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还是不秃？清初男子的发型争议-米儿火

金钱鼠尾，秃还是不秃？

现在人们对于清代初期男子的发型有两种理解，一种大致和各种清代宫廷剧一致，后半个脑袋留着大辫子，将前额剃光，形成一种“阴阳头”的形态（图1）。

图1

另一种观点试图对此进行修正，认为影视剧中的“阴阳头”是不合乎历史的，清代早期男子发型是把脑袋剃成秃瓢，露出光溜溜的头皮，只在脑后留下铜钱面积大小的头发，将这些头发编成小辫子，又名“金钱鼠尾”、“金钱小顶”或“金钱式”。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清代宫廷剧常见的“阴阳头”是清代晚期形成的，并非清初人物的发型，他们甚至还画了各种示意图来解释这种变化（图2、图3），这些图片在网络上流传颇广。

图2

图3

第二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毕竟只蓄出很小面积头发用来打成小辫的名为“金钱鼠尾”或“金钱小顶”的发式是见诸于各种文献的（《明季南略·卷十三》《思文大纪·卷八》《翁山文外·卷五》《七峰遗编·第十三回》），而满文中亦有专门的名词指称那块用于蓄发留辫的位置，为“ᡥᡡ ᡴ ᡩᠠ”，汉语对应词为“脑后发际”（《御制增订清文鉴·卷十》）。但如果参考清初的图像资料，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光景。这些画像中，后金及清初时期人物的发型既非第一种观点认知的、清宫戏剧中的“阴阳头”，也不同于第二种观点所说的秃瓢加后脑的小辫，而是保留有很靠前的发际线，部分人物还留有很长鬓角的头发。

且先来看看皇帝的扮相：

图4 故宫博物院藏《努尔哈赤朝服像》（局部）

图5 故宫博物院藏《福临便服像轴》（局部）

图6 故宫博物院藏《福临便服像轴》（局部）

图7 故宫博物院藏《福临便服像轴》（局部）

图8 故宫博物院藏《玄烨便服像轴》（局部）

图9 故宫博物院藏《玄烨半身像屏》（局部）

图10 故宫博物院藏《玄烨半身像轴》（局部）

然后是清初满洲亲贵的扮相：

图11 故宫博物院藏绘制于康熙二十四年（1684）的《亲藩荷塘消夏桐荫行猎行乐画卷》（局部）

图12 故宫博物院藏绘制于康熙二十四年（1684）的《亲藩荷塘消夏桐荫行猎行乐画卷》（局部）

再看汉官的扮相：

图13 浙江博物馆藏《刘源像》（局部）

图14 故宫博物院藏《王士禛放白鹇图卷》（局部）

我们在这些清初人物的画像上，都能看到前额明显的发际线。那么如果清初人物所谓的“金钱小顶”或“金钱鼠尾”发式真的是将头顶刮秃剃净，只在后脑留有少许头发扎成小辫，又为何会有如此靠前的发际线？绘制于康熙二十四年（1684）、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藏的《亲藩荷塘消夏桐荫行猎行乐画卷》和《亲藩习射观骏行乐图卷》中的人物似乎能够提供答案：

图15 故宫博物院藏《亲藩荷塘消夏桐荫行猎行乐画卷》（局部）

图16 故宫博物院藏《亲藩习射观骏行乐图卷》（局部）

此两卷清初画作中均画出了男子的后脑发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留着“金钱鼠尾”式发型，仅在后脑留有金钱大小的面积用于蓄长发，打成辫子，由于蓄发面积不大，所以辫子细小，但是发辫之外的头部，则留有类似于现代人观念中的短发寸头，并没有像现代清宫影视作品那般将发辫之外的部分刮成光头。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人画胤禛读书图轴》体现的很可能也是这种发型。画像中清世宗雍正皇帝的发辫极细，应该也是“金钱鼠尾”式的发辫，但是整个头顶都留有一层短发。

图17 故宫博物院藏《胤禛读书图轴》（局部）

这种画像中出现的短发亦可在与清初剃发易服相关的文献中得到印证。嘉定的士大夫侯岐曾在自己日记顺治三年（1646）三月初一那天记载了自己听得剃发令下达后政府在江南一带执行“清发五等定罪”的发型标准。这五条具体是：

