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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录藏族史料类编》和《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评介

《明实录藏族史料类编》和《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评介实录是中国封建时代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史实的资料性编年体史册,是中国传统官修史籍之一。

清实录太宗实录_清实录康熙实录_清实录

付出多年的心血和汗水,西藏民族大学顾祖成教授担任名誉主编、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孔繁秀研究馆员主编的《明实录藏族史料类编》(全两册)和《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全九册)(以下简称“两套《类编》”),已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这是近年藏族历史研究学术资料编辑整理的硕果,值得祝贺!

实录是中国封建时代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史实的资料性编年体史册,是中国传统官修史籍之一。实录大多以所记朝代皇帝的谥号或庙号为名,如唐《顺宗实录》或明《成祖文皇帝实录》,唐朝以降均由官修,历代相沿,成为定制。至清代最后一朝的《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帝)为止,共修撰过一百余部实录。若将某一王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合刊,则名《明实录》《清实录》等。实录修成之后均藏于宫禁,从不刊印流布,随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而大都毁于兵燹或流散失传,只有明清两朝的实录,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中国的古代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共同创造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是中国西南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的古老民族。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藏族等与内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系,自隋唐之际已经见于汉文藏文的记载,此前则有各种考古材料的佐证。公元13世纪中国元朝建立之后,西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之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明清三朝的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章立制、施政驻兵、封官授权的各项活动,官修史书中的记载日渐详尽,而以明清两朝实录中的著录最为权威。

但是明清两朝实录卷轶浩繁,虽近代印刷技术进步,图书馆事业兴起,一般读者依旧难觅其踪。欲查阅利用其中的藏族史料,洵非易事。改革开放之后,藏学研究前辈学者即着手从事各种汉文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80年代初,《明实录藏族史料》(全三册)和《清实录藏族史料》(全十册)出版刊行,那是陈家琎、顾祖成等老一辈藏学家筚路蓝缕潜心成就的学术果实。“夸张一点说,一个错别字都难以找到”(韩敬山《西藏大爱》《北京晚报》2008年2月27日第60版),令从事藏族历史学习研究的同行师生与藏学研究爱好者受益良多。笔者当时正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族史,购得这两套《史料》,阅读检索、摘录引用,完成毕业论文。此后多年从事藏族史的教学科研,两套《史料》一直放在书柜中最易于取阅之处,随时翻检。

两套《史料》的编辑历时多年,极为审慎,弥足称道。然而在使用过程中,也可发现不便之处。

古代中国史学发达,中国古人有着重视历史记录研究的传统。前人为史,逐渐形成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诸体,实录属于编年体。上述《明实录藏族史料》和《清实录藏族史料》的全书编排,大体也是仿照编年体,一依时间先后排序。然而,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而对后世发生长久影响的事件,或可跨越较长的时间。前因后果,兴替沿革,历有年所。这就造成编年体史书利用上的不便。中国古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用纪事本末或人物传记补其不足。而纪事本末体克服了编年体记事分散和纪传体记事重复的缺点,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外创立了史书的一种新体裁,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两套《类编》属于纪事本末体,分类记事,有始有终。以《明实录》中有关茶马互市的记载为例,即十分典型。我们知道,明朝中央政府对周边各民族多实行“朝贡贸易”。西南地区的茶马互市,对于明朝在藏施政,辑藏安边,具有重要意义。从明初起,直至明末,相沿两百余年。若从《明实录》爬梳整理此类资料,费时既久,亦难免有所遗漏。而《明实录藏族史料类编》分设了“设立茶马司,盐马司、颁发金牌勘合,官府主持茶马互市”和“茶马交易等民间贸易和明廷禁约私茶,整顿茶法马政”两个子目,与茶马互市相关的一应史料,皆入其中,年代跨越自明初至明末的两百余年。读者翻检搜集之便利程度,较之从原来的《明实录藏族史料》中查找摘录,自不可同日而语。《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与上书相较,又有所不同。盖因后者卷轶浩繁,内容庞杂。清朝治理西藏,各项制度更加完备,实录记述更非前朝可比。分类罗列,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社会历史在不断发展,学术研究在不断进步。学者的研究兴趣、造诣水平和读者的阅读能力、偏好热点也在不断变化。两套《类编》的编者注意到了上述各点,已经改繁体字为简体字,改竖排本为横排本,尽量照顾和方便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难能可贵。而且,两套《类编》皆已做成数据库,以便更多读者在纸质书籍之外,有更多的选择,也适应了当今时代数字史学的发展。如果说还有可以改进之处,笔者不揣简陋,谨提出两项建议以供参考:

一、再出缩编本。尤其是《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一共九册,十分厚重,似可考虑简化为现有体量十分之一左右的缩编本。一个可以参照的先例就是《顾维钧回忆录》,原书一套十三册,后来出了上下两册的简本,颇便读者。

二、假如能出缩编本,日后还可考虑在缩编本的基础上选译重要而又典型的内容译为英文。让更多的国外关心藏事而又不通中文的人们得以一窥两套《类编》之一斑,从而了解明清两朝治藏的概要。

(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胡岩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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