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但凡对中国历史有通识性了解的人，大约可以观察到一个诡异现象，即中国的王朝政治，在第一代和第二代进行权力交接时，总容易发生波折：刘汉的诸吕之乱、司马晋的八王之乱、李唐的玄武之变，赵宋的烛影斧声、朱明的靖难之变、满清的崇政殿争储。

这一现象，基本可以归纳为：皇业肇基过程中，创业者联盟在例外状态下所形成的权力惯性，未及在鼎革勋贵的寿命代际更迭中消退，依然以某种超建制的信息传递节点和人脉关系在建制体系之外暗流涌动。使得一种宿命式的流血诅咒始终难以破除。

社稷的攫取，可以依靠 “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暴力手段，但是要维持权力，却不能仅仅依赖暴力。 “名不正，则言不顺”，僭取的权力，缺乏正当性籍借。因此，非正常更迭过后，篡位者往往会通过历史书写极力掩盖。

二

国朝史上，最隐晦的一次非常规权力更迭，发生在天水赵家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太宗赵光义之间。

因为 “斧声烛影”一事个中大有蹊跷，故而宋太宗对于史书如何书写他的继位合法性就特别敏感 （太宗不仅仅是为自己辩护，他和太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修改历史书的时候，也会帮太祖黄袍加身一事做出辩护：“史官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讳，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史以为不可，欲后代以为鉴戒尔。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自昔受禅者如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之事周朝也，尽力王室，中外所知。至于大宝，非有意也。无何边吏言契丹侵轶，太祖方醉卧传舍中……无何众愤汹汹，擐甲露刃者云集，请登天位以副人望，此盖历数所钟，且非人力能效也。”）。

在太平兴国三年间修成的 《太祖实录》呈送御览后，太宗非常不满自己在陈桥兵变时连 “跑龙套”的戏份都没有，直接要求史官给自己加戏： “太祖方醉卧传舍中，朕与赵普、李处耘并在左右。”要求重修： “当时之事，史册有所阙，宜令（史官）重加缀集。”

对于太宗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的要求，史官中亦不乏消极抵抗的： “李至以目疾辞史职，张佖亦以旱事伪邦（南唐），不能通知本朝故实辞。”而宋初文坛祭酒，自况 “出一言不愧于神明”，因参修 《太祖实录》，直书其事，被真宗贬知黄州的王禹偁，这愤而著留 《建隆遗事》，直接开怼：

太祖神圣文武，旷世无论。自受命之后，功德日新，皆禹偁所闻见，今为史臣多有讳忌而不书；又上近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禹偁恐岁月寖久，遗落不传，因编次十余事。

更是直言忌惮道出，陈桥兵变时，太宗宅于家中，闻黄袍加身事后， “跃奔马出迎接”。

但这种私人抢救历史的清流举动，终究难以抵抗皇权历史书写的泥石流。

太宗生前，两度“增订”《太祖实录》。到了太宗的儿子，宋真宗仍旧不依不饶，父死子继效仿太史公，用了近三十年时四修其稿，才完成了 《太祖实录》（无独有偶，这类事也发生在乾隆身上，乾隆很可能觉得父亲雍正的继位缺乏明显的情理，所以在相关的历史上大段突出了康熙对自己的宠爱，以此补充父亲继位的合理性。见于《高宗实录》：“上生而神灵，天挺奇表，珠庭方广，隆准颀身，发音铿洪，举步岳重，规度恢远，嶷然拔萃。……洎康熙壬寅，年十二，祗谒圣祖于圆明园之镂月开云，见即惊爱。命宫中养育，抚视周挚。”）。所以 《太祖实录》，有两部，所谓 “旧录”和 “新录”之分。