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

留一寸头发不仅是无罪，而且从上述清初人物的画像上看，这种寸长的短发反倒出现最多。其实侯岐曾记下的已经是一个从严执行发型的标准，比满洲人自身的发型还要严格。我们可以在《清人画努尔哈赤朝服像》（图4）和其它清初人物的画像（图18、图19）上看到留有很长鬓角的皇帝、满洲亲贵和八旗职官，但他们肯定是不用被割耳朵的。纵然这是一个从严的执行标准，也依旧是“一寸免罪”，允许被征服的汉人保留寸长的短发。

图18 故宫博物院藏《亲藩荷塘消夏桐荫行猎行乐画卷》（局部）

图19 故宫博物院藏《刘景荣三生图小像轴》（局部）

康熙时期的官员彭鹏少年时曾在福建兴化府老家经历过明清易代的战乱，并将自己一家在战乱中历险的故事记在了自己的文集《古愚心言》中，在叙述中彭鹏也明确提到被剃发了的百姓发型为“短发”，而短发也使他家在逃难时经历了一串紧张惊骇之事。

顺治五年（1648），南明大学士朱继柞与郑成功的部将杨耿合兵，围困了彭鹏所居住的清廷控制下的兴化府城。经过两个月的围城，城中粮食已经告罄，百姓如果继续在城里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十二岁的彭鹏与母亲、伯母、堂兄一道，化妆成拾菜人，与其他饥民一起冒险混出城外，去碰碰运气。对这一家人来说，逃难过程中最危险的是彭鹏的堂兄，因为堂兄的发型按彭鹏的描述，已经是“剃头短发”，这个发型在通过南明军队控制的郊区时，随时可能让一家人遭殃。这家人在过东坡桥时，遇到“长发十余人”的南明士兵，拷打被捆绑的“短发三人”，一家人见此情景，以为逃不过去了，但侥幸的是南明军队放走了这家人。后来这家人又经过“长发二十余人”的南明军队哨所，因为堂兄的短发，被扣押了下来，一家人因惊恐万分而“战栗伏地”。这时南明军中一善心军士谎称彭鹏母亲、伯母是自己的姑姑，彭鹏和堂兄是自己的表弟，如此才把这家人救下。在之后的逃难路途中，彭鹏的堂兄又因为短发被人抓捕，羁押一通宵后才获得释放。

彭鹏堂兄剃发后的短发发型，应该与清初画像中人物的差不太多。这家人的逃难过程中，包括堂兄在内被清廷剃发的百姓是处于短发的状态，而短发又成了长发的南明军队识别敌我的标志，这些短发的百姓则成了他们抓捕的对象。

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我们无从知晓清初人物留这种短发的原因，但我们可以从满洲人早期的生活状态去推测。明代的女真人“以狩为业，农作次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整体而言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似乎并不具备将头皮修整得锃光瓦亮客观条件。如果生活条件不具备，那么早期的女真族应该还未形成将发辫以外的头皮剃光修净的习惯。

事实上，在清代中后期出现并在清宫戏中频繁上镜的那种溜光“阴阳头”，是有很苛刻的条件的，比如要有专门的剃头工具、要请受过手艺训练的剃头匠人。

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乔治·赖特牧师这样描述当时广州的市民生活：“剃刀经过的，不仅有脑袋，而且包括脸部，这使得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动手来执行这一必不可少的仪式，因此需要大量专业的剃头匠” （图20），“仅广州一地，就有超过七千名剃头匠穿梭于大街小巷”（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赖特牧师所说的自己做不来剃发，需要具备专门技巧的匠人，这点似乎是可信的。在实际操作中，剃发刮头的技巧要求极高，据曾供职清宫的何姓宫女回忆，宫中供职的剃发匠，都“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一天不练，就手发颤，眼发花，春冬时在自己的胳膊上练、手背上练，右手持刀，把左臂上的汗毛全部剃光，夏秋时间，就在冬瓜皮上练”（《宫女谈往录》）。宫廷的剃头匠一有闪失，便会受到极严厉的惩罚，因此要苦练技巧。社会上的剃头匠虽然比不上宫廷的严格，但也得具备熟练的技艺以赢得主顾的满意。除此之外，头皮刮过之后，若要想将光净的状态维持下去，还得继续花钱找工匠定期且频繁地刮头。同一位何姓宫女还回忆到当年光绪皇帝剃头有一定日期，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隔十天剃一次头，风雨不误。这个十日一次的剃头频率大致是维持头皮光净所必须的。皇帝肯花钱养剃头匠，有钱的人会出钱按期请匠人刮头，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频繁剃头刮头的生活习惯，都是建立在讲究的生活观念和一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的。

