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列女传》六卷,清代桐城刘开纂辑。刘开字明东,一字方来,号孟涂,诸生。早年师事桐城派集大成者同里姚鼐“尽授以诗、古文法”,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一道,称为“姚门四杰” (或去刘开更入姚莹者)。刘声木评其为文“天才宏肆,光气煜爚”“其文飘忽而多奇,博辨驰骋,光气发露,不可掩遏。”
然世人认识之刘开,大抵多尊他为一代古文大家与天才诗人,鲜知先生于文学诗歌之外,还究心于史学,《广列女传》即是他为中国古代著名女性立传的一部史学专著。
为古代女性立传,古已有之,早在西汉时即有刘向《列女传》问世,约1800余年后,刘开又为《列女传》增益人物,名为《广列女传》。
欲介绍《广列女传》,有必要简述刘向《列女传》的大致内容。
《列女传》与《广列女传》之比较
刘向《列女传》 “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女专史和通史。”“妇女专史和通史”,言明《列女传》为史学著作,这是今人研究该著的权威学者张涛对刘氏此著体裁的界定。张氏此论或另有它据,但宋人王回说刘向此书“传如《太史公记》”一语盖为 “史学” 之说依据之一。
《列女传》成书于西汉文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全书计七卷,104篇,分为《母仪传》14篇、《贤明传》15篇、《仁智传》15篇、《贞顺传》15篇、《节义传》15篇、《辩通传》15篇、《孽嬖传》15篇,每卷前有“小序” ,篇后有韵文“颂”,“ 颂” 文还单独绘诸宫内屏风以警戒。《列女传》最早由东汉班昭作注,每卷分上、下,并“颂” 为十五篇。历代篇目有所变化。
关于刘向作《列女传》的目的,宋人王回在《列女传》序中说,刘向“为汉成帝光禄大夫,当赵后姊妹嬖宠时,奏此书以讽宫中。其文美刺《诗》《书》以来女德善恶,系之于家国治乱之效者。”这是后人论及《列女传》要旨之所在。其余不作赘述。
刘开《广列女传》 刘开《广列女传》20卷。全书分为皇后、王妃、公主、母仪、女范、节妇、烈妇、孝女、贞女、奇女、附录十一目,总计1600余篇。刘开纂辑此书的目的,方宗诚在《重刻广列女传序》说 “欲修明女教以章(彰)母德,乃取刘向《列女传》七篇更其义例而增辑史传百家所记贤女,足为后世仪范者。”其收录人物的时代,起与《广列女传》同,止于明代。
两书之同异 《广列女传》在体例上与《列女传》有二同二不同:
其同者,一是《列女传》每传后有“颂” ,《广列女传》仿前书亦作“颂” ,只是前书相同篇章已有“颂” 者照录不变 ;二是篇多者则分为上、中、下篇,这是遵班昭注刘向书的先例。
其不同者,一是《列女传》褒贬并收,而《广列女传》则美而不刺;二是《广列女传》初刻时附录了作者本人母亲及妻倪氏事迹,此固然为作者故后其亲朋所为,也足见刘氏姑妇风范可表。文见方东树《国学生刘公应台暨德配敕旌节孝吴太夫人合葬墓志铭》、梅曾亮《倪孺人墓志铭》、包世臣《刘节母吴孺人传》、姚柬之《刘烈妇传》。
方宗诚论及此二者同异时说:“向书善恶并列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贞、淫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其意主于纳忠;先生是书则因母夫人之贤明节孝而兴表潜阐幽、褒德劝善之思,以慰母心,故但列懿美而不载恶行。其意本于锡类之孝,要之足助于政教,有益于风化。”
方宗诚还说,《广列女传》与《列女传》成书之先,在采辑史料时又有相同之处,即史料来源不完全取自正经正史。方宗诚说,此盖为“先生或因循其(刘向)意例乎?”
《广列女传》的版本,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初刻于金陵,阮元为之叙;版于咸丰中毁于战火,同治七年(1868)重刻,方宗诚作叙;光绪十年三(1887)刻,刘秉璋作叙,俞樾题记,今藏桐城市图书馆。
《广列女传》的当代价值
《广列女传》最后一次刊刻在百余年前,时过境迁,重读此著,依然有光焰不可掩遏之叹,其当代价值不可低估。
第一,《广列女传》具有鲜明的道德价值。
所谓“列女”乃德行秀卓女子之罗列,非世人所谓殉道赴义的“烈女”。西汉刘向敢于第一个为自上古以来女子立传,发后世国史、方志、家乘女传体例之先端,仅此一点,就奠定了《列女传》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1800余年后,在经历宋明以来女子社会权利受到桎梏的晚清社会,桐城刘开以一介诸生,敢于绍接前贤,继续为女性立传,这就不能不说作者对于女性价值的意识觉醒。
第二,《广列女传》的史学价值。
即便全书所列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烈女形象,亦并非全是褒扬节烈贞顺的殉道者,况且、从该著全书所列1600余位(远多于此数字,有不少篇幅单篇叙多人事迹,如《霍子卫妾及三媳》《刘氏二女》《歃血三女》等等)女性人物类型看,节、烈女性仅占全书四分之一,而且许多“烈妇” 之死,实为报国为忠而殉难,如辑自《明史》之《花云妻》《张秉文妻及妾》等等。
刘向纂《列女传》时代,女子节烈观尚未形成,到了刘开时代,女子节烈之气风靡天下,有儒家正统思想的刘开,在构架《广列女传》体例时,不可能不考虑辑录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惨烈的女性人物入传。他在“烈妇类” 篇首中说:“当势穷力极、计无复之而能以死自全,且又从容中义,得其所安,是真有所挟持,非可以慷慨殉死轻视之也。嗟呼!遭时之变,冠盖丧节,而妇人多以烈闻,可胜叹哉!”
