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近20年以来，先秦儒家乐教思想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学者研究后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乐教发展史。这种看法并不夸张。中华文化重在礼乐文明，乐教传统源远流长，如《吕氏春秋·古乐》云：“乐之所由来者尚矣”，据《尚书·尧典》记载，舜作为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已经有意识地任命乐官“典乐”，在氏族内部对“胄子”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而儒家“乐教”这一教育形式，就源自远古时代“事神之道”的“礼乐之具”。周公“制礼作乐”、弘扬乐教，体现了周人制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萌芽。孔子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与使命感，自觉地担当起古文道统的传承与延续，针对先王乐教的形式化或具文化倾向进行了大量的纠偏补正工作。他主张“成于乐”，即通过音乐教化以成人、成德，凸显了儒家乐教“立德树人”的教化功能；他深谙于“礼坏乐崩”所造成的历史断裂，努力重建传统文化经典与生活的联系，把音乐视为关涉人们精神与情感内容的生命形式，摆脱了先前乐教以“娱神”为目的的窠臼，唤起了人类的理性自觉，使道德人格真正得以挺立，从而开启了神权解放后音乐的人文转化。自孔子倡导儒家乐教以来，一直为后儒所坚守，孟子应之，荀子和之，不断演进，推动了儒家乐教理论的系统化，历史地形成了儒家的乐教传统。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传统乐教依然渗透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增加了现代的色素而已。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演进可于儒家乐教文献见之。文献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文献的灵魂与生成动力，二者互成互济。而且，文献的生成与思想观念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统一性，它经由感性的情感表达，到理性的反思，再到制度层面的定型；从心得体会式的只言片语到乐类文献的生成、结集与传播。其中，在歌词层面生成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应用性乐类文献；在“乐语”的“道古”活动中逐渐生成了如《礼记·大司乐》之类的述乐类文献；而在对乐舞的演奏规律、教化功用之反思基础上逐渐促进了像《乐记》《乐论》之类的论乐类文献的生成。可见，先秦儒家乐教思想及其文献的生成乃一渐次深入的动态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