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谜团终于破解了，三种茶叶末釉以后不要再说错！-米儿火

关于厂官釉的文献记载

清代厂官釉是景德镇御窑厂创烧的一种结晶釉瓷器新品。关于厂官釉，较为重要的一条早期文献是雍正十三年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详细列举了清初御窑厂“仿古、采今……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第九种即为“仿厂官釉，有鳝鱼黄、蛇皮绿、黄斑点三种”。

人们习惯于将《陶成纪事》理解为唐英在雍正时期协理陶务八年的成果总结，其实唐英所列品种，有相当一部分在康熙时期即已创烧。唐英的口吻，是汇总清初御窑厂的仿古、创新情况，而非个人的功绩。厂官釉也非唐英督陶后的创新之作，《景德镇陶录》载“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迨后有唐窑，犹仿其釉色”。可见《陶成纪事》所载仿厂官釉三种，均创烧自康熙中期的臧窑，而非唐英协理陶务时首创。这一点至少嘉庆时期的蓝浦还是认知清晰的。这是对清代厂官釉的创烧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那么，仿厂官釉仿自哪里？成书于雍乾年间的《南窑笔记》载：“厂官窑，其色有鳝鱼黄、油绿、紫金诸色，出直隶厂窑所烧，故名厂官。多缸、钵之类，釉泽苍古，配合诸窑，另成一家。今仿造者，用紫金杂釉，白土配合，胜于旧窑”。由此条文献可知，清初御窑厂仿厂官釉源自直隶厂窑制品，大约是缸、钵之类的粗瓷，应为缸胎；而御窑仿制者为白土瓷胎，显然胜于旧窑。

直隶厂窑在哪里，历来无定论（1999年紫禁城出版社，吕成龙《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这里的'厂官釉’究竟是指哪个窑呢？叶喆民先生认为'厂官窑’器系指河北彭城窑所产刻'内府’字样的缸、罐，亦即今之所谓'缸器’或'炻器’。也有人认为'厂官窑’可能是指北京西郊门头沟之琉璃窑。'厂官窑’究竟何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199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杨静荣《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据《陶成纪事碑记》载，唐英创烧的厂官釉是仿明代厂官窑产品，而何为明代厂官窑产品，至今仍无法确定”。），在此试做延伸分析。

在明代瓷器窑场中，能够称作“广官”的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场，目前比较明确的有饶州景德镇窑、处州龙泉窑、彭城磁州窑、钧州钧台窑、真定曲阳窑五处。（见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此曲阳窑非指定窑窑场，而是曲阳境内的其他窑场，具体位置尚不可考。）其中真定曲阳窑正位于直隶境内。真定府曲阳县在明代一直为宫廷烧造缸坛类制品，多见官方记载。据万历十五年《大明会典》：“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真定府曲阳县酒缸一百一十七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嘉靖三十二年题准……曲阳县缸、瓶、坛共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五件……通行解部，召商代买。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该文献说明几乎整个明代曲阳窑均承担宫廷需用缸坛类粗瓷的烧造，是宫廷在地方窑场订烧的“部限瓷器”。从多方面因素判断，明代真定府曲阳县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场，即《南窑笔记》所载的直隶厂窑，该窑的厂官窑制品亦即清代御窑厂仿厂官釉瓷器的来源。

民间将厂官釉俗称为茶叶末釉，则最早见于清末寂园叟所著《匋雅》：“茶叶末一种，本合黄、黑、绿三色而成。”“深绿之有鬃眼者，谓之新橘——橘之未黄者也，近墨者为鳖裙，近黄者为蟹甲，此三者为一类。”“茶叶末中有绿色一种，瓷质甚细，异于常品，而与新橘、蟹甲、鳖裙三者又迥不相侔。”之后关于茶叶末釉及其特征的描述渐多，不一而足。如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茶叶末导源最古，一为纯正之茶末，一为不纯之茶末。不纯正者，或偏于黄，或偏于绿；纯正者，如将茶叶研成细末，调于釉中。”民国《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茶叶末有鼻烟、茶尾之别。”“褐色之种类审度，有墨褐，有绿褐，有黄褐，有粉青褐。”由此茶叶末渐成为厂官釉的习惯性称谓。

之所以在清末以后出现茶叶末釉及诸多亚种名称，一是因为御窑的厂官釉在嘉庆以后“大抵色暗败而板滞（《匋雅》语）”，品种间的特征差异越来越不明显；至清末，民间对《陶成纪事》所载的厂官釉典型品种早已失去概念。二则厂官釉作为结晶釉瓷器，受烧成影响较大，呈色并不稳定；民窑仿制者更无标准可言，配方、面貌各异，遂因貌取名。从而越至近晚，称谓迭出。

因此，要想对茶叶末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须恢复《陶成纪事》厂官釉品种原貌，确立可靠的标准参照系。

清宫档案所载厂官釉品种及烧造时限

纵览清宫档案中大运瓷器的烧造清单，（目前所见清宫档案中保存的大运瓷器烧造清单已发表于《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本节名称均引于此。）关于厂官釉的记录并不太多。

乾隆三年内廷交唐英一批瓷样照样烧造，其中有厂官釉瓷器7种，分别为厂官釉四方双管杏元瓶、厂官釉收小双环七弦尊、厂官釉放大兽面双环大汉尊、厂官釉放大腰圆天禄尊、厂官釉三阳尊、厂官釉小缸、厂官釉太极纸槌瓶。

