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1950年代初编《说说唱唱》，1955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像《鲁班故事》便是经他整理发表的，他尊重老舍，佩服赵树理，对民间文艺充满兴趣，他追求文艺的雅俗共赏，可谓文兼风、雅。华东师大张高领先生新发现的汪曾祺佚文中有一首诗，提到赵树理的“鸡蛋书”。该文已收入即将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平装版中，今天我们先睹为快——

一则新发现的汪曾祺题词及其释读文

文 | 张高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1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新版《汪曾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问世。这可以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前的献礼之作，致敬作者，造福读者。这部《全集》不仅收集了汪曾祺迄今最详备的文学作品，尤其尽可能囊括书信、题词、图书广告等日常文书，可谓应收尽收，而且校勘精良，装帧精美，堪称近年全集出版之翘楚，深受“汪迷”们欢迎。《全集》的出版，标志着汪曾祺相关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已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的终结，发现重要作品的可能性或许微乎其微，但拾遗补阙并非“题无剩义”。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一则《全集》未收录的汪曾祺题词。这则题词看似不无日常应酬意味，但细究内容却不可小觑，它不仅勾连着汪曾祺与赵树理之间的历史渊源，而且流露出汪曾祺文学观念中雅俗之辩的面相。

原文如下：

“惯吃家常饭，长留鸡蛋书。上党余风在，先驱德不孤。题《大众小说》兼怀赵树理同志。树理同志曾希望他的书能在集市上卖，农民可以拿鸡蛋来换，谓鸡蛋书。

一九八六年八月汪曾祺”

这是一则汪曾祺为1987年1月出版的《大众小说》创刊号写的题词。《大众小说》是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创刊发行的通俗文学双月刊，其宗旨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刊登具有时代精神、民族意识，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优秀作品。提倡作者在继承中华民族的创作方法的同时，努力吸取外国有益的创作经验与技巧；鼓励作者锐意创造、标新立异，奋力写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的多思维、多视角的高档次通俗小说力作。”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兴起一波蔚为壮观的通俗文学热，与之相应的是，大量通俗文学期刊应运而生。《大众小说》正是通俗文学热的产物。1980年代汪曾祺的文学声誉日隆，鉴于其文坛地位与民间文艺方面的造诣，该刊邀请他为创刊号题词。这则题词虽发表于1987年，但汪曾祺落款时间则是1986年8月。邀请汪曾祺题词，《大众小说》应该对刊物宗旨有所介绍。看到《大众小说》创刊号提出的“贴近时代 面向大众 情趣横生 雅俗共赏”，汪曾祺大概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曾在《说说唱唱》时期共事五年之久的老上级赵树理，而赵树理也确实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契合上述四种旨趣的作家。《说说唱唱》执行主编赵树理的通俗化办刊方针，是汪曾祺亲身见证的，这一体验也很可能代入到对新刊物的理解中。因此，在上述双重意义上，汪曾祺以赵树理为典范提出了对于《大众小说》的祝愿与期待。

赵树理先生（点击上图可查看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首先，看题词第一句：“惯吃家常饭，长留鸡蛋书。”近乎家常话，真诚平实，又和蔼可亲，是汪曾祺辨识度很高的风格，即使在原本理应高屋建瓴指点江山的题词寄语中依然如此。这一句中唯一难解之处是“鸡蛋书”一词，汪曾祺特别加以解释“鸡蛋书”的说法最早见于1986年7月8日的《读廉价书·鸡蛋书》一文：“赵树理同志曾希望他的书能在庙会上卖，农民可以拿鸡蛋来换。”鸡蛋换书是“文摊”作家赵树理为广大农民读者写作的一个理想，汪曾祺则将它生动地概括为“鸡蛋书”。题词中的“鸡蛋书”则是上述文章观点的引述和发挥。不过，在《读廉价书·鸡蛋书》中，汪曾祺指出：“这个理想一直未见实现。用实物换书，有一定困难，因为鸡蛋的价钱是涨落不定的。”这一理想的挫折也可以在赵树理那里得到验证，在1963年发表的《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中，一度对自身作品的大众化程度颇为自信的作家曾反省道：“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行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着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1980年代的汪曾祺重提赵树理的“鸡蛋书”理想，显然认为它理应实现，而且可以在新时期实现，所以对《大众小说》寄予殷切希望。汪曾祺并非通俗文学作家，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雅俗之辩的思考却是相当深入的。

他高度重视通俗文学，曾指出：“通俗文学不可轻视，比起雅文学（或称严肃文学）并不低人一等，雅俗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有一天也许会合流的”。在《〈中国寻根小说选〉序》中，他希望青年一代的寻根作家们“能够融会今古，折衷雅俗，不要脱离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过远”。无论从融合雅俗，还是读者意识出发，汪曾祺所概括的“鸡蛋书”都具有示范意义。当然，对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而言，他与“鸡蛋书”的理想追求有着相当的距离，但这种理想的通俗面向并不外在于其文艺观念，以俗为雅或折衷雅俗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小说中广泛运用的外号就是鲜明的例子。题词第二句：“上党余风在，先驱德不孤。”赵树理是山西晋城人，晋城古时属于上党。汪曾祺沿用以地名指代人名的传统，以上党指代赵树理，“上党余风”意指赵树理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追求。“德不孤”引用了《论语》“德不孤，必有邻”的典故，以肃穆雅正的大词预设了《大众小说》之于“上党余风”的呼应关系。这首先是对先驱赵树理的褒扬，其次也是引导《大众小说》踵武前贤，继往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既是将赵树理作为路标置于当代文学的创作领域，也是试图将《大众小说》嵌入当代文学史谱系之中，可见其良苦用心。

不过，在“通俗文学热”潮流中，商业化的因素已经相当浓厚，汪曾祺的美好祝愿在刊物的运作机制中能实现几分颇值得怀疑。当然，这是后话了。若将这一题词放在汪曾祺与赵树理的关系中来看，它则具有比题词这一形式本身更重要的意义。与汪曾祺专门写赵树理的文章《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和《才子赵树理》相比，题词看似分量很轻，其实却提供了另一种重要向度。有研究者指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和《才子赵树理》“主要谈的是赵树理这个人，却没有怎么涉及赵树理的文”，以致引出“汪曾祺谈到赵树理时对其作品下笔会那么吝啬呢”的疑问。而对赵树理文学风格的整体评价与推崇，恰恰是题词最核心的内容。即使在汪曾祺所有提及赵树理的文章中考察这则题词，它仍是目前唯一一处在总体层面高度评价赵树理通俗化文学风格的例证。在关于汪曾祺与赵树理关系的现有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赵树理对汪曾祺的写作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比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还深”，或者认为“没有四十——五十年代的赵树理，也就没有八十——九十年代的汪曾祺”，包括笔者的文章都曾对赵树理对汪曾祺的影响做出过相当肯定的判断，但得出结论的过程却往往带有很强的推论色彩。在此意义上说，这则题词为讨论汪曾祺与赵树理之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还值得关注的是，汪曾祺写这则题词的时间点。1986年是赵树理诞辰八十周年的年份。当汪曾祺写作《读廉价书·鸡蛋书》时，可能已有纪念赵树理之意，但限于文章主题只是开头处匆匆带过而未深谈。稍后的《大众小说》的题词邀约，时间、话题都十分契合汪曾祺怀念赵树理的心愿，于是最终促生了这则重心在“兼怀”赵树理的题词。虽然它受限于近似五言诗的题材，展开得并不充分，但换个角度想，或许正是这种蕴藉而传统的文体最能传达汪曾祺的怀人幽思。

(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一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