部队骚扰曹操的边境。如此，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搞定曹操。

此外，沮授还说，现在“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我们去攻击他，“于义则违”，而且“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常厉害，我们这样子“兴无名之兵”，恐怕要失败。田丰也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曹操打仗可厉害了，我们不能轻易惹他。

这些言辞，舔曹操舔得天花乱坠。

很难想象，袁绍召开针对曹操的军事会议，他的核心谋士却在会上为敌军头目大唱赞歌。这些谀辞，很可能是曹魏官方在修撰史书时，自己脑补进去的。

综合裴注《献帝传》与《袁绍传》本文，沮授、田丰二人的意见是：

（1）曹操手里有献帝，我们打他是“不义”。

（2）曹操打仗很厉害，我们打不过他。

（3）如果曹操不让我们慰问献帝，我们才可以打他，但他很厉害，我们不应该集中全力兴兵与他正面交锋，“不如以久持之”。

田丰“名重州党，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后弃官归家；沮授“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他们出身河北士族，提供给袁绍的这三条“战略建议”，也是以河北世家大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来拟定的。

他们劝袁绍“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派部队扼守黄河渡口，慢慢造船，造攻城器械，同时派一些游击部队，去骚扰掳掠曹操的边境——其实质，是河北士族不愿意拿出人力物力，来支持袁绍对外发动大战争；“以久持之”是一种修辞，修辞背后的真意，是希望袁绍不要扩军，不要加重税赋。

但袁绍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愿如刘表那般，与当地世家大族合作，遵从他们的利益期望，只做一个保境安民的太平军阀。

据《九州春秋》记载，袁绍集团控制下的青州：

“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招命贤士，不就；不趋赴军期，安居族党，亦不能罪也。”

大意是：很多人口羽翼在世家大族门下，万户之邑，袁绍集团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不过数百（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很多士族不肯出来为袁氏效力，税收和兵员也征不上来，袁氏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段记载，很直接地展示了袁绍的野心，与河北世家大族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尽管他当年踢走韩馥入主冀州，靠的正是河北本土世家大族的支持（韩馥在河北，大量启用外州士人和寒族将领，引起河北本土士族的极大不满）。

其他的说辞——曹操手里有汉献帝，曹操打仗很厉害——大概率是曹魏修史时自己脑补进去的（田丰、沮授均死在袁曹战争期间，他们吹捧曹操的那些话，史官究竟从何处得知？）；即便不是，也不过是河北士族生拉硬扯出来的反对袁绍兴兵的蹩脚说辞——董卓也曾控制过献帝，关东同盟讨伐董卓，何曾担忧过“不义”呢？

袁绍拒绝了田丰、沮授的“战略建议”。

这种拒绝，与愚蠢毫不沾边。

执意兴兵后，为了应对河北士族的不满，维持统治的稳定，袁绍采取了至少两条铁血政策。一条是以武力控制某些士族的家人，沮授被曹军俘虏不肯投降，原因就是“叔父、母、弟”等家人控制在袁绍手中（这一手段，曹操也在玩，他将许多官员将领的家属，集中控制在邺城）；另一条是杀一儆百，在战事失利后诛杀田丰，威慑那些立场动摇有意投曹之人。

换言之，曹魏官修史书所宣扬的结论——曹操战胜袁绍，是因为曹操雄才大略、袁绍愚蠢昏庸——完全是错误的。他们用来构筑这个结论的“史实”，根本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逻辑。

篡改史实丑化对手，留存在《袁绍传》中，不是袁绍的愚蠢，而是胜利者的丑陋嘴脸。

真实的历史逻辑是：袁绍之所以败给曹操，不是因为他比曹操蠢，而是因为他没有曹操狠——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掀起“摧抑豪强”运动，也没有像曹操那样推行农奴制度，制造暴虐的劳役集中营；所以，他虽然拥有四州之地，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能力，却远不如只有一州之地的曹操——汲取能力的大小，决定了谁能够在持久战中获得最终胜利。

最后，再补充一句：分析《袁绍传》文本的真实性，不是要替袁绍鸣冤。

对冀州民众而言，他们固然不想要曹操，也不会想要袁绍，他们应该更喜欢昏聩的刘表、刘璋。

（完）

附文：

对民众越狠，越有可能夺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