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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近代中国与中亚的地缘政治，就不能不提晚清名臣左宗棠，正是左宗棠击败沙俄入侵，平定了新疆叛乱，维护了祖国统一，才为后世中国与中亚各国保持长久稳定友好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被梁启超称作500年来第一伟人，他的传奇人生也为后世津津乐道。最近，《左宗棠传信录》出版，作者刘江华潜心研究十余年，通过查阅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还原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左宗棠。本期“品读”，该书作者刘江华独辟蹊径，从对联的角度，对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逸事进行了考证。值得一提的是，对联在清代尤为兴盛，曾有这样一句话概括中国历朝文学成就：“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对联”。当时的名士曾国藩、左宗棠等都撰写了大量的对联。作者通过对左宗棠对联的考证，去伪存真，从一侧面还原出晚清政坛上名臣之间的微妙关系。

逸闻 凭对联与两江总督结亲家

真相 对联令陶澍“激赏之”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是左宗棠的第一首成名对联，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写给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当时的左宗棠26岁。

在此两年前，左宗棠到北京参加会试，本已被取为第十五名，不料后因湖南多录了一个名额，于是，揭榜时，就将他的试卷撤下，把多出的名额让给了湖北。这样一来，左宗棠被剥夺进士资格，仅取为“誉录”，主要负责章奏、谕旨等抄写，相当于文书之类，虽然也可以积功而获授官职，但左宗棠不甘屈就，毅然返乡为下一次会试作准备。

此时，左宗棠父母双亡，家境贫寒的他，只好入赘寄居岳母家。1836年，左宗棠曾在自己的书房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联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贫困现状和远大志向。这副对联，后来被毛泽东改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以自勉。

出于生计考虑，1837年，左宗棠应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之邀，出任醴陵渌江学院山长（即校长）。

就在这年，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检阅部队后，向道光皇帝请假回家扫墓。从江西回湖南安化老家，途中要经过醴陵县。为讨好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醴陵县专门新修了馆舍让陶澍休息。馆舍修好后，醴陵县令请左宗棠为馆舍撰写一副楹联，装点门面。于是，左宗棠就写下了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副对联。

史料记载，陶澍看到这副楹联之后，“激赏之”，立即嘱咐县令将作者左宗棠请来。一见之下，“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

陶澍为何对这副楹联如此欣赏呢？原来，这副楹联既写出了陶澍平生最引为得意的事情，又表达了湖南人民对陶澍回乡省亲的期盼，故此让他十分高兴。

上联中的“印心石”指陶澍少时读书于安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潭心有石，被称为“印心石”。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第14次接见陶澍。交谈中，道光得知陶澍少时跟随父亲在石门潭读书的情形后，温言劝勉，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予陶澍；“廿载”则是指陶澍离家为官已经二十年。道光皇帝接见并亲书题赠，是陶澍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经左宗棠这样一个远离庙谟的举子写出，说明此事流布甚广，陶澍岂能不高兴？

“八州”是湖南的古称。湖南行政区划几经变迁，隋朝时湖南省境设8郡，唐初改郡为州，唐高祖李渊时湖南置潭州总管府，管辖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南梁州、南云州、南营州8州，其中的潭州即现在的长沙，衡州、永州、郴州则沿用至今。对联中的“翘首公归”表达了湖湘子弟欢迎陶澍之情，与“大江流日夜”情景交融，打动人心。

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依然落榜。南返途中，他到江宁（今南京）拜访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将他留在总督衙门，安排幕僚和朋友与左宗棠聊天，还为其子陶桄求婚于左宗棠的长女左孝瑜。两家遂结为儿女亲家。

逸闻 曾国藩左宗棠见面撰联互讽

真相 两人多为书信往来

关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以联语互嘲的故事，流传极广。故事大致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意见常有不合，有一次，两人又争执起来，曾国藩出联云：“季子敢云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字季高，曾国藩此对联，将左宗棠的姓和字嵌入，责怪左宗棠总和自己过不去。左宗棠应声对曰：“藩臣多误国！问尔经济又何曾？”曾国藩，字伯涵，后改号涤生。最早取名子城，1838年中进士后改为国藩。左宗棠所对的下联，将曾国藩的姓和名嵌入其中，也含批评之义，实属巧对。