在 “躬承圣问”下定稿的 “新录”中，太宗不仅多了 “随侍黄袍”的情节，还多了一个 “叩马进谏”的桥段，这是一段非常出彩的加戏。 五代时期，常有将领政变，入都城者往往纵兵抢掠。而赵匡胤这次黄袍加身后，君临都城与以往有所不同，并没有发生烧杀抢掠的行为，在太宗所修的“旧录”中，此事的记载原本是赵匡胤自行约束，并无谏言，但到了真宗二修《太祖实录》之后，就加上了“太宗叩马进谏”的桥段，于是太宗就有了“仁心”。【注4】南宋人李焘在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时，还是有些顾忌“政治正确”，但是作为被陈寅恪所推崇的伟大史学家，又不甘违心曲笔，特在正文后，附注了一段史料说明：“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

其实，真宗重修 “新录”的过程，也曾遭到史官的抵制，同样是李焘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予以委婉披露： “若水恳辞......沆独恳辞。”真宗诏重修实录，学士钱若水恳辞。后 “新录”成，在赏赐史官中，一位以正直著称，后被誉为 “圣相”的李沆坚决不受，此间耐人寻味之处，并不难想见其曲委。

事实上，历朝历代对于史书的修撰过程中，各种缘饰并非是什么秘密。以至于今人，惟妙惟肖虚构了一段 《周史·太祖本纪》，模拟了吴三桂反清问鼎后，如何缘饰当年处死永历的尴尬，对于权力自我美化的行径，展开了令人拍案的解构性嘲讽：

初，太祖领兵至旧晚坡，虏将爱星阿等从之，檄缅送永历帝。帝至，太祖迎帝于帐，帐下佐官皆入账面帝，或叩首，或长揖，独太祖执臣礼甚恭。帝嘿然不语，南面长坐而已。太祖退而出，安置帝眷于别馆。

至暮，太祖复入见帝，拜伏不起。帝顾无人，谓太祖曰：“汝读书，可知赵氏孤儿事乎？”太祖曰诺，帝额首曰：“今事已矣，汝能为程婴者乎？”太祖大惊，叩首泣曰：“君辱臣死，岂知有他？”帝曰：“今纵释朕，彼一索不得，岂不可再？然君徒灭族尔。其若太祖高皇帝之天下何？”太祖喑不能言。帝曰：“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令之去。太祖泪如雨下，左右扶之出，自后不复见。越数日，帝崩于馆。

后太祖起兵日，手书“大明平西伯奉诏讨贼”，传檄天下，闻者莫不泪下。百战之余，立永历帝庙于长沙，每亲征必往泣拜之，尝谓左右曰：“某罪至甲申而当万死矣，留此身者，为他日有颜见先帝于地下也。”

帝天授智勇，刚毅勇决。肇造中华、纬开经文，为汉、唐、宋、明诸君所未及。当草创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戎马之余，每与左右论及天下大事，恒曰：“吾自起兵，百战不殆，非徒以勇力，乃一点忠义之心，得天垂顾也。”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太祖之谓欤？

虽然中国修正史的传统是隔代所修，早已烟消云散的前朝统治集团，并没有什么力量去干预后继朝代的史官书写，但是前朝皇帝可以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删改来保证自己的历史形象正面化。因为后朝修正史，大都以前朝官方记载为主。是故，假若吴三桂真的问鼎成功，后世的 “周史”难保不这么写。

三

作为中国王朝政治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儒家政治学的对于权力转换，存在三种合法性形态：革命，禅让和血嗣继承。但事实上，除了血嗣继承之外，前两种权力转移方式，其实都是基于商周革命之际，由周公提出的 “惟命不于常”的公共绩效性规范，获取 “天”的授命，必须做到敬德保民，从而超越了殷商政治权力祖灵庇佑的特殊性垄断。由此，中国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开始基于普惠性的道德原则，有了普适性的替代选项。这种观念的突破，放在中国的历史维度中，给予任何高评价都可以。

