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作《史记》，据他自己说是要“成一家之言”的。“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说他要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出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理想。司马迁写《史记》自许是很高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的理想，是要使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春秋》这部书，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过是编年体的鲁国历史大事记。但在司马迁当时却不是这样的看法；当时一般认为《春秋》一书是孔子晚年寄托自己一生的理想之作，所谓“因史记（指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意思是说作为王法的《春秋》传门记述了天下国家政治上得失的情况，而且表现出所以成功或失败的道理，记载的道理很深，说得很清楚，不用过多的解释，内容就非常明昭。而且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可以明辨古代贤君的治国之道，还可以辨明社会、人事之间当遵守的纲纪，辨别疑惑难明的事理，表明是非区别，决断迟疑不决之事，以善为善，以恶为恶，以贤为贤，尊重贤者，贬斥不肖之人。也就是说它含有“微言大义”，是有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是存褒贬于其中的。当时的人还认为，孔子之所以借作《春秋》写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我与其凭空地发议论，还不如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来表明我的见解和理想更为深切明白。这是当时一般人对《春秋》的看法，同时也正是司马迁写《史记》要窃比《春秋》的意思。由此可知，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又主要是靠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