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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咱们的老祖宗就有修史书的传统，可以说这几千年不忍卒读的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而从《史记》到《明史》，就修了二十四史，而在一些场合说到古代史书，也有说二十五史的，那是因为把《清史稿》算进来了。

◇ “二十四史”一览表

按理说史书无论如何得彻底写完了才能发表，那清史为什么就只是稿子？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整个清史编纂的过程一波三折，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称之为合格的作品。

1911年辛亥革命，1912年2月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大清的统治就此终结。不久之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为下一步称帝作准备。

◇ 袁世凯

在这个过程中，修清史是很重要的一步棋，毕竟在中国历史中能修前朝史书的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比如唐太宗修了从两晋到南北朝的史书，北宋时期修了唐朝和五代的史书，等等等等。通过修清史，袁世凯能营造盛世雄主的形象，而且袁世凯自己也需要满清的遗老遗少支持，修清史无疑是笼络他们很好的一种方式。

于是，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袁世凯批准设立清史馆，仿照过去纪传体通史的方式给大清修国史，而整个清史馆的负责人，袁世凯选择了曾经的大清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赵尔巽，此时赵尔巽对大清的灭亡心灰意冷，寓居青岛，袁世凯派了贴身秘书重金聘请，赵尔巽才接下了馆长之职。

◇ 《清史稿》主编赵尔巽

等赵尔巽到任，清史馆正式运作起来，袁世凯也对他们很大方，每月拨款10万大洋，要知道当时一个大学教授作为社会精英也才每月100多个大洋的工资。这么多钱足够赵尔巽聘请人手，展开工作了。很快，清史馆聚集了六十几位遗老遗少，准备按照之前史书的方式给大清修国史，预计这国史有皇帝本纪，重要人物传记，还有地理志食货志等等等等，按照计划也都给众人分了工，每人负责一部分。但整个清史馆管理非常松散，很多请来做编修的也就是点个卯，出洋工不干活，所以整个清史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而袁大总统倒也无所谓，钱还是每月照给，只要这些前清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感恩戴德就行。

◇《清史稿-地理志十二》

清史馆这样的滋润日子没过多久。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但随即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号，他也在1916年6月去世，在此之后北洋政府内外交困，通过修清史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既不能够也没必要，但这毕竟也是先总统的面子工程，不能骤然废除，于是只能缩减向清史馆的拨款，每月银元三四千，甚至到后来用国库券，公债券来抵。

再到后来，北京时局纷乱，给清史馆的经费干脆彻底断了。如此一来，这馆里的工作人员就走了大半，只剩下赵尔巽等几个核心人物还在苦苦支撑，把众人写完的一部分稿子给整理起来。1920年，清史初稿编成，1926年又修订一遍。如此状况之下产生的作品，质量非常低劣，各种人名地名错漏百出，很多写成的文章不符合纪传体通例，还有些人物竟然被不同的编修写了好几个传记，总之问题多多，产品质量严重不合格。

◇金梁（1878年—1962年12月27日），清朝官员、学者，号息侯，又号小肃，晚号瓜圃老人，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

时间来到1927年，这一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北洋政府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而赵尔巽本人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他认为时局动荡，自己也时日无多，如果不能看着自己这辈子的心血出版刊印，实属遗憾，所以很着急地要把这些稿子印出来，他也知道这些稿子距离合格的史书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特地嘱咐手下，将来印出来的东西只能叫《清史稿》，而还没等全稿刊印出来，赵尔巽就去世了，整理和刊印的工作几经转手，最终的主要负责人是金梁。

金梁非常有想法，他在已经完成的稿件上几经删改，加上了好几篇传记，比如康有为和张勋的传记，又给宣统皇帝溥仪写了本纪。这些工作立刻遭到了在世的满清遗老遗少激烈反对，康有为那可是西太后钦定的乱臣贼子，张勋这复辟可把溥仪给坑惨了，你给他们俩写传记那是什么意思？至于给溥仪写本纪，古人讲究盖棺定论，这位可还没死呢！这么做是大不敬之罪。

但问题是，那些遗老遗少吆喝的厉害却也不愿意把《清史稿》的出版一事揽到自己手里，整个清史馆就这一位金梁愿意继承赵尔巽遗愿出版《清史稿》，横竖就是它了。于是1928年这书终于给印了出来，总共印了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寄往关外沈阳，后世称为“关外本”。

◇ 《清史稿》书影

不过，《清史稿》一经面世，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接收清史馆的故宫博物院直接上报南京国民政府，建议把《清史稿》给禁掉，其最核心的还是立场问题。

毕竟编书的那些人都是发自内心地维护和怀念满清的统治，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大清是完美无缺的，一切跟大清做对的人物势力都被极力贬低，明末抗清的那些人物被说成是乱臣贼子，洪秀全是粤匪，而辛亥革命则被称为“国难”，那些起义中死难的烈士则是死有余辜，整个稿件对于清朝的诸多混账之事，比如文字狱，晚清不平等条约和民国的建立，基本上闭口不谈，甚至记载一些人物生平，讲到民国，只用干支纪年，不奉民国正朔，如此史书，反民国，反先烈，藐视革命，实在是罪大恶极。而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坚持自己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传人，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于是在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清史稿》禁售令，全面禁止该书流通。

命令发出之后大部分省市都遵照执行，但关外的沈阳却因为地盘上满清遗老遗少势力很大，而且南京政府也不怎么能管到他们，公然和南京做对，拒不执行命令。一时之间文人们纷纷跑到沈阳一睹这部禁书的内容，当初带去沈阳的四百本《清史稿》一时奇货可居，被炒作到非常高的价格，有人花五六百大洋，都不能买到一本。

◇图为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史稿》

与此同时，当时的一些学者对封禁《清史稿》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封禁了反而会让更多人去关外求购这本书，并不能起到真正禁绝的效果，而且这《清史稿》毕竟有很多的学术价值，不能一禁了之，最好的办法还是认真查考之后把过去的错误一一改正，再刊行于众，这个建议引起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注意，并提交审核，最终的结果是责令学界认真梳理《清史稿》的文字，改正之后再行出版。

1937年1月，北平书店开售经过修正的《清史稿》，这个版本被称为“关内本”，和“关外本”相比，“关内本”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但因为时间仓促，并不能彻底把这些稿子整理成堪比二十四史的史书。当时国民政府也有把清史彻底修完的想法，只不过不久之后抗战爆发，这个念头就被永远搁置了下来，我们如今看到的也就只能是《清史稿》了。

《清史稿》的成书一波三折，从本质上讲有两个因素，一方面，清史馆既然仰赖官方拨款，并非独立机构，那么官方的态度稍一改变，整个机构的命运就会受到莫大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内在的因素，用这些无限怀恋大清的遗老遗少们修清史，写出来的东西距离合格史书的标准自然是相距甚远。也正因为如此，《清史稿》就只能是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