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乾嘉学派”通过考据,确定《孔子家语》是三国时期一个叫王肃的人伪作

伪书是古代文人以“托古传道”为旨而编辑撰写的书籍,其绝大部分属史书范畴,因而伪书基本就是伪史。伪史一词最早出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一书:“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剏一名,题为‘伪史’。”刘知几笔下的伪史就是在古代“尊古卑今、贵远贱近”的学风背景下,一些文人“假借他人之名以传其书”而伪造的史书。编撰伪书虽然肇始于两汉,但其风气却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社会。

中国古代史书文化发达,正史、杂史、别史、野史、稗史等各类史书非常丰富,而伪造的史书也颇为众多,伪书存在时间之悠长、内容之庞杂、种类之缤纷、范围之广博,在世界史书史上难出其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托古”伪书就已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的说法,后世“借名传学”伪造古籍的风气日渐炽张,伪书俨然成为古代社会中一种奇异而广泛的文化现象。

据近代学者张心澂在《伪书通考》中依循经史子集四部所列举,其中经部伪史有73部,史部有93部,子部有317部,集部有129部,另外尚存疑问之史书,以及佛藏道藏之伪书亦有493部,累计共达1100多部。纪昀在主持编修《四库提要》时对伪书现象感慨万千:“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

那些“托古传道”的伪书编撰者,大多是依托和借附“风范之家”,以传递学养知识和表达政治诉求,他们或假托他人之名来传播自身思想,或沿袭旧名作新书,或利用世人“重古之风”的心理以达到推介个人作品的目的。他们的根本动机和真实意图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被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洞悉和勘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一代纪传体史学鼻祖对于伪书起源的简洁陈述与简要分析,可谓深入骨髓、鞭辟入里。

既然很多史书在彼时已经被厘定为伪史,却又为何将伪书存留下来?以东晋元帝时期的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例。明末清初考据学大师阎若璩沉潜三十余年,从篇数、篇名、历法、典章制度、文字句读、地理沿革等方面对《古文尚书》进行了精细考证,得出此书乃后世假托古人而作的定论,使悬置学术史一千多年的重大疑案得以最终破解。但其后三百多年,该书依旧在《尚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且与真文合为一体。深究其原委,就是伪造的《古文尚书》中的很多文字,辑录于东晋以前的一些史书典籍,而这些史书典籍到了阎若璩所处的明末清初时代,大多已经散佚失传了,所以伪造的《古文尚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再比如《四库全书总目》经过缜密详尽的考辨,认为《海内十洲记》乃托名东方朔而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伪书,但同时又指出该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再比如《四库全书总目》编者们认为《神异经》乃托名东方朔,《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系托名班固,这些伪书的文学价值一方面在于“词条丰蔚”“字句妍华”,足供采摭,增广见闻,另一方面它们构成了六朝小说的重要维度,对后来唐传奇、宋话本以及明清小说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诸如此类的伪书,如果厘清作者的真实情况或者成书的具体年代,那么是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遑论伪书产生的因由与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许是由于古代文人慑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不得不假托古人而作;也许是封建士子基于求名趋利、争强好胜的世俗考虑,只得借助古代先达的声望去作伪。二者尽管都有无法直接表达的心里隐情,都有难以述说的主观意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这些伪书的作者几乎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子。

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和参与伪造《古文尚书》的三国魏人王肃,就是鉴于自身学术地位比较卑微,于是不惜假借孔子后裔名义伪造经书。研究表明,无论是《孔子家语》抑或《孔丛子》还是《古文尚书》,这三部书均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儒学发展历程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唐代中期以降一直到近代,文史学界弥漫一股浓郁的疑古惑经之风,历经北宋庆历疑古思潮之丛生、清代前期嘉乾疑古学派之兴盛、近代古史辨派之脱颖,史学界对先秦经学一疑再疑,竟然疑出上千部伪书,几乎覆盖了先秦全部典籍。明代中叶著名学者、浙东学派代表人物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写道:“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者几十七焉。”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其编纂的《輶轩语》一书中也不无担忧地指出:“一份真伪,而古书取其半。”

这股愈演愈烈的疑古之风日盛,以至于很多货真价实的真史也被打入伪书的另册。好在经过现代文史学者的悉心研读和精心鉴别,一些所谓的伪书陆续被正名,如曾被朱熹、章学诚等人判定为伪书的《管子》,前些年被当代学者以大量确凿的证据确认为系管仲本人所作;再如一向被看作伪书的《神农本草经》,经过当代学者的反复抉发和仔细辨别,肯定它是一部成书于汉代的中医经典著作,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