曾国藩和左宗棠撰联互讽，是否真有其事呢？这一逸事在多种笔记中都有记载，不过对联文字略有出入。比较典型的版本，有以下几种：

蔡丕《趣园记事》载：清朝曾文正公名国藩，少与左文襄公同学。左公号季高，微时尝以才智自负……时左公适幕于抚署，因戏作一联曰：“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公曰：“藩侯（臣）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究何曾？”曾公大喜。

上面的说法并不准确。曾国藩比左宗棠大一岁，祖籍湖南湘乡，与左宗棠的祖籍地湖南湘阴相距至少150公里，两人小时候并不相识。而且，曾国藩从1833年（道光十三年）起到岳麓书院深造、第二年肄业并于同年中举；左宗棠1831年（道光十一年）曾在湘水校经堂（相当于岳麓书院的分校）和城南书院就读。因此，曾国藩“少与左文襄公同学”与史实不符。

而且从这个说法的上联“隐不在野，仕不在朝”来看，应是指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府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府的时间，是1852年（咸丰二年）到1859年（咸丰九年）。1854年（咸丰四年）出兵岳阳之前，左宗棠和曾国藩倒是能时常相见，彼此之间也有意见不合之时。但下联的“进未能战，退未能守”，似指1855年（咸丰五年）到1857（咸丰七年）曾国藩在江西为石达开所困之时。在此期间，曾左二人并未相见，只是书信往还，应该没有当面互相作联嘲讽的机会。

孙枟《余墨偶谈》所记的两人互讽，发生时间是曾国藩父亲去世之后：九江失利，曾力请终制旋里。一日，与左杯酒谈衷，曾出一联嘲左曰：“季子自命甚高，使气矜才，与我议论常相左。”左随答曰：“藩臣以身许国，知难引退，试问经济又何曾？”各以名姓相谑。

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曾国藩“终制旋里”之时，是1857年二月其父去世后。当时，曾国藩父亲去世，再加上他在江西处处掣肘，又时常为石达开所败，曾国藩便上折告假，借机离开此伤心地。未等咸丰批复，他就从江西军营赶赴湖南。期间曾国藩是否在长沙停留，并无记载。不过，即使曾国藩在长沙停留，且与左宗棠相见，估计也没有心思喝酒。而且对于曾国藩不等朝廷谕旨就匆忙回家的做法，左宗棠并不认同，多次提出批评，以致两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不通书信。直到1858年，曾国藩才主动同左宗棠修好。当年7月13日（六月初三），曾国藩接奉谕旨后再度出山，7月17日（初七日）从家出发，22日（十二日）抵长沙，始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再度相见。

也就是说，在曾国藩丁忧期间，曾左二人并未见面，作联嘲讽之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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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对联

《南方周末》采访李嘉诚时拍摄的办公室照片。多家媒体报道，墙上的对联是左宗棠所作。

比左宗棠生活年代更早的书画家姚元之曾写“发上等愿”对联

逸闻 因互讽联 曾国藩请左宗棠帮办军务

真相 小说家言

夏曾佑的《庄谐选录》，则将曾左二人撰联互讽的时间提前到了道光年间：左文襄作孝廉时，计偕入都，时文正为九卿，左时谐其第，谈谐极洽。一日，曾率然撰语曰：“季子自命才高，与人意计时相左。”便对曰：“藩臣以心为国，问伊经济又何曾？”

这种说法，疑点颇多。左宗棠最后一次进京参加会试是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这一年才中进士，“九卿”从何谈起？1847年7月13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曾国藩连升四级，由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至此，37岁的曾国藩方可被称为“九卿”。

而且，左宗棠从未以孝廉身份入都。据《湘阴县图志·选举表》，“咸丰元年（1851年），复开孝廉方正科，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以左宗棠应举。”但左宗棠没有答应，也没有去应考。

从时间上看，1851年，左宗棠或在长沙教陶少云等，或在老家东山准备避乱之所，并没有入京都。其实，自1838年会试落第后，直到1869年（同治八年）八月剿捻完功入京觐见，左宗棠没有再去过京城。曾国藩1838年中进士之后定居京城，因此二人应无在京城曾国藩宅第相见的可能。

