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在古代，已不少文人为之训解、作注、写序，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书的编者与版本问题的探讨。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列女传》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从版本的角度出发，以时代发展为序对《列女传》的版本源流进行浅探。

一、汉代版本

最早的版本为刘向校订，钱穆将《列女传》成书时间系于永始元年(前16)，学界多从其说。刘向序次《列女传》本意旨在劝喻帝王，故该书问世初的阅读群体和影响范围自当有限。然而，早年发现的敦煌汉简中已出现“口口口分列女传书”内容的残简，武梁祠中也存有本于《列女传》“梁节姑姊”等的九幅图像及题字。连云港尹湾6号汉墓所出《君兄缯方缇中物疏》木牍记录有“列女传一卷”(一三正)。此墓年代上限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距刘向整理的时间已很接近。由此可以推断，刘向在编著《列女传》前后，此一类书籍在民间已颇有流传，并拥有相当的社会影响。[①]

东汉时期班昭为全书作注，并将七篇分为上下，合成十四篇，另有一篇颂，共十五篇，曾十分盛行。宋人王回所作序更明确提到“然世所行班氏注向书，乃分传每篇上下，并颂为十五卷”。东汉以降，虽注释、续补《列女传》者很多，但北宋初所编《崇文总目》只记录有“《列女传》十五卷，曹大家注”一种。刘静贞认为当时“刘向原本的八卷《列女传》似乎已经失传了”，并在注中更谨慎讲，“故至少就官方收藏来看，宋初只存有十九卷本而不见原八卷本”。按北宋王回《古列女传序》、曾巩《列女传目录序》也称世所行是“班氏注向书”。[②]

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版本

流传比较广泛的是《列女传》十五卷本，魏晋时期赵母和綦毋邃曾撰注《列女传》。《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载“《列女传》七卷(赵母注)”。《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作“赵母《列女传》七卷”根据《世说新语·贤媛》“赵母嫁女”条，注引《列女传》“赵姬者，桐乡令东郡庚韪妻，颖川赵氏女也……作《列女传解》，号《赵母注》，賦数十万言。赤乌六年卒”。可知赵母为孙吴桐乡令虞韪之妻，其主要对《列女传》作了注释，注本正式名称为《列女传解》，俗称赵母注《列女传》。所见，赵母所做更多为注解而非续补性质的撰写。又，綦毋邃，晋代江左人，曾为邵阳太守。《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提到其撰《列女传》七卷。按《太平御览》卷三四七引《列女传》“晋弓工妻”有綦毋邃注：繁人，官名；扎，铠扎也；燕角善，楚筋细，何胶粘也；同书卷七七一引《列女传》“赵津女娟”故事，綦毋邃曰：河水激扬，济之不易。此二则小传皆出刘向《列女传》卷六《辩通传》，文字略有出人，则綦毋逮主要也是为刘向《列女传》作注。其与赵母的注本均为七卷，与刘向书七篇《传》是对应的。

三、宋代版本

北宋对《列女传》进行整理者主要有苏颂、王回与曾巩。苏颂、曾巩主要在宫廷校理藏书，王回则主要在民间进行。苏颂将《列女传》重定为八篇，但后人续补之作如“陈婴母”等仍分存各篇目下。曾巩在苏颂之后再次整理，《列女传目录序》谈到“今校雠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说明其对曹大家本和苏颂重定本均做了校订。《古列女传序》言“余读向书，每爱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脱缪于千岁之间，幸存而完者，此一书耳，复为他手窜，疑于其真”，故他的整理主要是为恢复旧书原貌。王回将刘向原作定为《古列女传》八篇(传七篇，颂一篇)；剔出续作而成《续列女传》一篇，与前者合计九篇，实与苏颂、

曾巩整理本有别。“号《古列女传》”始自王回，“盖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故云”，更解释了加“古"字之由。从序末题“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长乐王回序并撰”看，其完成在苏颂之后，曾巩之前。其友苏颂、曾巩、王安石文集中颇有涉及王回者，但均未及其编定《古列女传》一事，可见当时此工作受到的关注不多。然此本传布后，之前十五卷本反而渐不行于世，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慕古的文化背景有着一定联系。苏颂、曾巩编校本反而淹没于内阁又未见流传。由此，王回本成为此后社会上流传的主要本子。

南宋嘉定七年(1214)，武夷蔡骥将所见王回本做了小的调整。王回本颂义原为单独一卷，含大序、小序及颂。蔡骥则“将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个人传后”。故虽书名仍旧，但实际已变为《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著名的建安余氏本就是以蔡骥这个调整本为基础进行刊印的。南宋建安余氏勒有堂刊刻本最早，错讹最少，内容最足，此本现已亡佚。现在看到的是用此本影刻的《文选楼丛书》本和据此本重刊的顾氏小读书堆本。

