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865年5月23日），从山东传来了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骁勇善战、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督办“剿”捻事宜五年有余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在与捻军激战时，不幸阵亡。当不满十岁的同治帝和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看完前杭州将军国瑞报告这一消息的奏折后，心中悲凉：览奏曷胜震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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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骄僧王督办“剿”捻

僧格林沁是晚清著名将领，别称“僧王”，姓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部人。他出身蒙古黄金家族，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二十六代孙。在历经岁月沧桑后，僧格林沁的父亲虽有四等台吉的贵族名号，却家境贫寒，年幼的僧格林沁就曾随其父为有钱人家放牧。他聪敏善学、膂力过人，骑马、射箭、摔跤样样技艺超群。道光五年（1825），一位驸马的亡故，改变了僧格林沁的命运。这位驸马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他迎娶了嘉庆帝的第三女庄敬公主，在京师病故，身后无子嗣。十五岁的僧格林沁被道光帝选中，成为这位郡王兼驸马的嗣子，承袭了郡王爵位。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道光帝的外甥，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用紫缰、穿黄马褂，授御前大臣，并且成为裕郡王文和（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的五世孙）的女婿。之后，僧格林沁历任领侍卫内大臣、蒙古都统、满洲都统等职，“出入禁围，最被恩眷”。

道光帝驾崩后，他成为辅佐新继位的咸丰帝的顾命大臣之一。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清政府军队的战斗力日渐萎缩，僧格林沁和他统帅的蒙古马队成为朝廷能够倚重且不可多得的“八旗长城”（即八旗制度下最有实力与战斗力的军队）。僧格林沁在对外、对内的战争中，不断展示着自己的实力：对外，咸丰九年（1859），他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率部击沉英法联军舰船三艘，重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取得了鸦片战争后清军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对内，咸丰五年（1855），他率军围困并俘获曾兵锋直指京师的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李开芳，晋封博多勒噶台亲王，食双俸，世袭罔替。在“南曾（曾国藩）北僧”的并力绞杀下，历时十四年、席卷中国十余省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在天京陷落后转入分散行动，遵王赖文光率领太平军西北余部联合张宗禹等领导的捻军活动于安徽、山东、河南一带，继续在北方与清军周旋。

捻军在清宫档案中被称为“捻匪”“捻逆”“逆捻”“捻党”，或与太平军合称“发捻”。但追根溯源，捻军的历史更为长久。早在嘉庆年间，清宫档案中就有关于“捻匪”的记载。他们活动分散，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二三百人，依农村迎神赛会时搓捻子燃油的习俗，形象地将每一队人马称为一“捻”，平时“居则为民”，荒年“出则为捻”，百姓亦称他们为“捻子”。咸丰二年（1852），安徽淮北地区的涡阳、蒙城、亳县一带大旱，加入捻子的农民逐渐增多，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农民也秘密组织“捻党”。虽然清政府一直严禁结捻，但捻党是分散零星的武装活动，遂南方日益北上的太平军才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因此，捻军在夹缝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交界地区，出现了十余支相对独立的捻军队伍，并多次配合太平军的北伐。咸丰五年（1855）秋，捻军各路首领在安徽颍州雉河集（今安徽涡阳）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建号“大汉”，实行统一军制，分为黄、白、红、蓝、黑五旗，黄旗由张乐行兼领，龚得树领白旗，侯士维领红旗，韩奇峰领蓝旗，苏天福领黑旗，各旗“皆听盟主调遣”，开始由分散逐渐走向联合；明确提出政治目标，“开创疆域，以图王霸之业”。从此，“出没无定、马队尤多”的捻军以雉河集为中心，不断与地方团练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咸丰七年（1857）春，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在淮南、淮北两个战场参战。清廷不得不派遣重臣督办“剿”捻事宜，僧格林沁成为清政府追“剿”捻军的主帅。

