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是绣花枕头？其实当年他也曾经雄起过-米儿火

荆州牧刘表虽然被后人当做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般人物，但年轻时也曾有过意义风发的日子。

被很多人所选择性忽略掉的，他人生中的大手笔作品“入主荆州”，竟然是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做到的。

刘表是东汉王朝士大夫阶层中的知名人士，有着八分之一“八俊”的头衔，在著名的“党锢运动”中，他也是获得了较为瞩目的“党锢中人”称号。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全国大暴走，为应对这次危机，朝廷对党人实施解禁。

刘表被大将军何进征辟，得以在朝廷中当官。

没过多久后，何进被宦官玩残，宦官又被士大夫灭绝，士大夫还没享受胜利成果就被董卓排挤出政治权力核心，走马灯似的一系列变动，愣是将整个东汉朝廷搅动得天翻地覆。

董卓在上任初期，还是用了不少有名望的人，如蔡邕、杨彪、荀爽、黄琬等等，刘表虽然曾经做过何进的手下，董卓并不暗使小动作，反是将他举荐为荆州刺史。

这一年，正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刘表高高兴兴地上任了，却发现情况十分不容乐观，就连办公地点都进不了有。

那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荆州到底是什么形势？

吴地人苏代坚信自己就是长沙太守，还有个名字都没听过的贝羽对外宣称他就是华容县长，他们拥兵自重，在各自划定的地盘上称王称霸，容不得任何人踏进一步。

这还没算完，紧邻着的旁边还有一个袁术将南阳牢牢掌握之余，并没有忘记对荆州其他各地的垂涎，令人更没底的，袁术身边还有一个积极的帮手，名字就叫做孙坚。

就这几个已经是够刘表头疼的了，但我要告诉你这些还不是最为严重的，他还有着一个更厉害的对手——宗贼。

如果说其它都是小疾，这才是大病。

顾名思义，宗贼就是一群依据宗族利益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与政府叫板能力的地方性武装组织。

这些边缘化、极端化人物，不知道政府是什么东西，最喜欢惹是生非，惟恐天下不乱，成员大多是喜欢动刀动枪的狂热分子。

当时，刘表做了一件明智而又英勇的事，就如外国大片里喜欢单干的英雄：单马入宜城。

就在这个小地方，刘表找到了三个好帮手，蔡瑁、蒯良以及蒯越。

蔡瑁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刘表后来的老婆就是出自他家。蒯良是南郡人，口才非常地好，在当地很有势力，是当地士人的代表。蒯越，也是南郡人，据说他是西汉初年著名大臣蒯通的后代。

刘表选择他们这三个人，看重的是他们的一个身份：当地豪族。

要对付“宗贼”这条地头蛇，最好的办法，当然不是强行压制，而是找来另一条可与之抗衡的地头蛇。

用于国际，通行的术语，叫“以夷制夷。”

进入宜城后，刘表就招来三人，开了一个临时紧急会议。

正是这个会议所贯彻的主题精神，让刘表在荆州站稳了脚跟，成为了荆州的绝对大佬。

作为发起人，刘表首先发的言：“现在荆州的形势，大家应该很清楚：宗贼势力强大，不甘心归附于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将大块土地做为私人财产占有，老百姓们也不知道有所归附；尤其可恨地袁术，非法拥有南阳大块土地，还不满足，还在一旁积极响应着宗贼，想要浑水摸鱼。依据这个形势发展，祸事很快就要来到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招募兵马，但是又恐怕因为各种阻挠而征集到多少人马，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好的对策？”

紧跟着刘表，蒯良做了答复：“老百姓们之所以不知道有所归附，主要是因为政府的‘仁德’还没有做到家，老百姓即使知道了归附也不能很好地对他进行很好的治理，那是因为政府在‘道义’上还有着很多的欠缺。如果‘仁德’和‘道义’能够很好地贯彻与执行，老百姓们就会向水往低处流那样前来归附，这就用不着担忧没有人来归附的，还用得着来问什么起兵发动战争的策略？”

以我们现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蒯良说的这些话显然是没有多少养分的，虽然是站在了“仁义道德”的高度，从中所透露出来的大多数不知道时势的迂腐。

口上说得再漂亮的行为，若是实践不相符合，全都是扯谈。乱世之中去和一帮虎狼讲道义，诉求公平，那完全是不合逻辑的自言自语。

蒯越也发了言：“世道太平的时候，当然是要以‘仁德’和‘道义’去感化百姓，现在是一个纷乱无章法的世界，最为主要还是要以权术和谋略为先行手段。兵马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看有没有用对人。袁术这个人太会逞能而没有决断，苏代、贝羽这些人也不过是些莽撞的匹夫，用不着过多的去考虑。宗贼的首脑们个个多贪婪残暴，很不好对付，这才是当前形势下，我们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

“对付他们，也不是没有办法，派些人去以各种利益做为诱饵，宗贼手首脑们必然会带着部下来归附的。刘使君你这时候可以从中挑选出几个性质特别恶劣、在老百姓中口碑特别差的人当众诛杀，对他们的部下进行极为有效的安抚，很好低任用他们。这样一来，荆州的百姓们有了安居乐业的心思，听到刘使君你所做的这些有利举措，他们必定扶老携幼来归附的。等到兵马聚集民众归附，南面占据住江陵，北面守住襄阳，荆州的其他八郡你即使不用出兵，发发传单、檄文，做好政治宣传工作，就能全都平定的。袁术这些人这时候即使是想来争夺荆州，也是无能为力的。”

与蒯良只顾着讲大道理不同，蒯越的谋略更为从实际出发，贴合着正在发生中的现实，蒯越为刘表所制定的是一条在循序渐进中有步骤发展的道路。

结合实际情况，融合时事趋势，这是一条当前形势下最为可行的办法。

刘表对蒯越的建议深有感受，并顾及到蒯良的反应，很有感触地说：“子柔（蒯良）的话，相当于雍季的言论；异度（蒯越）的计策，就好似臼犯的谋略”

刘表的话是有典故存在的：

当年晋楚两国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特别召来两位倚重的大臣雍季与臼犯询问接下来的战事如何开展？

臼犯指出兵不厌诈，当用谋略取胜；雍季认为诈术只能得逞一时，不应长久及过度使用。

城濮之战开打后，晋文公用臼犯的谋略大胜楚军，战后封赏时却将最高荣誉授予给雍季。

大家都不解，议论声很大，晋文公出来解释说：“雍季的言论，可影响到百代的利益；臼犯的谋略，只不过是一时间的变通方法。哪有将一时间的变通，放在百代的利益上面的。”

如果依照这个典故分析，似乎蒯良的谋略还是应该高出蒯越许多的，一个是长远的规划，一个是短期的效益，一个着眼未来，一个追求近前，优劣很是明显。

显然，我们并不能这样看待问题，蒯越先前的话中早已明确指出，他的那套只是适用于乱世，而蒯良的谋划更多适用于太平盛世。

这是蒯越比蒯良高明的地方，与实际脱节的提供不可行的理论，而是脚踏实地的制定着切实可行的方针。

蒯良说得格局大却有点空，蒯越规划眼前更为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