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既是今人认识秦汉三国时代的核心史籍，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人物列传在“前四史”中所占篇幅最大，是今人解读“前四史”及其记叙时代无法回避的内容。因此，“前四史”人物列传，长期以来受到文史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丰硕，涉及列传体例义法、材料来源、文学表述等方面。近年来，随着“史料批判”和“历史书写”研究兴起，史籍的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和撰述意图等问题得到学界重视（参见孙正军：《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然而，“前四史”人物列传究竟怎样合传、编次和区别？各列传中的人和事按什么顺序叙述？列传编纂背后的史家意图如何？这些问题尚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考察和阐释。曲柄睿新著《整齐世传：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破解“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密码”及其背后的史家意图。

全书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论构成，共32万字。作者借用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将“前四史”人物列传编次秩序和列传文本书写模式概括为“列传范式”。该书即围绕“列传范式”的出现、确立、应用和影响展开研究，充分探讨了“前四史”列传的基本单位、合传原则、编次秩序和列传文本书写模式等问题。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研究路径新颖，揭示人物列传编纂蓝图与史家意图。该书考察“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既未遵循传统文史学者研究方式，又非简单效法当下“史料批判”“历史书写”研究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利用“列传范式”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从列传编次秩序和列传内部叙述顺序两个层面入手，揭示“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方式及其演变。在这一路径下，作者提出《史记》“以人叙传，按照人物行事合传，按照时间顺序编次”，开创了列传范式。《汉书》延续《史记》以人叙传原则，但将列传编次秩序之时间定为人物任官时间，将合传原则由“人物行事”改为“官职位次”，正式确立了列传范式。《三国志》《后汉书》应用列传范式而各有变通，《三国志》创造性地将官职合传原则与史论相结合，展现出汉季三国诸臣的历史地位和形象，在《魏志》《吴志》中还利用“宗王传”作为魏、吴建国前后的间隔。《后汉书》列传编纂，则有意“将人物施政风格和官职位次熔冶一炉”，“表现出传中人物官职之外的共性”。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探讨史家创建、应用或改变列传范式背后的意图与关怀，从而提升了本书的深度和广度。该书提出《史记》以人叙传、因事合传，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主张有关；《汉书》注重人物任官时间和职官位次，彰显了汉家威仪和王朝政治秩序；《三国志》列传叙论结合，为三国人物建构起体面或理想的历史形象；《后汉书》关注人物施政风格，则表明了范晔的个人政治理念。研究路径的创新，令该书新见迭出，且自成体系。

文献功夫扎实，恰当运用史料探源和文献考证方法。“前四史”虽为常见史料，但与之相关文献，比如鱼豢《魏略》、诸家《后汉书》等，往往散佚。该书虽侧重探索史学文献定型而非探寻史源，但考察“前四史”列传编纂，难免需要探寻史源和钩沉文献。作者于史源学运用十分娴熟，如第四章第三节考察《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传》“处士”形象建构，即通过追溯史源，指出其史源为《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等，但范晔调整、重组、转写了诸书“处士传”，从而表达了他的史学意图。作者亦擅长应用文献学技艺来揭示史实，如第五章第一节运用版本学、校勘学技艺，考辨出谢承《后汉书》本无《风教传》。史源探寻和文献钩沉，以及具体问题研究时精细的史料考辨和文本分析，为该书立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研究视野开阔，兼顾史学发展内在理路和外部影响。史学史研究，以往多侧重史学本身，包括史学发展历程、史官制度、史书体裁和体例、史学思想等方面。近年来，学界逐渐更多关注史学与政治、社会、文化之关系，有研究者将这两种研究模式概括为“内向型史学史”和“外延型史学史”（余欣：《史学习染：从〈汉书〉写本看典籍传承》，《中古异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无疑属于史学史核心问题，但该书将之置于汉晋南朝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中予以考察，希望透过列传编纂探讨史书背后的史家意图和现实基础，反思史学发展与社会政治间的互动，展现出兼顾史学内外的研究旨趣。如第四章通过对《后汉书》第五伦形象的考察和《第五伦传》在“光武守业诸臣传”中位置的分析，提出范晔构建第五伦形象和编排列传，是将东汉初政局与刘宋时局作比，意在批判刘义康的苛细政治风格，主张“回归宽和”。再如第六章考察列传范式影响下的地方史（郡国书），揭示出东汉郡国书出现和发展，背后隐藏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魏晋时期，因选举制度变迁，郡国书与九品中正制配合，成为朝廷认证士族之凭证。南朝时期，谱牒作为判定士人身份的文本，导致郡国书减少。将郡国书兴衰置于汉晋南朝中央与地方、皇权与士人的互动中加以探讨，得出的观点新颖且可靠。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