宋人在观念上是从刘向原作的角度来接受八卷本的，因此王回在改编中对《古列女传》、《续列女传》的命名深得人心，此后八卷本对此均加以继承。所以，八卷本版本虽未固定，但已经在目录书的著录及普通读者接受两个层面流行开来。[③]

建安余氏本的出现反映了出版商对书籍版本的影响愈来愈大，更求在版本形式上整齐美观，而实质上这些改编本距离刘向《列女传》原貌反而愈来愈远。建安余氏作为书坊商人，为求得利润，迎合读者的趣味，完全采用了形式上最为整齐的蔡骥改编本作为雕刻的依据，同时加以插图，直接署名“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形式上更为美观，更易为消费者所接受。这种态度全然不同于王回对于江南流行的四卷《列女图》是否为刘向旧本的审问。

宋人在历时一百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把十五卷本改编为不同的八卷本，其改编的最高原则从追求历史的还原与真实，到追求书籍的形式美感，这反映了时代观念的演变，反映了新兴书籍生产方式对书籍本身的影响。十五卷本向趋于形式整齐、新颖美观的八卷本的演变，是书籍印刷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其影响力超过了文化导向的结果。而无论是一味追求回复刘向旧本的改编心态，还是追求书籍的形式美感，在十五卷本向八卷本的改编中，班昭注被作为多余的部分被剔除了，导致东汉以来流传至宋的班注失传，班昭注连同十五卷本一同消失了。十五卷本于《列女颂》作者署名为刘歆的真实记录，随着蔡骥“散颂入传”八卷本的流行，也一同被淹没了《列女传》在两宋流通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作为书籍版本变化的个案，显现了书籍版本演变中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复杂性。

四、明清版本

作为教化之书的《列女传》成为明代官、私刊行的重要对象。明代官方刊行《列女传》是作为皇权强化统治的手段，《列女传》在民间私坊的广泛刻行则表明《列女传》所代表的对女性品德的规范在民间逐渐深入人心。

学者刘赛以时间为序对有明一代官、私刊刻情况作了梳理，大致分为六种不同版本：[④]明正德刊六卷本刘向《古列女传》、《古今书刻》、嘉靖三十一年(1552)黄鲁曾私刻本、万历年间行人司官刻《列女传》、万历年间私坊所刻《列女传》、崇祯年间张溥刊本。万历年间汪氏增辑的《列女传》十六卷、永乐元年御敕解缙等撰《古今列女传》和万历十五年茅坤增补唐富春刊《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三种增补本在后世各有影响，永乐御敕本因为是官方推行，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汪氏增辑本因其插图精美而被推重于后世，茅坤增补本后世未见重刊，影响较小。这三种改编本客观上也扩大了刘向《列女传》的影响，同样起到流通传播、辅助教化的作用，故在此略加说明，以全面认识明代刊刻《列女传》的成果。

刘向《列女传》流传至清，出现过《四库全书》本、小读书堆本、三家校注本等几个重要版本，学者孙闻博就明清以来《列女传》的几个重要版本作了以下梳理，[⑤]有如《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明万历黄嘉育刊本、明崇祯张溥刊本、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等）、《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明万历金陵唐富春刊本）等。

从这些版本向上对比追溯，明清《列女传》版本系统可初步分为元建安余氏本、明黄鲁曾本和明黄嘉育本三个系统。黄嘉育本与黄鲁曾本同，而与建安余氏本异，黄鲁曾本、黄嘉育本所据底本当来自一个系统，且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进行整理，并删去赞文而重新配图刊刻的可能性较大。而黄鲁曾本、黄嘉育本属校订重刊本，所以其底本与建安余氏本为何种关系较难判断。黄鲁曾本、黄嘉育本所据底本为建安余氏本的可能仍然很大，明清诸种版本可能均由建安余氏本这一个系统发展而来。

注释：

[①]武艳艳.《列女传》版本述略[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4). P55

[②]孙闻博. 刘向《列女传》流传及版本考[J].北大史学(15). P42

[③]陈丽. 两宋《列女传》版本的“还原”与“新变”[J].齐鲁学刊2012(3). P115

[④]刘赛. 明代官、私刊行刘向《列女传》考述[J].明清小说研究2008(4). P194

[⑤]孙闻博. 刘向《列女传》流传及版本考[J].北大史学(15).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