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中，则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左季高未出山时，自撰门联云：“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张贴门首。（曾文正）公见而异之。爰草拟一联云左，其文曰：“季子才高志广，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于我意见相左。”此联实包括左氏之姓氏于内。左随笔对曰：“藩臣为国尽忠，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何曾？”亦将（曾）公之姓名包含在内。公见而大奇，由是请左帮办军务云。

如果“未出山“指的是左宗棠未出任湖南巡抚幕时，那当时左宗棠寄居在湘潭的周家（左宗棠岳母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左宗棠迁柳庄。即使写了此门联，当时正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自无看到的可能。

如果“未出山”指的是左宗棠1860年（咸丰十年）统兵之前，那左宗棠在长沙有自己的宅子是在1859年。虽然，自1856年起，左宗棠的家眷就搬来长沙，但一直是租房住，直到1859年，靠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前支付幕府工资以及向胡林翼借银250两，左宗棠才凑足了500两银子在长沙司马桥买房。而曾国藩自1858年7月29日（咸丰八年六月十九日）离开长沙后，再没有回过长沙。

当然，1858年曾国藩再度出山到长沙后，曾于当年7月26日去左宗棠家赴家宴。如此说来，当时曾左二人有作联互讽的条件。彼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宾，曾国藩也为石达开所败。这是曾左二人作联嘲讽的唯一时机。但鉴于当时曾左二人刚刚和好，二人是否会作联互嘲，尚存疑窦。

至于曾国藩因觉得此对联写得好而请左帮办军务之事，无疑属小说家言。1860年（咸丰十年）四月，经曾国藩奏保，清廷下旨让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第二年三四月间，左宗棠在景德镇一带与太平军李世贤鏖战，六战皆捷，收复景德镇，曾国藩才奏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

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书中也说，“曾祖父与曾国藩以联语互嘲，这个故事流传极广，我首次听到，是在上初中时听一位历史教员讲的，家中长辈们却从不曾提到这个故事。……互相嘲骂的联语显然是好事文人看到他们后来‘失和’，而编造出来的。联语显然对曾公有贬抑之意，正如曾公门生薛福成所谓当事人‘往往右左而左曾’，并为此愤愤不平。对这一类流传虽广，似乎又饶有‘风趣’，但却毫无佐证的‘逸事’，本书一律不采用。”

综上所述，曾左二人作此联互讽的可能性，应该说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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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 左宗棠曾国藩出联戏斗

真相 无从稽考

除此之外，关于曾左二人撰联互讽，还有一则故事：一天，曾国藩径直到了长沙巡抚的幕府，见左宗棠坐在不远处看小妾洗脚，便戏出一联云：看如夫人洗脚。左宗棠才思敏捷，立即对出下联：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的下联令曾国藩相当尴尬。

所谓“如夫人”即“小妾”。左宗棠和周诒端结婚后，连生了两个女儿。婚后第四年，左宗棠的岳母认为女儿子息（繁衍后代）艰难，又觉得随女儿陪嫁的女侍张氏有福相、能多产男孩，便命左宗棠纳为妾。周诒端身体本羸弱，和女侍张氏感情又好，竭力劝左宗棠从命。于是，1836年左宗棠便纳张氏为副室。也就是说，左宗棠确实有小妾张氏。

左宗棠“赐同进士出身”之说，并没有冤枉曾国藩。曾国藩从1815年（嘉庆二十年）开始读书，花了二十三年的时间，1838年中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按例，中三甲者，例不能入翰林。当时，曾国藩打算离开京师南返老家。后因友人郭嵩焘等人的极力劝阻，他才留在京城参加朝考。朝考中，曾国藩取得了一等第三名。道光帝看过他的试卷后，亲自拔置为第二名，引见时，又改他为翰林院庶吉士。如此，曾国藩总算属翰林出身了。

