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10月，我用了整整一个月仔细阅读与深入思考程平山所著《竹书纪年考》（下简称《纪年考》）。我接触《竹书纪年》50多年，首次见到如此巨制（近200万字）。《纪年考》体系庞大，结构精密，内容丰富，考证详密，在以往的《竹书纪年》研究史上未曾有过。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出土大批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纪年》是记载五帝夏商周历史的珍稀文献，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夏商周部分的价值远在《春秋》《史记》之上，梁启超誉为“中国史学界第一瑰宝”。《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十三卷本，明代出现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自明代嘉靖以来，中外学者就《纪年》的真伪与价值展开激烈争辩。《纪年考》是研究《纪年》的出土、整理、考正、版本、流传、真伪、性质与价值等方面的专著，为《纪年》的资料库，是研究《纪年》集大成者。

作者从考古出发，结合文献，并亲自调查确定《纪年》出土“汲冢”的位置、墓葬所处的大环境。参考20世纪在此考古发掘的资料，推定汲冢的规模、形制，以推断墓主人的身分，进而确定汲冢所出文献的性质、特点，从而恢复了原本《纪年》的小环境，由此可了解它的来源及可信程度。作者对晋初学者对汲冢竹书的整理、编定与分类、对《纪年》的考正、注释都做了详细考证，让我们对《纪年》整理本的产生及其再生的过程有所了解。作者还对共出的75篇简书作了介绍，就其书目重新分类，增添其学术性。这是从另一种环境理解《纪年》。于是，作者将《纪年》出土、整理等等的人和事的场景生动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产生了直观印象。

学者因对《纪年》的学术史缺乏了解故而产生诸多错误与误解，所以作者专写一章论及《纪年》的学术史。作者选取古今中外300余家，展现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创见。我的感觉是本章甚为精彩，令读者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好像后生随着记者采访先贤，聆听他们对《竹书纪年》的评价，也听记者报道时贤对《竹书纪年》的看法。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他们的观点，还可以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治学路数、学风、人格、学术的得失，以及从正反方面得出一些启发。

第四章《竹书纪年》流传考是引人入胜的一章。西晋至明代早期《竹书纪年》的引用情况，列举全部引文并且分析来源，这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极有新意和价值。如果说前人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本以年代为经、历代各家引文为纬，纵向展现原本《纪年》的面貌；而本章则以《竹书纪年》引者为经、时间为纬，横向展现古本《竹书纪年》的面貌，即原本《纪年》流传、变异过程中一个个的横切面。以新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出纵向角度所不能看出的东西，可以发现一些真象、奥秘。

作者对原本《纪年》的流传至佚失、今本《竹书纪年》的作伪作了明晰的揭示，进而对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作了周详精到的考察，特别是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结构做了精辟的分析，让人有别开生面之感。本书充分地展现了古本《竹书纪年》的高度价值、今本《竹书纪年》的伪误。

总之，本书是巨细无遗、庞大精密的体系。

二

我认为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整体性，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我认为以高屋建瓴来形容本书的思维特征是不够的，而应当从中国大道哲学的高度去评论。从我数十年的学习体会，老子、孔子、孟子以降，大道哲学日益衰微，先辈圣贤那样的整体思维渐至消失，在认识事物、诠释经典方面往往局限于局部，缺乏对整体全面的关照，往往得不到正确理解。作者首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在这个资料的海洋中畅游，自然能观赏到别人看不出的风光、奥秘。在此前提下，他还为每个具体的问题建立了大小不同的整体性环境，使读者对其有较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从浅层思维出发，而不是从整体论的角度正确理解《纪年》和它的某些具体条文是很困难的。我相信每个有志于古史的人都可以从此书中获益良多。因而，《纪年考》及其姊妹篇《古本竹书纪年辑注》为我们今后对《纪年》研究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或平台。我认为思维方式是本书成功的首要条件。

二、创造性。前面所讲思维之高度、资料库之宏大、方法论的宏观微观的结合及其所达到的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是新的创造性。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的专业水准和高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本书的创造性观点不断涌出。作者对原本《纪年》提出一个重要认识，根据《中兴馆阁书目》认为它的结构分三部分：《纪年》《纪令应》《杂事》。这是个隐藏了许多年的旧秘密，却是程平山的新发现。作者从整体论考虑，做了大量细致的考辨工作才有此发现。此发现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对《纪年》内容产生的种种疑问能得以解决。负责整理《纪年》的和峤说《纪年》起自黄帝，而亲眼看到刚整理完成的《纪年》的杜预却说《纪年》篇起自夏。自古以来，学者认为此二者存在矛盾并且不可理解。程著以《纪令应》《杂事》将五帝事及一些怪异事分别予以处理。从而混乱、纠结的问题就得到合理解决，也使《纪年》篇部分体现出雅正。杜预《左传后序》言汲冢古书“《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其《纪年》篇起自夏。”此《纪年》有二义，一指书名，一指篇名。作者这种解读，实际合于杜说。

三、严肃性。或云客观、求实、谨严态度。要坚持整体观就应有宏观、求实的态度，否则二者就会相背离。《纪年考》的严肃性在大的方面体现在他对《纪年》辑集时引文尽可能地要将相关的语言环境呈现出来，避免了前人辑录引文时掐头去尾，以致歪曲事实、误导他人，同时也便于读者很好地理解所辑录的条文。这是一种新的更为进步的辑录方式，是一种很好的学术态度，是作者整体观、创造性的真实反映。

四、独立性。程平山将考古与历史二长处相结合，特别是思想之高度、所构建体系之庞大、方法之周详精细，是前人所不及的。站在新的高度，自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纪年》大的格局，除复原其结构的三大部分《纪年》《纪令应》《杂事》外，就它的纪年系统的三大部分：三代、晋、魏纪年系统中最难确定的魏纪年的开始年代，他也作了很好的解决。王国维定魏武侯十一年（前386年）为魏纪年之始，方诗铭定三晋受封为诸侯之年（前403年）为魏之始年，程平山则以魏惠王元年（前369年）为魏纪始年，较之王、方说更为合理，不违亲历《纪年》的原始整理本的杜预、束晳之魏纪始于晋灭和三家分晋之说。程平山敢于提出新说，更为占理，更为高明，此种精神当肯定之。它不仅推进了《纪年》的研究，也为《纪年》未来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开辟了新的境界和空间。

三

综上所述，《竹书纪年考》是一部立意高远、构思精妙、体系庞大、考证详密的学术精品。

程平山以个人之力完成这部巨制极为不易。本书涉及到极其浩繁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相当多的古典文献，这不是常人所能驾驭的。对学术史中所选300多名代表学者都做仔细研究，要花费极大精力和大量时间，这种踏实、求实、刻苦的精神在当今是极其难得的。这是成就这部高质量巨制的重要条件。

历史与考古结合是程平山与别的学者相较的优长，也是他在研究《竹书纪年》上胜过许多古人和一些现代权威、做出《纪年考》这部优秀著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程平山此成就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树立起一个典范。可以预期，程平山在现在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