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平时就疏于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家人，所以，他的几个儿子经常惹是生非，吏民都讨厌他们。有一次，班固的家人无故阻拦洛阳令种兢的车马，还借酒发疯辱骂洛阳令种兢，过去，人家拘泥于班固家与大将军窦宪家是故交，所以就不敢发火。窦宪遭诛后，人家见班固的靠山倒了，就顺势把班固也抓进了监狱。书生和年老的班固哪里受得了这般罪，不久，他就死于监狱中了，死时年六十一岁。

应该说，班固的死亡是个冤案。但是，原因一是班固受到窦宪案的牵连，二就是因班固自家不法自种祸根所致。后来，汉和帝虽然下诏谴责和治罪了抓捕班固入狱的洛阳官吏，但是，一代史家和文学家的班固，就这样冤死了。班固固然是冤死，但是，他一家也的确借助过世交窦家的权贵而作威作福和鱼肉乡里。所以，刘勰曾经在《文心雕龙·程器》中批评班固说：“略观文士之疵······班固谄窦以作威。”至于《西京杂记·跋》中说《汉书》乃晋葛洪先祖所传的刘歆遗稿，因此说过于古怪，却是不足为证。

班彪平生没有任何机会和条件可能接触到极其丰富多彩的《汉书》原始资料，班固虽然在62年的东汉明帝时期进入朝廷“兰台”出任校书郎官，也大概于本年开始在获得官方准许之下续作《汉书》，但是，84年的东汉建初九年前的班固已正式成书《汉书》时，蜀人杨终所整编的十万余言的《太史公书》可能都尚未问世，再加之西汉朝廷所收藏各式各样档案资料的朝廷图书馆已经毁于新莽末期的战火。

因此，班固父子生前要依靠东汉初期的官方图书馆中的馆藏史料去治《汉书》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大量史料也证明说，班彪从32年的东汉建武八年就辞官回归扶风乡里专心著述《汉书》，一直到47年的建武二十三年，班彪在扶风乡里专心致志著述《汉书》有十五年之久；54年的东汉建武三十年，班彪死亡，年仅22岁的班固接续父亲遗志又在扶风乡里著述《汉书》长达八年时间，一直到班固于62年因祸得福进入兰台出任校书郎为止，他们父子二人在村野的扶风乡里治《汉书》的时间，居然长达23年之久。

而且，班彪在扶风乡里著述《汉书》时的东汉初十余年，天下尚未安定，不时还有动乱， 百废待兴的东汉朝野根本还没有心思进行文化建设，因此，当时的班彪不可能从社会上任何渠道能自行收集到前汉史料。由此可知，班固父子治《汉书》所使用的主要史料，肯定是来自于他们父子事先就掌握在手的私藏史料。这样，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就已经发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班彪父子手中所掌握的那些极其丰富多彩和珍贵无比的《汉书》原始史料，究竟是从何而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搞建设更是如此道理！比如，建筑大厦，最重要的是前期规划、设计和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建筑材料的筹集。先有了大厦地基的选定、夯实和建筑材料的到位，先有了大厦的主体框架的构建，后人才具有继续建设和装饰这座大厦的条件。如果某个后来修缮和装饰了这座大厦的人，对外说他才是这座大厦的修造者，他却因为种种原因刻意隐没了建设这座大厦的前期主体规划、设计、构建和各式各样建筑材料筹集者的成就，那么，这人就非常可鄙了，可谓叫做剽窃了！

《汉书》的著述规模要比《史记》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汉书》中记载了许多朝廷中帝王和臣属们之间的奏章、诏令和对话纪要文件，甚至在《史记》中都没有涉猎到的汉武帝之前的西汉朝廷诏令、奏章、君臣对话等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汉武帝太初年之后的许多重要的朝廷诏令、奏章及其君臣会议对话的第一手机密资料，也就是由当时的朝廷文秘官员们直接记录的中央朝廷会议之中的君臣对话的机密纪要文件，东汉初一介小军官和平民的班彪是怎么获得的呢？

东汉初期坚持辞官回乡著作《汉书》的班彪手中，的确掌握着不少“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的重要史料。那么，这里就必然推证出一个结论，即，班彪生前一定从什么史家手中获得了这些接续司马迁的《太史公书》的史料，且这些珍贵无比的前汉史料，是当时东汉朝廷官方都没有的。作于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史记》“三家注”已经有大量文字说到，褚先生和冯商等人补编《史记》的文字，最初都是先收编在《汉书》之中，后来，才从《汉书》中逐步转移到《史记》之中的。

由此可知，汉武帝以降的所有接续《太史公书》的史料，几乎都在班彪父子手中。这，就越发使人奇怪了！班彪父子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怎么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史料呢？班彪究竟是从什么史家手中获得了大量的接续《太史公书》的历史资料呢？史书历来对此没有任何研究和推论。因此，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假设，这就是，班彪很可能从他的老师扬雄手中获得了大量接续《太史公书》的历史资料。

说不定，班彪就是在接续扬雄的工作继续作《汉书》！班彪著作过《汉书》，在《汉书》中有所反映，比如，《汉书·成帝纪·赞》就说：“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这里所说的“臣之姑”，是指的汉成帝的班婕妤，班婕妤，是班彪的姑妈，却是班固的姑奶奶了。

推论班彪生前很可能是扬雄的学生，那么，班彪与扬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汉书》中好歹还是有那么一句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披露文字，其记载说：“稚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由于西汉中后期许多家庭都在削尖脑袋地在京师中为自己的孩子寻找那些高名老师，西汉末期，连当朝大学者刘向的孙子，也就是西汉末期和新莽时代大学者刘歆的儿子刘棻都在跟随扬雄学习，那么，曾经与扬雄同为黄门郎的班稚当然也就会将自己的儿子班彪托付给扬雄当学生了，所以，班彪的一句“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其实就已经道破了班彪与扬雄的关系了；这句话，显然不是班固所说，而是班彪著作《汉书》时的自语交代！

汉宣帝时代肇始，就有大量的官府史家在接续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这些资料，肯定都藏于朝廷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石室，天禄阁”之中。当时，能够出入“石室，天禄阁”的人员，就那么几个人，其中，西汉末期的扬雄是最重要的一个。扬雄生前一直在从事接续《太史公书》的工作，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东汉王充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

这就是说，扬雄接续了汉宣帝至西汉末期的汉平帝时期的《太史公书》，其历史跨度时间是汉宣帝执政的前74年至汉平帝死亡的5年，时间跨度是80年。由此可见，班彪和班固父子所著作的《汉书》，不过就是主要集合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中的西汉前期部分与扬雄的《续太史公书》的西汉中后期的两部史书而已！我们前面说了，即使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中的前汉部分的史料，班彪父子也是不可能从任何渠道可获得的，也应该是有人直接将这些史料交付到了他们的手中。

而且，《汉书·艺文志》中也明确记载说：“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同时，《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赞》也说：“赞曰：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由此可见，可能班固在编著《汉书》时，他自己都有些晕头转向了。

所以，他忘记了这段记载文字是一语道破了司马迁死亡之后，刘向、冯商、扬雄等人在续《太史公书》的历史事实，特别是西汉末期的扬雄还梳理和编辑过大量前人续《太史公书》的文字的工作。由此可见，即使是最后成书于班固的《汉书》之中，也有扬雄是继司马迁以降的另一个西汉重要历史学家的证明文字。当然，这些文字，可能不是出于班固之手，应该是出于班彪之手！因为，敢于公然“盗窃父书”的班固，恐怕是写不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