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一直有一种文学体裁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明明受众很广，然而其正统地位却迟迟未被承认，那就是小说。小说的发展呢相较于诗歌、散文、文赋等较晚，诗歌、散文等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但是小说呢直到魏晋时期才有了兴盛的迹象，而且这时期的小说还是以文言小说为主，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小说采用文言的形式，篇幅短小，这是早期的小说。

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

但是按照小说的具体形态来看魏晋时期的小说远远不够成熟，因为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内容主要来自于民间奇闻异事，虽然具备了一定情节以及人物性格描写，但是依旧是将小说的内容当作事实来写，不具备艺术加工以及想象虚构的成分。而之后由于受众的演变的开始出现了白话小说，来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

其实这也是小说不被认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些熟读儒家经典的文人士大夫的眼里，小说的出现乃至白话小说写作方式可谓离经叛道，再加上小说受众的下移，这些士大夫从心理上便抵触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但是这依旧没有阻止小说的发展以及快速进步，到了唐代，是文言小说的发展高峰，传奇是最为成熟的文言小说；到来宋代是白话小说的发展高峰，话本是最为成熟的白话小说。

志人小说——志怪小说

班固曾在《七略》中谈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这里班固认为小说其实就是稗官野史也，乃是街头巷尾之谈。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小说实则来源于民间传说，是人们口耳相传的一些奇闻在小说家的整理之下形成的。实际从小说的起源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说受众的主要来源市井而非上层知识分子，这就直接决定了小说在创作时所选取的内容以及采用语言的通俗。

九品中正制

虽然小说的兴盛在魏晋时期，但是却早在魏晋之前便已经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众多的素材。首先便是流传较广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的被记载，成为了逸史，成为了具有浓厚小说特色的逸史。

其次便是寓言故事，像先秦时期存在与《孟子》《韩非子》《战国策》中的大量寓言故事，便已经具有小说的意味，但是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小说形式。但是这一时期的寓言以及之后的史传等都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例如先秦时期的《左转》、汉代的《史记》《三国志》等。因为早期的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便是志人，以人为主，主要是讲述一些名人的遗闻轶事、言谈举止等，这极大的影响力后世的创作走向。

闲散的日常生活乐趣

从魏晋时期小说的体裁就已经有了两个方向，主要是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而这个创作方向也一直都延续了下来。在后世较为著名的志人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志怪小说如《西游记》《聊斋志异》，是影响大，成就高的志怪小说。

魏晋时期志人小说的兴起和当时选官制度关系很大，九品中正制中对人物的风评促进了在小说中加入一些名人的奇闻异事，例如刘伶醉酒，便是典型的关于士人的奇闻异事。而且志人小说也不单单是描写奇闻异事，同时具有讽刺意味，例如石崇和王恺斗富，便是通过二人奢华的生活，讽刺了统治者的纵欲无度，贪于享受等。

魏晋名士的高雅生活

而志怪小说的兴起和当时宗教有着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影响并不太大，但是伴随着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佛教和玄学便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西层民众中。

其中有着大量来世长生的说法，逐渐便演变成了神仙方士、佛教灵异等故事，进而演变成了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的存在，其实是由于民众的心理安全的缺失而形成了，因为在混乱的社会之下，民众连生存甚至都成为奢望，在佛教等宗教额影响之下，他们或将幸福寄存于来世或者向神仙祈祷，所以说志怪小说是民众内心的真实反映，更具研究性。

小说对下层民众的教育作用

如果说上层文人士大夫不认可小说是因为其内容低俗，语言的简单，那么在我看来小说受到底层民众的认可也恰恰是因为这两点，而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对下层民众的教育作用是儒家那些所谓的经典难以做到的。

就拿《论语》来说，对于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研究时，都需要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来理解，那么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来说，可谓天方夜谭。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认为经学经典没有教育性，但是就其成效以及受众来说，便限制了其大规模的教育活动的推行。

干宝《搜神记》

而小说则不然，首先小说的素材便来自民间，而且有一部分是口耳相传的故事，在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其精神内核本质上没有变化，主要增加的可能是故事内容和人物性格，使得其更具阅读性。

在志人与志怪小说中，我觉得志怪小说更加具有教育性，就志人小说的内容和精神内涵来说，其较为单一，大多数描写的都是名人志士的一些趣闻，主要是为了取乐，教育作用较少。

干将莫邪铸剑

而志怪小说则具有着鲜明的教育意义，从亲情、爱情到家国忠贞大多可以在其中找到，精神内涵较为丰富，远远超过了志人小说的精神实质。在干宝《搜神记》中，有一个三王墓的故事，讲述的是干将莫邪之子为父亲复仇的故事，楚王残暴为了两把名剑便将干将杀害，而干将莫邪之子赤长大之后便前往楚王宫去刺杀楚王，最终和楚王同归于尽。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仅是突出了赤对亲情的重视，而且也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极力地讽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以及黑暗。

对世人行为举止的规范

而且在那个时代，不论是民众的受教育程度还是民众的受教育范围，都是极为有限的，小说恰恰成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载体。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奇特的故事，加上魏晋时期的小说缺少艺术的虚构色彩，使得其具有明显社会气息。直接为民众提供了一个道德等方面的模范，这也是小说教育作用的重要体现。

《世说新语》的语言结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还不能称之为成熟的小说，不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都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既缺少小说该有的艺术虚构想象也缺少完整的情节以及人物刻画。但是依旧不能忽略魏晋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典籍作用，魏晋小说在叙事方法以及人物刻画上的探索，为唐传奇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而《世说新语》便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志人小说，其内容描写以及语言特色都较为出众，对后世的小说写作影响深远。

刘义庆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世袭临川王，是一个崇尚儒学但是也不反对其他宗教的士人，尤其其在晚年的时候崇尚佛学。《世说新语》分门别类多达三十六种有德行、政事、文学、方正等，主要记述了自东汉末年到刘宋时期的世家门阀中名士的言行举止遗闻轶事。

《世说新语》中的分类

所以说对于这些遗闻轶事的记载，文中并没有过分的褒贬以及评析，重在表现这些名士的言谈举止，以及机智应对等。突出了魏晋名士的风流精神，例如管宁、华歆割席而坐断交的故事，二人本为好友，共同读书以求报效天下。但是一日有达官显贵经过门前，华歆跑出门外观看，而管宁则不为所动，在华歆回来之后，管宁则割席而坐，从此不再为友。在这里管宁的不为富贵所动的清高之气和华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

《世说新语》

鲁迅曾评价《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重点在于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描写名士贵族的独特性格。在语言运用方面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在幽默之中着重表现了独特人物的性格。在《世说新语》中对于王羲之的描写，如东床快婿这一典故，通过王羲之的不为所动，放浪形骸，展现了其处事不惊善于应变的能力。

总结

就魏晋时期的小说发展以及和其他的文学体裁的发展，小说并未获得很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是上层其他士子的挤压，使得小说的正统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另一方面主要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虽然有小说的创作，但是在流通以及发行中却是非常困难，地域的阻隔以及政治的封锁，都是主要原因。

但是依旧不能忽视魏晋小说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魏晋时期是小说由典故以及口耳相传的故事到唐宋时期传奇话本一个重要桥梁。魏晋时期的小说在人物特点描写以及叙事上为之后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影响深远，例如《世说新语》影响了之后众多小说的创作而且后世许多戏剧也都取自《世说新语》。

虽然小说的正统地位一直没有被承认，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种面向下层民众的文学的成功，虽然魏晋时期的小说大部分受众依旧以士子阶层为主，但是已经出现了受众下移的倾向，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进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