对于篡位之君，如果本身行径大张旗鼓，无法像宋太宗那样兵不血刃，而闷声大发财，那就诉诸于政治伦理规范，强调是为了万民福祉，做出正当性的缘饰。

四

章太炎先生曾言： “史之失官，莫如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之事。”这两次篡位成功者，的确通过大量的历史修改，堙没了大量的历史真相，来书写自己的继位正当性。

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通过在 《高祖实录》对李建成、李元吉进行了丑化，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

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

后世成书的 《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均是以 《高祖实录》这一官方材料为依据做出评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建成的历史形象是：

并不预谋，建立以来，又无功德。（《旧唐书》）

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新唐书》）

以庸劣居其右。（《资治通鉴》）

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作为李世民的亲信，在李渊起兵时任大将军府之记室参军温大雅虽然在 《大唐创业起居注》对李世民所起到的作用做了夸大，并对李建成的作用做了贬斥，但是依然记载了李建成对于大唐肈业所起到的作用：

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

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俱为宫官，与参谋议。

诏太子建成将兵讨刘黑阔，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

是故章太炎在 《书唐隐太子传后》写道： “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当年李渊起兵之时，李建成二十五岁，李世民才十六岁，将自己塑造成 “首谋”，多少有些欺世盗名。建成贵为太子，大部分时间在后方统筹规划，且亦有出征之事并告捷，战功虽不及世民，但后方调配工作处置的井井有条，对于李唐的兴起有着巨大的作用。

当然，仅仅是丑化建成，还远远不够，于是李世民及其史官又补脑出一个李渊属意自己的段子：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

上曰：“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或许在后世人的心目中，李世民是 “千古一帝”，他的沽名钓誉能在百姓间流转千年，但是在同为雄主，身处同样视野高度的朱元璋看来，就洞若明镜了，正如尧舜禹禅让为世人所乐道，但受禅的当事人曹丕却得意的狡黠道：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既然大家都是修炼千年的狐精，还请收起聊斋的神通。因此，朱元璋在让儿子宁王朱权秉持自己旨意编撰的《汉唐秘史》中对李世民也做了相当残忍的扒皮：

杀兄太子建成而夺其位，自为太子，受内禅。杀弟齐王元吉而夺其妃，与其生子而欲立以为后。自知过恶不可掩，乃假仁义纳谏诤，以安天下之心，其秽德终不可掩。

在另一部朱元璋授意宁王朱权编著的 《通鉴博论》中对李世民做了更狠毒的评论：

惜乎！志伐高丽，迄死不忘，而武事黩；杀张蕴古，诛李君羡，而刑狱滥；仇田舍翁，停婚仆碑，而君臣之好不终；上皇徙居大安，略无尊奉之礼，十年之间，未央置酒，寥寥一书，而父子之恩太简，此不孝之大者也；宠泰嬖恪，狐疑不决，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几动。其大者，劫父臣虏，杀兄及弟，灭其十子，卒骇君亲，而夺其位。且骨肉者，祖宗之遗体也，其毒至虎狼之残狠未若是也。又且他日乱弟之妇，与其生子，又使之继弟之后，又欲立以为妻，浊乱彝伦，可胜算哉！此皆人不忍为之事，而帝独为之，乃为《帝范》，以为圣帝明王之法，于心能无愧乎？人称太宗之贤者，以其修德施恩，欲掩其恶，使天下之人皆慕其德而忘其恶，此所谓假仁义以安天下之心，非帝本心也。故在位二十三年，虽号治平，善恶犹不能相掩。惜哉！故唐之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与太宗也。故后世子孙皆不君不君臣不臣，藩镇不宾，奸臣跋扈，凌迟有五代之乱。后世若以太宗为法，盖昏庸之主也。

朱元璋这样骂同行前辈李世民，当然不是因为自己是什么道德圣人，而是因为明初的体制是半皇权半封建，若据藩宗室生出觊觎大宝的野心，后果不堪设想。故此，朱元璋为家室社稷计，就不得不将李世民设置为 “朱明家训”上的反派典型 （朱元璋的历史非常的好，绝不要以朱元璋早年不识字的形象来理解。在称帝之后，朱元璋对于历代的典章制度非常的熟谙，明制上的很多改革都是朱元璋汲取历史教训所做的。沿袭明制的清朝，顺治康熙父子都给予了朱元璋第一圣主的评价。）。