通读《广列女传》,可知刘开所列的所谓“烈妇” 大多死于国破家亡之时,是壮烈的死难。为这些壮烈的女英雄立传,以彰大义,并非为封建礼教而卫道,而是通过系统辑纂,爬梳整理,彰美扬善,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里撷取千百位杰出女性事迹,让她们鲜活的形象站立在史传之林,让人崇仰。因此,《广列女传》与《列女传》同样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刘开墓
第三,《广列女传》的“母教” 意义。
《广列女传》卷六、七为“母仪篇”, 辑录人物130余位;卷八、九、十为女范篇,辑录人物210余位。此340余位女性人物堪为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卓越者。刘开在《母仪类》篇首说:
所取母仪者,为其守礼知义、端严善教以为后世法者也。
此类所列如介子推母“志在丘壑,利禄匪荣” 、邹孟子母“子学不进,断机示焉” 、范滂母“子罹党祸,母无怨言”等均为历来耕读人家所引以为典范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事迹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闺秀,作为壸则,成为后来女性教子成人的精神标杆。
再者,刘开在“女范” 篇首又说:
女之以“范” 称也,盖取古志节逾众、才识竟丰、言行可师者也。
此谓志节超群、才识过人、言行可为师表的女性。
中国历上如老莱之妻与丈夫“逃避山阳,蓬蒿为室” 、百里奚妻“贫不失贞” 、漂母“哀食王孙,不望其报”、 罗敷“贞而有辞”、 梁鸿妻“好道安贫”“齐眉致敬”、 曹大家“成国史大家”、 杨椒山夫人代夫上书、苏轼妻王氏“孝谨有识” 等事迹皆为国人所熟知,古来称颂,历久弥珍。
中国人历来重家风庭训,而母亲是子女教育的最早最直接者,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所谓“母教” 教育已深入人心,其内容与时俱进,其方式常变常新,其效果从未受到怀疑。
职是故,《广列女传》所辑“母仪”“ 女范” 二篇人物多至350余位,既为古之典范,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仍是阐扬母教的最好教材。欣逢新时代党和国家倡导家风家教的大好时机,《列女传》及《广列女传》中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将会重放光彩。
第四,《广列女传》的文学性。
在叙述《广列女传》文学性之前,先来读一段该书《母仪·范滂母》一段原文:
范母,汉范滂之母也。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党祸起,诏下捕滂等,滂自诣狱。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促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思,勿增戚戚。”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这段文字取自《后汉书·范滂传》,刘开在选材时对原文略有剪裁,略去范滂生平其它事迹,突出渲染范母的大爱,将范滂刚直不阿的君子特质与范母以国为家的天下情怀定格在母子诀别的一段场景中,生动地表现范母出深明大义的非凡气度。
与司马迁《史记》一样,范晔的《后汉书》既是史学著作,其中的列传等又可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作为文学家的刘开,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女性立传,首先想到的是以情动人,而《广列女传》许多传主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个生动的文学形象。如卷之一中辑录的《有虞二妃》《弃母姜塬》《契母简狄》等一系列上古伟大的女性,其形象厚德有志节,其故事瑰丽神奇,文学色彩非常浓厚。又如《苏轼妻王氏》《曾子固妻晁氏》,其故事选自文学家苏轼《东坡集》、曾巩《曾文定公集》,无疑是最好的文学作品。
刘向《列女传》所辑录的女性人物,多源自中国文化经典,史传居多。宋人王回说:“盖凡以‘列女’ 名书者,皆祖之刘氏。”,所谓“皆祖刘氏”, 是说除后代“列女” 诸篇,皆以《列女传》为蓝本,其体例皆遵循旧例,其内容皆一脉相承,扩而增广,递相接续。而与时俱新,不断完备,乃后世“列女” 诸书的开新之处。
刘开《广列女传》就是在《列女传》的基础上,从史传百家中新增了1000多位各类人物,这些人物一如刘向《列女传》,多选自正史,如《史记》《汉书》《通鉴》《后汉书》《华阳国志》《三国志》《三国志注》《晋书》《北史》《南史》《唐书》《五代史》《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稿》,亦有选自经传传,如《春秋左氏传》,而不少选自地方志及文人文集及历代笔记,概如《世说新语》《襄阳记》《太平广记》《括异志》《宣室志》《十国春秋》《东坡集》《欧公集》《曾文定公集》《语林》《朱子文集》《女世说》《奁史》《绣像列女传》(太子少师姚广孝之姊)《筠廊偶笔》(严嵩妻欧阳氏)《唐襄文公集》《吴梅村集》《方正学集》《涑水纪闻》《服膺录》《苏州府志》《辍耕录》《邺乘》等,史料赡富,裒辑广博,足见一代文宗渊博之学识与治学工夫。
自西汉刘向《列女传》问世后,历代多有续作。而清代桐城刘开《广列女传》20卷可谓皇皇巨帙,洋洋大观,其文学性超迈卓绝,在历代女性传体史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广列女传》,安徽省桐城市图书馆藏本,光绪十年重刊。
2.张涛《列女传译注》第416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3.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黄山书社198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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