乾隆三十三年对瓷库收贮的瓷器进行盘点，于拣选出有瑕疵备赏用瓷器中，列有厂官釉瓷器3种，分别为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

乾隆四十二年，大运琢器减少为37种200件，这一品种数量延续贯穿了乾隆晚期和整个嘉庆朝十五年大运瓷器的烧造（嘉庆十六年起大运瓷器停烧）。其中仍包含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

道光即位初按照嘉庆四年的惯例恢复大运瓷器烧造。道光二年，将37种200件大运琢器减少为29种100件，其中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停烧。

道光二十五年又停烧15种大运琢器，其中包括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

光绪三十一年，以青云红蝠纸槌瓶代替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从而大运瓷器中的厂官釉全部停烧。

从上述大运瓷器烧造清单可以看出，御窑厂历年所烧造的厂官釉大运瓷均为琢器，没有圆器，且作为常例烧造的，主要是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3种。

我们从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大运瓷器的烧造名数，大体可以推测瓷器名目的总体递减规律。在乾隆早期，由于皇帝的兴趣和督陶官唐英的殷勤，品种各异、名目繁多的瓷器得以历年翻新烧造。继乾隆二十一年唐英卸任督陶官旋即去世、乾隆三十四年唐英的得力助手窑厂协造老格离任，之后的督陶官均无志于陶务，任内碌碌无为，守成且难，无论创新。乾隆四十三年起皇帝更将督陶官向由内务府官员担任的惯例改为由江西地方官员兼任。（见铁源、溪明《清代御窑厂的督陶官》，刊于《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下）》，朝华出版社，2005年。）结合乾隆四十二年之后大运瓷器烧造品种数量基本固化的情况，可以推测此时的乾隆，对瓷器的兴趣已经大为减弱。自此，大运瓷器名目数量呈现逐年减少萎缩的趋势。而宫廷在减烧瓷器时，总是尽量保持品种、器型、纹样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不难推测，乾隆四十二年后大运琢器中保留烧造的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必为御窑厂早期厂官釉瓷器的三个典型品种。结合其名称，更不难推定与雍正十三年《陶成纪事》所列三种厂官釉瓷器的对应关系：花厂官釉即黄斑点，黄厂官釉即鳝鱼黄，绿厂官釉即蛇皮绿。

厂官釉的标准参照器及釉面特征

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在清代大运瓷器中虽有延续烧造，然而应属乾隆前期的制品特征最明显，试选择标准参照器各一（见图1）。

图1-1 乾隆花厂官釉太极纸

槌瓶

图1-2乾隆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

图1-3乾隆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

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高约33厘米。典型的花厂官釉总体呈黄绿色，黄、绿、黑相杂，黄斑片片，故曰“花厂官”“黄斑点”。该制品是厂官釉中烧造时间最长、呈色最稳定的品种，直至光绪时期，仍能烧出标准的花厂官釉制品。

黄厂官釉双带葫芦瓶，高约26厘米。典型的黄厂官釉总体呈黄褐色，上面隐现黑点，确实很像鳝鱼的皮色，故曰“黄厂官”“鳝鱼黄”。该品种从乾隆至道光，呈色相对稳定。烧造成功的双带葫芦瓶，釉色浏亮如铜器，其瓶口沿、如意带耳、束腰菊瓣等凸棱处因釉薄而呈现酱黄色条带状。也有部分制品或因烧成温度不够，无法出现明显的结晶效果，总体呈色土黄一片。

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高约19厘米。典型的绿厂官釉总体呈墨绿色，上有凸起的亮黄色星点，故曰“绿厂官”“蛇皮绿”。其实要说“蛇皮绿”，虽然占个绿字，总没有“鳖裙”更形象，鳖裙不但颜色近暗绿，上面的黄色凸点也极类绿厂官釉。《匋雅》中所言“近墨者为鳖裙”，当即指绿厂官釉。该品种颜色不是很稳定，乾隆晚期和嘉庆制品常出现釉色暗败的现象，或因此而最早停烧。

由花厂官釉、黄厂官釉、绿厂官釉呈色及稳定程度的不同，可知三者的配方应是各不相同的，绝非同一配方仅仅因窑火而呈现的不同视觉效果。但窑火中的结晶幻化，却又是烧制出一件美轮美奂的厂官釉制品的必要条件。

从标准参照器的釉面特征看（见图2），花厂官釉、黄厂官釉的釉面相对细腻平整，绿厂官釉则釉面较稠厚不平；花厂官釉结晶更多成斑状，黄厂官釉、绿厂官釉结晶以点状为主；黄厂官釉的结晶点为黑色，隐现在基釉之中，绿厂官釉的结晶点为黄色，较为凸起，犹如紫砂梨皮泥中的砂粒。厂官釉在窑火作用下，当结晶现象明显时，点、斑、纹混合基釉釉色的变化，甚至连成大片的纹理；当结晶不明显时，则更多呈现基釉的釉色，而釉色因窑温高低也有所不同。如南博所藏乾隆厂官釉小缸（见图3），颜色黄绿相掺，纹理流淌呈羽绒状，无明显结晶点，按上述特征，当属于花厂官釉，为乾隆早期精品。而故宫所藏嘉庆绿厂官釉玉环纸槌瓶（见图4），釉色呈灰褐色，结晶不明显，颇合“色暗败而板滞”之论，与上述标准参照器似乎判若两物，但细观釉面局部，黄色结晶点其实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