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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如李商隐《娇儿诗》即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高承：《影戏》，《事物纪原》卷九），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苏轼：《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东坡志林》卷一）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辍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１３２１－１３２３］）两书。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３５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斑。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灞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响，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邳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濂、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丕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繇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邳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１６３９），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１６５０），《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羁縻蒙古之说。（徐珂：《以祀关羽愚蒙》，《清稗类钞·丧祭类》）《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拾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屺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钜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梁章钜等撰：《庙祀上》，《楹联丛话》卷三）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章学诚：《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王侃：《江州笔谈》卷下）。至《演义》对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王侃：《江州笔谈》卷下）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何德刚：《容座偶谈》卷四）。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

我国的戏曲从话本小说中汲取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不断地创造和丰富着人物的艺术形象。

在我国的戏曲舞台上，关羽戏一直在创编着，在演出着。在金代院本中， 《赤壁鏖兵》、《骂吕布》等，就有关羽的形象。可惜这些院本都散佚了，无从查考其具体的内容。

元人杂剧中，三国戏增多了。其中以关羽为主角的有《关大王单刀会》、 《单刀劈四寇》、《千里独行》、《怒斩关平》等。

明代的三国戏除杂剧之外，尚有传奇《连环记》、 《古城会》、 《五关记》、 《三国记》等，其中包括有关羽秉烛待旦、灞桥饯别、斩颜良、河梁救驾等故事。

到了清代，随着关羽封号越高，以及连台本三国戏的出现，关羽戏也越来越多。京剧诞生之后，在京剧中便逐步形成了以关羽为主体的“红生”这个行当，也出现专攻红生的演员。关羽戏也由散出连缀成连续性的剧目。据董维贤《京剧流派》一书说，京剧著名的红生演员王鸿寿，就编演了关羽的连台本戏，从关羽出世《斩熊虎》起，至走麦城死后的《雪地斩越吉》止，共为三十六出。王的传人李洪春根据历史传说和《三国评话》，又增编了《走范阳》、 《阅军教刀》、 《收姚斌》、《破羌兵》、 《教子观鱼》，发展为四十余出。这些戏，可以单出演，也可以连台演。一九六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洪春经过挑选的演出本《关羽戏集》，就收有《斩熊虎》、 桃园结义》、 《造刀投军》、《斩华雄》、 《斩车胄》、 《屯土山》、 《赠袍赠马》、 《白马坡》、《诛文丑》、 《阅军教刀》、 《破汝南》、 《溺桥挑袍》、 《过五关》、《收周仓》、 《古城会》、 训弟》、 《收关平》、 《火烧博望坡》、《汉津口》、 临江会》、 《华容道》、 《战长沙》、 《单刀会》、 《取襄阳》、 《水淹七军》、 刮骨疗毒》、 《走麦城》等共二十七出。

研究关羽戏发展演变过程，会发现关羽戏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剧目，尤其在清代更是如此。一种剧目，小心谨慎，诚惶诚恐地把关羽当作“神”来表现：另一种剧目，则按照自己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把关羽当作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描写。前一种，体现了官方的意志。在舞台上，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剧本不能随便改动。“戏中每遇关羽的戏，皆不许直呼其名，本人则称关某，通名时则只称关字，别人或敌方则都称他为关公。比方《战长沙》，黄忠则说：“来者可是关公?”虽然很不合生活情理，但这是钦定的。在清朝以前，文庙武庙，几乎是一样的郑重，故孔关二人的名字，皆须避讳，羽字虽不能严避，而亦特将笔画缺末两笔，羽字本为三撇，后特改写为两点，就是因为关公名字的关系。所以乾隆年间，张德天奉旨编《鼎峙春秋》(连台本三国戏)，每遇关公之名，皆不敢直书，自己则说关某，他人则日关公，戏界至今，尚相沿习。在表演上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关羽有四十八个特有的亮相姿势，这是根据关帝庙中的塑像和二十四副对联创造出来的所谓“关公四十八图”提炼而成的。舞台上的关羽形象，既要勇猛威武，又要刚健凝重。在旧社会扮演关羽的演员还必须遵守清规戒律，以示虔诚恭敬。

另外一种，则是民间的做法，敢于演出一些在宫廷里不让上演的剧目，如《斩熊虎》和《怒斩关平》等。

《斩熊虎》，写的是关羽早期亡命的生活。蒲州太守熊虎之子熊样，为了强占士人张继昌之女蛮姣，勾结县令苗信，为非作歹。关羽好打不平，闻讯即去公堂辩理，一怒之下，打死熊祥，火焚衙署，砸烂牢门，救出蛮姣和所有犯人，逃至圣母庙。熊虎率众捕快赶来，火烧圣母庙。关羽从火中冲出时，熊虎从后面追来，关羽把他劈死，逃奔范阳。

《怒斩关平》，描写了五虎小将之一关平报功心切，骑马踏死平民王荣之子，王荣告到官府，官府不受，并加以威吓，最后王荣告到荆州王关羽面前。为了严肃军纪， “下安庶民”，关羽差点斩丁关平。

这两出戏中的关羽，带有草莽英雄的色彩。他反封建衙门的叛逆行为以及严于律己体恤民情的作风，反映了老百姓的意愿。

淮剧有一个传统剧目，名叫《关公辞曹》，更是别开生面，写的是曹操的女儿曹月娥钟情于关羽的悲剧。关羽辞别曹操之后，走出了许昌。这时曹月娥发现了，立即拼命追赶。她追上关羽之后，要求与关羽同行。关羽鉴于她是奸臣之女，加以拒绝。曹月娥就在关羽面前自刎身亡。关羽也有谈恋爱的举动，这大概也是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这对于把关羽看作“神”的人来说，那是不可理解，也是不能接受的。他拒绝曹月娥跟他同行的要求，也许是作者出于对关羽的“爱护”吧。其实，这是一个败笔。

梨园教坊是古代艺人进行艺术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向弟子传授技艺的地方。作为戏曲中的关公文化，是梨园子弟们的必修课程，有着严格的禁忌和规矩。

元以前，关羽形象就出现在舞台上，元代戏曲中关羽形象已十分活跃。《孤本元明杂剧》中每个剧本后，均附有人物衣戴打扮。不论哪出剧、关羽的行头一律为：渗青巾，解衣曵撤，红袍，项帕，直缠，搭膊，带，带剑，三髭须。除了渗青巾和红色袍，并没有更多在装饰上有何突出的地方。三髭须也并非关羽独有，因为戏曲中很多武将，如《单刀劈四寇》中的吕布和他手下八员大将，也同样挂着三髭须。这正好反映出，元代戏曲中的关羽，和普通武将并无特殊之处。

到了清代，关羽成为帝王圣人，戏曲舞台由是出现了以“红生”为代表的关羽戏，它在扮像上开始出现特殊的规定。例如关公所戴的髯，是用假发穿织制成的黑色超长三绺髯，黝黑光亮，衬托出关公的忠勇和威严，所以戏剧界专称此为“关公髯”。再如“蟒”，是戏曲表现帝王将相朝贺、宴会、议事、办公等严肃场合所穿的礼服。但有一种称为“绿蟒”的几乎成为关公服饰的专利，是以示其威严英武的穿戴。

在梨园关羽戏中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短。《清稗类钞》记：“梨园俗例。扮关羽者。涂面则不衣绿袍，衣袍则不涂面。”不过这并不严格，如清咸丰、同治年间著名须生程长庚则独不然。他采用胭脂匀涂面，“出场时，自具一种威武严肃之慨，不似近人们演之桀骜也。”程长庚的拿手之作是《战长沙》。

忠↓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