图20 英国画家Thomas Allom描绘的道光年间广州市民剃发的场景，图片摘自The Chinese Empire

明代末年女真人的社会生活缺乏历史文献的详细记载，但清初政府把一批政治犯和文人流放到了关外，这些流放人士多采用笔记记载关外满洲人的社会生活。在《宁古塔纪略》、《龙沙纪略》、《宁古塔山水记》等流人笔记中，可以看到关外满洲人有从事耕作、樵采、狩猎、捕鱼、采珠、商贸等各式生计，但还未提到有专门以剃头为谋生技艺的匠人。而且在这些流人的笔下，关外满洲人的生活条件显得十分简陋，生活方式也极其朴拙，简陋的生活条件、朴拙的生活方式，应该还未能催生清末那般讲究的打理头发的方式。

如果清初的满洲人中还没有形成剃头匠这一行业，那么这些画像中出的那种短发，甚至有可能不是剃头匠用剃刀修理的结果，而是用剪刀剪出来的，即使这些清初人物有条件找到人将头发用刀刮净，他们似乎也未必如清末一般，频繁刮剃，刻意保持头皮光秃的状态，而是由着头顶上长出短发。

剃发工具——剪刀

如果继续咬文嚼字，我们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读出另一层信息：明末清初时期说的“剃发”，用的工具很可能是剪刀，而所谓“剃发”在明清之际，则可能是指将头发剪成短发，并非现代语境中的用刮刀将头发扫光。剪刀只能将长发剪去，留下发根，却无法刮出“清宫戏”中那种光洁的头皮，因此大量清初画像中的人物呈现出了短发的状态。

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鲜国王派使臣申忠一到努尔哈赤的居城佛阿拉城向其修书示好，回国后，申忠一是用“胡俗皆剃发”描述佛阿拉城男子的发型的（《建州纪程图记》）。另一名叫李民寏的朝鲜人作为随军幕僚参加了萨尔浒战役，兵败被虏到了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第二年被释放回国，在为国王撰写的报告中，他描述赫图阿拉城的男子“皆拔须（早期女真男子有将下巴上的胡子揪掉的习俗）、剪发，顶后存发，如小指许，编而垂之左”（《建州见闻录》）。努尔哈赤辖下的部众留的应该同一种发型，这种发型被申忠一称为“剃发”，在李民寏的口中则为“剪发”，“剃发”和“剪发”可能说的是一回事。

如果继续关注清廷入关后汉人剃发的史料，可以发现在剃发令下达之后，不少情况下汉人是用剪发的方式来服从剃发令。《河南巡抚吴景道题审拟杨夭奖留发杭粮斩罪事本》记载了顺治四年（1647）年的一个叫杨天美的彪悍农民不仅不肯剃发，并且还抗粮不交，又彪悍地射死了催粮人。但杨天美最后在围捕下屈服，自己剃了发，而审理官员描述他剃发的方式是“唤家人丢与剪刀，将发剪下”。