但是历史跟处心积虑的朱元璋开了一个玩笑。就在朱元璋尸骨未寒之际，明室就爆发了一场骨肉相残的家族纠纷。燕王朱棣起兵革除侄子朱允炆的统治。入继大统，庙号明太宗。

虽然打着 “清君侧”的旗号，但是真实心迹终究难掩于天下人。而抢夺侄子的家室社稷，按照儒家的意识形态自然是来路不正，在朱棣与方孝孺的对话中暴露无遗，朱棣被逼的哑口无言：

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

人言可畏，为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朱棣不得不大规模的删除历史，后世明史泰斗孟森对此评价到： “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当然，仅仅是删除也是不够的，而是需要进一步的历史发明。

首先就是 《明太祖实录》的修改，经过三次修订，朱棣终于说了一句： “庶几少副朕心。”继而开始对《天潢玉牒》进行篡改，因为朱元璋留有遗训： “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不过，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朱棣没有丝毫犹豫，即命 “文学柄用之臣”将自己的生母改为马皇后 （关于朱棣生母问题，史学界多有讨论，朱棣断非孝慈高皇后所生。）。

篡改自己的身世容易，只需要一笔带过，但是关于朱允炆在位三年时期，如何记载？如果承认建文的正统性，那么就彰显自己的出师无名，这就要精心编排一番了，于是就有了一部属于燕王的 “历史简明教程”——《奉天靖难记》（《奉天靖难记》一书并无作者署名，但是现在明史学界基本认定属于“官书”，见吴德义：《奉天靖难记》的编撰与历史书写。）。

历史很讽刺，被明太祖痛诋的李世民，转眼间就成了明成祖靖难行为的典范，朱棣相比其父，对李世民的评价做了180度的大转弯：

昔日唐太宗拨乱反正，贞观盛世近古罕伦，求其故则太宗善用天下之贤，释王珪魏征之嫌怨，举李靖尉迟敬德于仇敌，用房玄龄杜如晦于异代。

若唐文皇帝倡义气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以至履弘基而登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

李世民的确是朱棣的典范，朱棣不仅在行为上效法，就是在历史发明上也是亦步亦趋。李世民在史书中编排了李渊属意传位于自己的桥段，朱棣也如法炮制，在 《奉天靖难记》中编造了类似的情节：

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余，东宫执兵卫。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有潜以告太子者，太子乃日夜伺察太祖。

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托矣。”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已长，可立以继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尔。”

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太祖升遐，是夜即敛，七日而葬，踰月始评诸王，止不得奔丧。上闻讣，哀毁几绝，日南向恸哭。先是，太祖病，遣中使召上还京，至淮安，允炆与齐泰等谋，矫诏令上归国，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无敢应者，凡三问，言不及他，逾时遂崩。

这种绘声绘色的小说式情节，编造的实在生动，朱棣看的拍案叫绝，索性编进了 《太祖实录》。

当然，除了父王的属意之外，还要 “肆以丑言诋之”编造建文无道，如此双管齐下，那就名正言顺了，所以在 《奉天靖难记》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李世民丑化兄弟的笔法，将建文描述成荒淫无道：

允炆矫遗诏嗣位，忘哀作乐，用巫觋以桃茢祓除宫禁，以硫磺水徧洒殿壁，烧诸秽物以辟鬼神。梓宫发引，与弟允熥各仗剑立宫门，指斥梓宫曰：“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略无戚容。政事一委权奸，悉更太祖成法，注意诸王，遂成不轨之谋矣。

