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力充沛……时间人力物力都充足”并不是某朝代官修前朝史的充分条件，而是个必要条件。所以唐朝之前，能静下心来官修前朝史的时代，或许国力充沛，至少相对稳定；但并不意味着国力充沛，就要修史。官修本朝、前朝史这一行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在他的努力推动下才成为惯例。

鉴于我的数学能力到大二一落千丈，有很大的可能用错定义，所以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思路：

一、如果A能推出B，那么A就是B的充分条件。

二、如果没有A，则必然没有B；如果有A而未必有B，则A就是B的必要条件。

以下开始说明：

中国官修国史之例，起于东汉。金毓黻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中说：

吾国官修之史，应始班固等之撰《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次则刘珍等本之，以撰《东观汉记》，皆奉时君之命，鸠集多人，共修一书。

杜维运先生说的更加简单易懂：

……从东汉初年明帝时起，朝廷即不断诏修当代的历史，包括帝纪、年表、载记、志以及皇后、名臣、节士、儒林、外戚、外族诸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东汉以前，史官及时记事为天职，修史则为私人事业。从明帝时起，中国史学史上另现诏修当代史的新猷，这是所谓官修国史。修成之史，当时称为《汉记》；后人以修纂者自章帝以后，皆在国家藏书处东观，乃统称之为《东观汉记》……后代各朝官修国史的制度，皆滥觞于此。——杜维运《中国史学史》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重视记事为史，但唐朝之前修史往往为私人事业。自孔子《春秋》始至唐前，司马迁与班固有《史记》、《汉书》先以传世，大畅私修史书之风，私人修史极为流行。自东汉以来，写后汉史者二十九家，写三国史者十九家，写晋史者十八家，写十六国史者三十一家，写南朝史者三十九家，写北朝史者十八家……魏晋南北朝期间，史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富、种类之丰富、史家之荟萃，均为历代之冠。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隐逸之士，多热衷于写史。

然而这一期间，王朝官方或者说统治者皇帝本人，却并未对官修史书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偶尔有一二下令修本朝史者，其用意往往在于巩固统治。另一方面，统治者对前朝史兴趣也不大，可能这和魏晋南北朝以来君主多得位不正有关，忌讳臣子实话实说：

班固私修国史被人检举，关进京兆监狱。因当时官方严禁私人修史甚至持有、阅读私史，谶纬之学盛行，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其弟班超上书为班固申冤，汉明帝读了班固的书稿大加赞赏，让他和诸人写了《世祖本纪》与各功臣事迹列传。自汉安帝后历代文官均奉命继续补足纪、志、传，直至汉献帝时期王允诛蔡邕而止，因后期在南宫东观著书，是为《东观汉记》。虽然国家重视修史，集群英于一地而共修一代之史，实为史学上的盛事，但杜维运先生亦指出，“其溢美之词，歌颂之笔，前后相望”。后汉此举，一方面包举一代的巨细史事，时代潮流，人物事迹，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皆寓其中。另一方面在朝廷的有力监督下，高效的掌握了东汉一朝大小事宜的最终解释权；北魏太武帝要求崔浩作国史，务求据实，本意或许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权当“帝王学教科书”。但崔浩将《国记》刊刻在石上，方圆一百三十步，内容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直书了拓跋氏早年不为人知的黑历史。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崔浩因之下狱而死；《宋书》虽奉齐室之命而作，但仅安排沈约一人，形同私史。沈约亦志不在此，他年轻时就志在修一部晋史，前后二十几年才修撰完成，可他写的宋书直接在徐爱的旧版本上续书，一年就写完了！所谓“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梁武帝时，吴均欲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诏曰：“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吴均私撰《齐春秋》三十卷，其书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梁武帝恨他实话实说，下诏焚之。而萧子显向梁武帝请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才能写成《南齐书》，靠的是为梁隐讳、处处曲笔。修完之后此书就藏入秘阁；北齐下诏修《魏书》，虽然组织起一大班子人来，有专修、监修、同修，但“惟监修为挂名，同修者皆尸位，专修为魏收一人。凡《魏书》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出于魏收之手。”这和私史又没什么区别了。

