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清时期最具盛名的一代名臣，乃系一位既能“承往古衰朽之续”，又能“开近代风气之先”的复杂人物，更是一个“文足安邦，武能御侮”的全能型人才。《清史稿》评价其为“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梁启超评价其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他甚至被后世奉为“国人精神之典范”、“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清同治三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其声望和权势达到了顶点。此时的曾国藩手握三十多万战斗力强悍的武装力量，天下督抚多半出其门下，江南地区尽在其手。如果曾国藩愿意挥师北上，推翻晚清政权，自立为帝也不是没有可能。

传统的儒家思想、湘军的内部争斗，再加上慈禧太后对其精妙的权力制衡，虽然让其斩断了政变想法，但也让其拥有了类似“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美誉。毫无疑问，此时的曾国藩已经站在了神坛之上。如果没有“天津教案”的出现，曾国藩足以“名闻千古”。

“天津教案”中的望海楼教堂

“天津教案”始末

清同治九年，天津地区发生数次儿童失踪绑架事件；同时，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天气炎热、瘟疫横行而大批死亡。因为教堂善后处理不当，致使这些病故的儿童尸体暴露野外甚至“胸腹皆烂，腑肠外露”。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并非单纯的传教布道，更多的是依仗本国政府，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横行霸道，多行霸凌之举。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如此背景之下，教堂收容所病故的儿童就成了民间流传之“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传闻的证据，天津民众的愤怒，可想而知。

晚清传教士形象

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的记载，“至挖眼剖心一条，经曾国藩于抵津时亲加推问，百姓无能指实。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遗失幼孩控告之案”，天津民众对教堂残害儿童的认定并不属实。可面对查无实证的结果，天津民众并不认可，甚至将天津县衙团团围住，用石头瓦块攻击诱拐儿童的嫌疑犯——教民王三。

教民王三被围攻，使得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异常愤怒，出面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但崇厚对天津民众的纵容、暧昧态度让丰大业并不满意，于是便有了丰大业鞭打崇厚随从甚至枪击天津官员的愤怒举动。丰大业的张狂点燃了天津民众的愤怒之火，将其殴打致死以后，火烧望海楼教堂并杀死外国传教士、修女、使馆工作人员、外国商人共计20人。此即为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

火烧望海楼教堂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发布《谕天津市民》，指责天津民众不法举动，严禁天津民众再生事端；

2、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上呈朝廷的奏折中为传教士辩解；

3、大肆搜捕参与“天津教案”的民众；

4、对案件做出最终处理结果：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时任天津知府张光藻之墓

根据时人笔记记载，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每一步操作都惹得天津乃至全国各地的严重不满，纷纷“斥为谬论，坚不肯信”，甚至连曾国藩昔日好友、属下臣僚也都“责问之书日数至”。案件审结以后，曾国藩受到的谴责之声更为猛烈，“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很明显，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从名震天下的“中兴名臣”、“国人精神之典范”彻底跌落，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甚至，连曾国藩自己也认为”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让其”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不得不引咎辞职、落寞离津。

“天津教案”中被毁的教堂

曾国藩到底有没有错

从“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来看，曾国藩很明显伤害了天津民众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这样的处理结果，果真就该怪罪曾国藩吗？我们以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1、朝廷的态度

《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了一份朝廷发给曾国藩的谕旨，对其提出了这样的办案要求：

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

也就是说，清朝政府要求曾国藩既要照顾民心，又要绝对保证和平局面。对于法、英、美等国的军事威胁，朝廷虽然给出了“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的强硬态度，可如果曾国藩真这样做了，一旦战火再起，曾国藩会落得何种下场，可想而知。

更何况，面对军事威胁，清政府虽然数次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严行戒备”，可还是数次给曾国藩下发谕旨，要求其“斟酌情形、以保全和局”。如此矛盾的态度，曾国藩能怎么办？权衡之下，曾国藩也只能按照基本的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处理。

同治朝谕旨

2、李鸿章接手以后的处理结果

曾国藩引咎辞职以后，朝廷另派李鸿章接手。李鸿章对于“天津教案”做出了以下处理：

判死刑16人、缓刑4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较之曾国藩的处理结果，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李鸿章将20人死刑改成了16人死刑、4人缓刑。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也就是说，李鸿章也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一命一抵了案”。

3、平心而论

在曾国藩上呈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有一句对“天津教案”的客观态度说明：

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乃系天经地义之道；更何况就晚清政权当时的羸弱状态，天津民众因愚昧诬陷收容所神父、修女戕害儿童而冲动杀害传教士乃至外使馆工作人员的行为，差点重启战火，让无数民众再次遭受兵祸。就此来看，曾国藩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失当之处。

战场上的晚清士兵形象

或许，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唯一犯下的错误就是没能很好的照顾民族情绪，没能顾全天津民众愤怒的心情，没能贯彻落实自己对待太平军的“剃头”本色。可盲目的冲动以后，如果重启战端、生灵涂炭，曾国藩又该背负何等罪名呢？仅就“天津教案”而言，曾国藩或许有错但绝无罪过，更不该被骂成汉奸、卖国贼。

​参考文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曾国藩全集》、《清季天津教案研究》、《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