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正史”,也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通史,总括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史事。因撰者司马迁曾为太史令,自称“太史公”,故其书原名 《太史公书》,魏晋之际才开始被人称为《史记》。《史记》之前的古史,有纪、世家、表、书等体裁,如《禹本纪》、《世家》、《春秋历谱牒》、《尚书》 等,但均为一书一体,而且组织也不够缜密。司马迁首次将各种体裁合为一书,创为纪传体,其中各体篇章既互相独立,又彼此呼应,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上古至当朝不同人物的历史活动。《史记》虽被后代钦定为 “正史 “,但其思想绝不“正统”,相反却与汉代以后被奉为正宗的儒家思想大异其趣。班固曾经批评司马迁说: “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 甚至有人以其为 “谤书”,魏明帝曾说: “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 《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现代学者多以此为据,来证明 《史记》 的不朽价值。其实,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史记》的生命并不在其敢于标新立异或褒贬帝王的胆识,而在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的 “实录” 精神。如其记载当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风云际会,既有其英雄的一面,也有其无赖的一面,后代史家的笔下,是难以达到这种真实程度的。

因此,尽管 《史记》 多文学笔法,鲁迅曾誉其为 “无韵之 《离骚》”,但仍被后代读者视为信史。《史记》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涉及帝王、诸侯、贵族、官僚、将帅、学者、文人、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商人、占卜者、俳优等,凡是在历史上有影响者,都为之立传。这与后代“正史” 的选择标准颇有不同。从文风上说,司马迁不同于后代史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感情色彩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于笔端,如《孔子世家》: “《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又如 《屈原贾生列传》: “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再如 《伯夷列传》: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生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倘若天道,是邪?非邪?” 再如 《管晏列传》: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再如 《李将军列传》: “《传》 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诸如此类,常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但却是史家大忌。后代史家以平静的心情来叙述历史,绝不让个人感情流露在字里行间,也许更像“史笔”,但却失去了 《史记》那样的魅力。《史记》 问世后,注家很多,而以南朝宋裴駰的 《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 《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 《史记正义》最著名,这就是与现代通行版本合印在一起的所谓“三家注”,为研读《史记》 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