顺治五年（1648）年，在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也发生了一件因剃发引起的风波（参见:《山西巡按刘漪为审拟绅民违制蓄发并纠参州官贪银事揭帖》）。保德州城住有原明朝的老干部陈奇瑜，其人在崇祯年间曾经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被革职为民后回乡居住。尽管已革职为民，住在老家的陈奇瑜仍然官威不减，像在明代居官时那样在大门口挂牌匾、竖旗杆，出行时还是用黄伞、乘轿，分外高调。这些行为尚不要紧，但要命的是陈奇瑜仍然留着头发不剃，还戴着明朝时的网巾。陈奇瑜在拜会保德州知州时，被知州发现发型的问题，当即被拘押在衙署中。后来经过本地乡绅恳请，陈奇瑜获得保释，一回到家，便让自己名叫王俊秀儿的小妾拿着剪刀将头发剪掉。这件保释之后发生的事，在按察司经历司的报告中是说小妾“持剪，辄将陈奇瑜蓄发剪剃讫”，该行为在知州的口供中又被描述为“伊家遂将头发剃讫”、“脑后与两鬓有新剃之形”，而按察司曾质问知州“缘何纵容保出，令其剃头”、“何至纵容出保, 致其私剃”，至于为陈奇瑜作保的乡绅在口供中描述陈奇瑜为“后保出到伊家内, 才尽剃了”，督察院对案情的描述则是陈奇瑜“到家使妾潜剃”、“令妾剃头”。小妾拿剪子将陈奇瑜头发剪掉这件一事，在各方的描述中，被称为“剪剃”、“剃头”、“将头发剃讫”、 “私剃”、“尽剃了”，陈奇瑜被小妾剪掉头发的发型则被称为“新剃之形”，可知当时说的“剃发”，其实是用剪子剪发。

明清之际苏州某位士人在自己的《播迁日记》中提到顺治三年（1646）二月，“洪内院（洪承畴）复奉旨颁示，仍欲剃头，虽非人心之愿，然有不剃者，兵丁辄肆笞辱，自月终以及三月初旬，出城市者皆复剪发，渐及于乡也。”日记中所说的百姓遵照朝廷指示“剃头”和出城市者“剪发”，其实也是同一件事，“剪发”应该是“剃头”的具体操作方式。

剪刀无法将人头皮上的头发除尽，肯定会存有发根，倘若剃头说的是剪发，那么完事后，头上自然还是留有一层短发的。如果赫图阿拉的满洲人是用剪发的方式来打理自己的发型，汉人用“剪剃”来执行剃发令，那么清初满汉人物画像上人的前额留有一层短发也就不为怪了。

清代征服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命令一城、一地区的大批人口在短时间内集体剃发的现象，天命六年（1622），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征服沈阳后，命令全城的人集体剃发（《满文老档·第十九册》），顺治二年（1645），清廷又命令京师内外十日内，直隶及各省地方在接到部文后十日内，都要“尽令剃发”（《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前面提到清末道光时广州有超过七千名剃头匠在走街串巷，以来满足城内居民的剃头需要，那么在明清易代之际对于一个尚没有剃发习俗的民族来说，社会上应该是不存在剃发匠这个行业以及如此数量的剃头匠人。因此大量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完成剃发的任务，各自用日常生活的常见工具剪刀把长发剪去，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是更可行的操作方式。更何况剃发的主旨在于“君犹父也，民犹子也”，要求“父子一体”（《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希望被统治民族与统治者发型保持一致，如果作为发型模仿对象的满洲王公尚未讲究到一定要将头刮光净，且大多留有短发，那么汉人将头发剪成短发应该也是统治者能够接受的。

图21 2011年广州美术学院硕毕业士生王永创作的油画《剃发令》

此油画在当今汉服圈内广有传播，但画中这种剃头方法很可能是清代中期以后出现的。

也许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剪刀剪出的短发和刮刀刮出的秃瓢是两种发型，但对于那个年代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汉人来说，即便是剪成短发，也与秃头相差无几。无论是剃光头，还是短发，都差不太多，都是亏体、辱亲（《乾初先生遗集·卷十三》），足以给人造成沉痛的情感创伤。顾炎武挚友，昆山士人归庄写有《断发二首》（《归庄集·卷一》），痛陈自己剪发的苦恼，其中第一首诗哀叹道：

亲朋姑息爱，逼我从胡俗。

一旦持剪刀，剪我头半秃。

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

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

虽然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剪成短发和秃头是有区别的，但对于归庄来说，剪掉长发就是“半头秃”，是毁伤父母所生头发且顺从“胡俗”的奇耻大辱。