曾左之间是否曾经写过此联呢？咸丰二三年间，曾国藩曾在长沙设立审案局。虽然左宗棠直到1856年（咸丰六年）才将家眷搬到长沙，但也不排除张氏来长沙看左宗棠而被曾国藩撞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1858年（咸丰八年）曾国藩去左宗棠家做客时，撞见左宗棠看小妾洗脚。从时间和地点上，这副对联所描述的情况有发生的可能。但是否真的发生，无从稽考。

不过，尽管上述两联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但左宗棠给曾国藩送挽联，却是确有其事。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病逝。时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送去了赙银四百两、挽联一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而且，左宗棠在挽联上异乎寻常地署名为“晚生左宗棠”。

挽联中对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评价，此前左宗棠已多次向朝廷表达过。此外，左宗棠在给好友杨昌濬、儿子孝威的信中，也多次赞扬曾国藩有“知人之明”。挽联中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左宗棠是在肯定和曾国藩同心同德为主流、属“金”；相互攻击对方的失误是支流、属“石”。至于“相期无负平生”，则表达了自己和曾国藩的互相勉励。而“晚生左宗棠”的落款，此前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从未如此自谦过，1875年（光绪元年），他向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回忆，1862年（同治元年）曾国藩被授协办大学士，按例自己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应该署名为“晚生”，但他觉得自己只比曾国藩小一岁，并没有如此做。而曾国藩也不介意，回信开玩笑说“恕汝无罪”。

左宗棠此举，显现其胸襟自比北宋丞相富弼宽广。韩琦、富弼同为北宋名臣，但彼此政见不同。最终在富弼守母丧该不该起复的问题上，两人断绝私交。韩琦病逝后，富弼仍计前嫌，“竟不致吊”。

逸闻 “发上等愿”联为左宗棠所作

真相 作者为更早的书画家姚元之

2008年1月26日出版的《全球商业》杂志曾经刊登了一篇采访李嘉诚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李嘉诚办公室挂着的一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关于这副对联，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挂在他右手侧墙上，离他最近。诗句为清代儒将左宗棠所作，字为名家所写：“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李嘉诚是全球华人首富，其一言一行、兴趣雅好，自然牵动人心。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转载，一时流传甚广。

无独有偶，2013年11月，李嘉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当年11月2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如此写道：“偌大的办公桌上，只有一沓很小的便笺纸，两支笔，一副放大镜。……李办公室最惹眼的，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见左上图）这24个字，凝聚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李嘉诚则将其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摄影记者所拍摄的照片显示，此对联确实是悬挂在李嘉诚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中心办公室墙上。可惜的是，这副对联并非左宗棠所作，它的真实作者是清代官员、书画家姚元之。

说该联并非左宗棠所撰，一个依据是岳麓书社1987年12月出版的《左宗棠全集》，这是当之无愧的左宗棠的“全集”，但遍寻《左宗棠全集》的联语、诗文、家书，均未发现有关这副对联的记载。

相反，在有关姚元之的记载中，则有“发上等愿”这副对联，落款为“竹叶亭生姚元之”。

清宫档案显示，姚元之（1776年至1852年），安徽桐城人。清代教育家、书画家，善为文章，能诗会画，工于书法。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1812年时为侍读学士，因1811年八月未能校出圣训中的错误，曾上书向嘉庆请罪。嘉庆宽饶其罪，并授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姚元之因论洋务与大学穆彰阿不合，加上任期届满，以“精力渐衰”为由被黜。

姚元之生活的年代比左宗棠（1812年至1885年）早，即使如《南方周末》所言梅园所挂对联为左宗棠所题，那也是左宗棠“借用”了姚元之的对联。姚元之的这副对联，不仅挂在李嘉诚的办公室，而且被很多名人所喜爱。据了解，在无锡梅园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的旧居，也挂着这副对联，成为荣氏家族的祖训。

姚元之号廌青，又号竹叶亭生。因此，他的书法作品里，大多有“竹叶亭生”的署名。通过与姚元之所写的其他书法作品比较，我们更可以证实：“发上等愿”一联确是姚元之所撰。当然，左宗棠虽然没有撰写此联，但对于“勤俭”二字，也是一直强调的。或许正是由于左宗棠对“勤俭”、“寒素”的强调，加上左宗棠和姚元之生活的时代相近，因此才有世人将这副对联张冠李戴给左宗棠的事情发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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