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八月庚申（196年10月7日），曹操颇费周折，总算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预定目标。他将汉献帝迎到许都后，还未开始实施他的战略，便出现了很多麻烦。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凯哥行进的必要前提，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汉献帝到了许都之后，就有很多名士怀抱不同的目的，纷至杳来。其中虽然有真心实意报效曹操的，但更多的还是捣蛋分子，尤其是孔融和祢衡最为典型。他们完全是意气用事，极尽所能地侮辱曹操的人格，他们的到来，实际上使得本来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曹营，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同时，曹营内部也因汉献帝的到来，也逐渐分化出一批倾向汉献帝的人物，荀彧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他自从做了汉天子的尚书令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如何确保、重振汉室大业，在政治立场上与曹操同床异梦。而在此之前，曹营内部的总体态势还是团结一致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思）

也就是说，被奉迎到许都的汉献帝，对于曹操来讲，非但不是一种政治资本，反而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军事和心理负担。曹操从此不但要为皇上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长期无条件提供物资保障，还不得不拨出足够的兵力加以保护。更让曹操担忧的是，汉献帝自命不凡，暗中联络董承、吴兰、王子服等人，密谋发动政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衣带诏”事件。因此曹操在筹划对外用兵的时候，还必须时刻防备来自许都内部的威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他的对外战争。

不久，曹操发现，自从他将汉献帝挟持到许都后，不但引发了内部持久的骚乱，而且他从此成了众矢之的，被他的阵政敌们口诛笔伐，成了“奸相”、“汉贼”。要是汉献帝不再他的身边，何至如此呢？

需要提出的是，那些所谓的各路诸侯和“大汉忠臣”们，根本没有资格对曹操说三道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也根本不愿意为汉室做一点贡献。之所以反对曹操挟持天子，自然不是因为担心汉献帝的缘故，也未必担心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对他们施号发令（就是发令也不会听从），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借此攻击曹操，毁坏他的名声。

中国历史上，有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多如牛毛，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成功的案例。远的不说，董卓就是因为有意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成了盟军的讨伐对象。曹操聪明一世，却没能总结董卓的教训，走了这步臭棋。

事实上，曹操根本用不上汉献帝这块招牌，他军政实力的增强、势力范围的扩展，完全都是靠着自己一手拼出来的，与汉室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但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惠，反而为供养汉献帝及其官僚机构浪费了大量的物力，也因此被指责的体无完肤，说起来真是比窦娥还冤。

曹操毕竟是一代枭雄，他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巨额投入根本得不到回报，而且名声越搞越臭。后悔之余，他做了补救。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将根据地迁往邺城，目的是通过与汉献帝的分居，向世人表明他并未挟天子。其实，从这个时候起，曹操已经放弃了原定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规划。

然而烫手的山芋想丢也丢不掉，孙权、刘备等人并未因此善罢甘休。他们仍然向世人宣布曹操的大逆不道，曰：“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并以此为政治资本与曹操抗衡。即便是曹操本人，终其一生，也未曾走出由挟天子而导致的心理阴影，最后还赔上了三个女儿。不用想，假如没有曹操的保护，单凭汉献帝的那点能耐，不要说东汉王朝不可能多苟延残喘二十几年，就连他本人，也早已性命难保。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挟天子”这个问题上，曹操远没有袁绍明智（曾有人建议袁绍挟天子被他所拒），更不如刘备精明。刘备对“弄虚作假”很有一套，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为汉献帝做过什么贡献，却是得到实惠最多的。曹操的可怜就是在于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该拿皇帝押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