除了珍爱的头发被剪去这事让人难受，剪去头发带来的冠帽变化又给人带来另外一层痛苦。明代的冠，大多需要盘髻插簪才能戴上。剪成短发，冠肯定戴不成了。冠戴不上了，衣也改了，原先的衣冠都废了，因此屈大均写有《自作衣冠塚志铭》，讲述自己在南京城南雨花台之北木末亭之南设有一处坟冢，埋葬自己旧日的衣冠，因为自己已经处于“无发何以冠”，“无肤何以衣”的境地，并发出了“衣冠之身与天地而成尘”的哀叹（《翁山文外·卷九》）。

作为遗民士大夫精神寄托的短发

尽管剪了短发让很多人痛苦不堪，但如果说剪出的短发与秃头完全没有区别，也是不对的。因为即便是短发，也能给部分经历剃发易服且怀念前朝士大夫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慰藉。

松江人萧诗在被迫剃发之后，写有《薙发》（《释柯集》）诗一首：

白发一何短，时时见剪痕。

鬘鬖尝护额，爱护且留根。

米芾揖犹拜，淳于名亦髠。

尚能遵国法，不敢出柴门。

此人还做有一首《洮侯张先生以序见赠赋谢》（《释柯集》），提到自己是“傲怀存短发，冷韵等坚冰”。我们能够从萧氏的诗的字里行间看到他矛盾的心情，可以知道他剃发时用的工具是剪刀（时时见剪痕），剪成的是短发（白发一何短），并非现代人概念的上的秃瓢头，亦不是现代“清宫戏”上时常出现溜光的“阴阳头”，剪成短发也给他造成沉重的情感伤害，让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髡刑，但是政策上的“一寸免罪”的发型操作空间，又让他在“尚能遵国法”的前提下可以 “傲怀存短发”、“爱护且留根”，寄托自己对头发的留恋之情。新剪短发，既使他遭受刻骨铭心的情感创痛，又让他藉以自我安慰。

剃发令之后以短发寄托对头发留恋之情的，还有吴江的诸生朱铭德。此人在明清鼎革之际遇到剃发令，但“不忍剃发，剪其发使短，发长更剪之，而衣冠不变”（《戴名世集·卷七》）。这里说的“剃发”可能是指真正意义上“剃光头”。朱铭德面对剃发令，既不敢硬着对抗，但又心有不甘，只能在法度允许的范围内用剪短发的方法打擦边球，钻个空子。至于改换衣冠，置办新的衣物，那可是要花钱的，因此在剃发易服的政令发布之初，造成了“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的局面，清廷一度也予以暂缓强制改换衣冠的要求（《清世祖实录·卷十九》）。朱铭德不变衣冠，可能也是利用政策一时的宽松。

松江士人李雯在清兵进京之后，做了官，也剃了发，虽然算不上遗民，但他内心对此也是怀有愧疚的。内心的愧疚使他写了一篇《答发责文》，文章中虚构自己在梦中遇到了头发神，头发神谴责李雯将相伴三十八年的自己抛弃。李雯借虚构的头发神的谴责，引出了一连串的自我辩解，最后以安慰的口吻说：“子（头发神）之族类支党者，尚得焰耀星弁之下，巍峨黼黻之上。余幸以戴白之老，乞灵于鹿皮竹冠，以庇子焉。”（《蓼斋后集·卷五》）这里说的剃发后留下的“族类支党”，除了有“金钱鼠尾”小辫，应该也包括剩下的短发。不管怎样，李雯剃了发，做了官，尚有剩下的头发能借着官帽（鹿皮竹冠、星弁）和官服（黼黻）焰耀巍峨，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

通过这些士人的言论可以看出，一方面，短发是他们在剃发令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使他们遭受刻骨铭心的创痛，另一方面，又能让他们以此来慰藉。

推出剃发令的满洲统治者留短发，或许是因为生活条件所限，尚未精细打理的之故，而这些接受剃发令的士大夫留短发，则多少寄托了故国之思。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怀着何种心情，在发型这件事上，两类人实现了“君臣父子一体”。

终究还是秃了

发型这东西，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到清代中期以后，发辫外的头皮刮光剃净的做法似乎时髦了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清代中晚期皇帝的朝服像中，帽檐下前额的发际线消失了，变得光净起来。