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骄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羊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猪与交。荒眈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出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狎侮宗庙。尝置一女子于盒以为戏，谓为时物，舁入奉先殿荐新，盒开聚观，大笑而散。倚信阉竖，与决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棰挞。纪纲坏乱，构成大祸。自是灾异迭见，恬不自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宫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色模糊，直入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狐狸满室，变怪万状，徧置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犯斗，飞煌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疫疠，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自如。

“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猪与交。”这种连日本人都拍不出来的重口味的情节，居然出现在 《奉天靖难记》这样正式的 “官书”记载中，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如此荒诞不经的编造，之所以能够通过朱棣的审核，或许和朱棣本人的生理缺陷，导致的心理扭曲有关 （《李朝实录》记载，曾有宫女在被受剐刑时，曾痛骂朱棣“自家衰阳，故私年寺人，何咎之有？”是否系“ 衰阳 ”扭曲，那就见仁见智了。）。

朱元璋是朱棣的生身父亲，但是朱元璋痛骂李世民的话，几可以无缝转移到朱棣身上。李世民虽然和朱棣相去700多年时间，但是他作为一个长者，向朱棣传授了一些人生的经验。

五

李世民和朱棣，在为自己政变寻找正当性的过程中，除了发明历史之外，其实还诉诸于一个共同点，即标榜自己效法周公。人类对自己行为的辩护如果不是诉诸于抽象的道德伦理，超越的信仰，那么就是某种具象的行为典范。

周公，是儒家传统中最伟大的圣王，集政统与道统于一身。周公除了本身是周礼的开创者，还是周天下的捍卫者，当年周文王之子管叔鲜和蔡叔度勾结纣王之子武庚反周作乱，被周公所平定。孔子一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周公。既然周公为了天下公义杀了自己的骨肉兄弟，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正当性典范了。

所以，唐太宗就在 《贞观政要》中自比周公，将自己的行为描绘成 “安社稷，利万民”：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朱棣则在 《奉天靖难记》中自承：

昔日管、蔡流言欲危周公，以间王室，于是周公东征二年，罪人斯得。今奸臣弄兵，谋危社稷，直欲加兵于我，以逞其欲，岂但流言而已？

我之举兵，所以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岂有他哉？夫天位惟艰，焉可必得，此事焉敢以闻。待奸恶伏辜，吾行周公事，以辅孺子，此吾之志。尔等自今其勿复言。

不过，朱棣比李世民在发明历史的问题上更升级了一步，除了自况 “周公”之外，还编造了一段朱元璋钦定的段子：

敕今上曰：“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诰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海内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

那么早就让燕王做 “周公”，会不会给人钦定的感觉呢？不过，船山在《 读通鉴论》中对李世民及朱棣这种类比自况做了反驳：

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谁欺乎？周公之诛管、蔡，周公不夺管、蔡之封也；季友鸩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与己争立，而未尝有刘劭之逆，贻唐室以危亡，而杀之以图存，安忍无亲，古人岂其口实哉？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讨也，鸱鸮之怨，东山之悲，有微辞，有隐痛，祸归于商、奄，而不著二叔诛窜之迹；东人之颂公者，亦曰四国是皇，不曰二叔是诛也。过成于不忍疑，事迫于不获已，志窘于不能遂，言诎于不忍明，天下后世勿得援以自文其恶，观过而知仁，公之所以无惭于夙夜也。若夫过之不可掩，而君子谓其如日月之食者，则惟以听天下后世之公论，而固非己自快言之以奖天下于戕恩。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至于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矣。

说到底周公诛管、蔡是为了社稷，而李世民和朱棣的篡权是为了江山。

六

梁任公在 《新史学》中说过：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这话当然过于刻薄、极端，但也道出了某些实情。正史系统的存在，其主要目的除了记忆的维护，也充斥了统治的教化功能。记载什么，回避什么，是一种知识的控制，也是维护统治的一种形式。超出官方意志的记载，即是 “谤书”：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史书之于权力的隐秘作用，基本可以理解为，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记忆，谁控制了记忆，谁就控制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