千里奔袭命丧麦田

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七日，前杭州将军国瑞为遵旨查明僧格林沁阵亡情形事奏折（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同治四年（1865）二月，僧格林沁率部追“剿”赖文光、张宗禹率领的捻军。捻军则利用行踪不定、飘忽无常的特点，与僧格林沁部进行周旋。捻军先是从河南入山东，经曹州、济宁、兖州、沂县等处，再进江苏，经徐州、海盐，又回到山东境内。“凡捻所至，数日而僧格林沁至”，清军虽然昼夜追“剿”，但始终不能重创捻军，常常被捻军牵着鼻子进行被动追击。清军日行百里，疲惫不堪，即使是“饮食起居有人服事（侍）、喂养马匹自不乏人照料”的主帅僧格林沁“尚不能应时周妥”，自谋其事的众将士，早餐未得，拔营出发的命令已下；晚餐未就，催促起行的军号又响。凡有乞请缓行者，僧格林沁“辄以恶言相加”。尽管“强刚自用”的僧格林沁已五十五岁，也是寝食俱废，他甚至累到双手无力控御马缰需以布带束腕、马缰系于肩上方可驭马的地步，仍没有放缓追击的节奏，常常是“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两江总督曾国藩对其战术颇不以为然，致函僧格林沁：“不可久劳，宜稍假休息养锐气。”清廷亦发去寄信谕旨：“务当持重养威，不可轻进失利。”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65年5月18日）辰时，清军追至山东曹州府菏泽县，探知捻军已驻扎高庄集一带三日，准备南下。众将官建议让过捻军的前锋，兜后由北尾随追“剿”。僧格林沁则力排众议，决定由南向北迎头对决，并将兵力分为三路：中路为马队，由翼长常兴（星）阿及副都统温德勒克西、高福、富森保率领；西路为马队、步队结合，台吉诺林丕勒、侍卫托伦布、营总达尔济率领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营总何建鳌率领步队；东路亦为马队、步队结合，副都统、翼长成保与乌尔图那逊、春寿率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统带步队。

长途奔袭、人马未食的清军与以逸待劳的捻军在沙堌堆相遇，清军西路枪炮齐施，东路听闻炮声后催队接应，冲压四五回合，清军中路明显落后，捻军即直扑中路。清军中路首先败退，东路与西路前往支援，但很快西路的马队、步队也败退下来，营总何建鳌阵亡，总兵陈国瑞退至江米集民圩驻守时，只剩二百余勇丁。僧格林沁亲临东路督战，捻军开始退却。清军追杀四五里后，又遭遇与清军西路、中路交战的捻军步队，双方往来冲杀之时，捻军马队赶到，四面包围，僧格林沁随东路马队、步队败退至荒庄扎营。这时，捻军步队四面构筑营垒，并开始挑挖长壕以围困清军，捻军马队则在壕外四面列仗，不时鸣放枪炮，攻打清军营盘。众将官请求僧格林沁即刻突围，但此时的僧格林沁却醉卧沙场了，将士前来报告战况，“饮后睡熟”的僧王爷只是在睡意蒙眬中回答“不怕”二字。至日落时分，捻军已将三面壕沟挖成。清军困守荒庄，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士卒饥渴，众将士再次跪求突围。侍读学士全顺等将官听闻清军兵士的愤懑后，恐激起兵变，泣跪三请突围，僧格林沁终于允准夜间子刻突围。

突围前，僧格林沁又饮酒一碗，翻身上马，由侍读学士全顺、副都统成保、总兵郭宝昌护从，“推墙涌出”。郭宝昌步勇为前队开路，成保马队断后，冲向捻军营垒。捻军从三面蜂拥而来，愈聚愈众，层层包围。清军马队且战且走，至北面长壕边时，马队被打散，僧格林沁身边只剩数十骑相随。马跃壕沟间，他不慎落马，坐骑跑失，换乘家丁之马“飞奔十余里后，众皆失散”。四更时，与大部队走散的僧格林沁家丁找到了腿部受伤的僧格林沁，两人准备转移至麦地深处，但腿伤疼痛，僧格林沁仅走几步就坐下大喘粗气。这时，六个捻军由远及近，僧格林沁急命家丁藏入苇塘之中。最终，家丁远远望见捻军将僧格林沁围住……

二十五日午时，副都统成保在曹州府城西北十五里外的吴家店麦地内找到了僧格林沁的尸体，受伤八处：颈项伤痕七处，三处刀伤，四处矛伤；右肩矛伤一处。

至于僧格林沁被捻军何人所杀，当时，清政府的官方档案中并没有记载。而在山东地区流传至今的民谣中，提到了一位少年张皮绠：“张皮绠，真正强，麦稞地里杀僧王。”将近八年后，在醇亲王奕譞的一道奏折中，一个被唤作张凌云的男子因“戕害亲王”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捕获正法，祭奠僧格林沁。

曹州战役又被人们称为“高楼寨战役”。但根据近年研究者的考证与清宫档案的记载，此地并不叫高楼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与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件奏折脱不了干系。在那份折子中，前杭州将军国瑞根据地方官的报告，将战役的起始地写作“高楼寨”，但在后续的详细报告中，这个地名再未出现，而是以“高庄集”代之。

在曹州战役中，赖文光、张宗禹领导的捻军，不仅斩杀了清政府倚重的僧格林沁，而且歼灭了其精锐主力蒙古马队，缴获了大量武器及战马，声威大振，乘胜转战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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