图22 故宫博物院藏《顒琰朝服像軸》（局部）

图23 故宫博物院藏《旻宁朝服像轴》（局部）

图24 故宫博物院藏《载淳朝服像轴》（局部）

而在部分画像中，还可以看到额头上留有刮刀刮去头发留下的阴影：

图25 故宫博物院藏《弘历朝服像轴》（局部）

图26 故宫博物院藏《旻宁便服像轴》（局部）

图27 故宫博物院藏《旻宁情殷鉴古图像轴》（局部）

图28 故宫博物院藏《载淳便装像轴》（局部）

乾隆三十九年（1764）郎世宁创作的《塞宴四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在竞技的摔跤手，都没戴帽子，他们的头顶均露出光净的头皮，头皮上亦有因头发被刮去而留下的阴影。

图29 故宫博物院藏《塞宴四事图》（局部）

在金农绘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自画像中，也可以看到那种与《塞宴四事图》里摔跤手类似的发型，金农的发辫之外的头皮被全部剃净：

图30 故宫博物院藏《金农自画像轴》（局部）

从这些画像中，可以推测清代中期以后，人们的处理头发方式有了变化，开始用剃刀仔细把头发刮秃剃净，这种发型已经和现代清宫剧中那种发辫之外的部分皆为光头的发式颇为接近了。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编纂的满文类书《御制增订清文鉴》中，对“ᡶ᠋ᡠᠰᡳ᠍ᠮᠪᡳ”，即汉语“剃头”一词的解释为：“用刀子除掉头发，称为剃头。”该类书中提到的这种头发处理方式也能和乾隆朝以后的这些人物画像中的发型相互映证。

光净的头皮离不开专门的剃发匠人，到乾隆时期，九江已经因盛产熟练的剃头工匠而出名。相传福康安经过九江时，偶尔请匠人剃发。熟练的匠人刀法簌簌如风，不知不觉已将头发刮剃掉了，因此获得了五十两银子的打赏（《清稗类钞·容止类》）。

汉人对于剃头去发的态度，随着时间流逝似乎也有了变化。刻意用留短发来寄托对头发疼惜之意的，可能仅限于亲身经历过剃发易服之痛的那一代人，待几代人之后，对于头发便不再有如此执着。《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写到贾总督“脾气是不欢喜剃头的，他说剃发匠拿刀子剃在头上，比拿刀子割他的头还难过，所以往往一两个月不剃头，亦不打辫子。人家见了定要老大的吓一跳，倘不说明是制台，不拿他当做囚犯看待，一定拿他当做孤哀子看待”。囚犯没有机会理发，死了爹娘的人要体现自己悲痛，守孝期间不宜修理仪容，将不喜剃头者视为囚徒或者死了爹娘的守孝人，这或许反映了在晚清时期，在社会上不拘满汉，已经将不请剃发匠剃头、放任头发乱长视为邋遢模样，且将把头剃光视为整洁干净。总督既然是一个体面人，不剃发也被认为是不应该的。

清末外交家曾纪泽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请匠人剃头的时间，周期大约为七天一次，而遇上朝会则要额外剃头（参见鱼宏亮：《发式与政治——清代剃发易服政策新考》）。如此频繁剃头显然是作为一个官员，为了保持与身份相称的整洁形象的缘故。虽然《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晚清时代的小说，曾纪泽亦是清末人物，但这种将剃净头发视为为整洁的观念可能在人们开始流行刮秃剃净做法的乾隆时代就有了。人对于发式的审美究竟会随时间而改变。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晚清外国人留下的影像资料中，看到相当多的前额头有发且蓬乱未剃的人，这些人在照片中大多劳作于田间市井，有的还衣衫破烂，应该是社会底层群众。毕竟脑袋也不是任何人想秃就能秃的，还得要有钱。修理出整洁光净的头皮，需要花钱请剃头匠，而花钱保持头皮的这种光净状态，则还要频繁地雇匠人剃头，花销就更大了，能这么做的，只是具备经济实力的那部分人，对于没那份财力的，从清初到了清末发辫之外的部分可能还是半头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