到了唐朝，风气为之一变，其根源在于李世民。

李世民雅好文史，用今天的话说是个重度历史爱好者，不但自己喜欢，而且还喜欢和众臣鉴古识今，非常重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其人“……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举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倦，中宵不寐”。他与名臣讨论历史上的问题，将自己完全纳入历史之中，而冀望获得卓越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是极为浓厚的历史意识，以至于他坐朝每每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才敢出口。

在这种“极为浓厚的历史意识”影响下，李世民开始修史。贞观三年，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始于北魏，惟制度未立，作用不显。创为制度，垂之永远，实始于唐）。史馆设于中枢，与门下省、中书省相邻，地位尊崇，足见皇帝极其重视；推行集体写作，由宰相兼任监修（史馆之长），谓之“监修国史”。史馆中的史官，有“修撰”与“直馆”之名，凡登朝的中央官兼任史职者，为修撰，非登朝官入馆者，为直馆。修撰与直馆的人数不定，最多为四人。修撰与直馆亦非人人能执笔修史，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参与修史。馆中有常设的职官数十人；修史之时，馆内酒馔丰厚，史书修成后，又赏赐优厚。修史者本身，亦受重视和地位上的尊崇；史馆以外的史官，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则专掌记注（记录天子言行，编成起居注）。

准备就绪后，李世民敕令秘书丞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并命令狐德棻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史。高祖时代未完成的集体创写历史的工作继续进行，历时八年，于贞观十年（六三六年），诸史修成，计为：《梁书》，五十六卷，姚思廉撰；《陈书》，三十六卷，姚思廉撰；《北齐书》，五十卷，李百药撰；《周书》，五十卷，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八十五卷，魏征等撰。这五部书当时合编在一起，称五代纪传，后来才各史单行。后面又续修了《晋书》、《北史》、《南史》，历史爱好者李世民甚至亲自给写了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两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这八部书均列于今天通行的“二十四史”之中，三占其一。历代修史之盛，孰大于此！

自唐以来，历代均沿袭史馆制度，虽细节处有所变动，但称得上是“历代因之，千年不废”——唐以后各朝才形成了你口中的“中国古代王朝的规矩，后代给前代修史”这一“必修课”。金毓黻先生评价这一行为，他说：

……唐修《晋史》、《五代史》，始开设史馆，以宰相大臣监修，别调他官兼任纂修，又置修撰司直，号曰史馆，如唐令狐德棻、吴兢、刘知几、徐坚、韩愈之伦皆是。此时所修诸史，皆指定一人为主修，如姚思廉之主修《梁》、《陈》二书……亦有派二人同修一书，如令狐德棻、岑文本之同修《周书》是……宋代重修《唐书》，以欧阳修、宋祁二氏为刊修官……是时史馆之制，有所谓修国史、同修国史，更于其上置监修国史，以宰相领之，即袭唐制……设馆修史之制，历代相沿无改。然溯其始，实有唐代开其先声，盖与后汉、三国、晋、南北朝官修诸史，有不能相提并论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朝廷内外对历史、修史的重视，也带来了正向的影响：“贞观、永徽之代……言事者，安论纾词，无疑权虑势。史官执笔于阶之下，天子侧旒于殿之上，奏者发诚于廷之中，是以正衙一开，则臣诚前而启之，帝旒近而镇之，史笔随而络之，由是君臣谋国图政之事，俞机都要之言，诧业发神，丰编照物，偕籍于尧典，差光于天阳。”

当然，也不是没有对这一制度有意见的人。历代批评者认为，集众官修的历史，没有适当的领导人，通盘精密设计后期却仅剩架子，监修者或尸位素餐或肆意改史（说的就是许敬宗），撰修者互相推避，条章不立，著述无主，选材择事欠缺精准，以致拖延并草草成书，认为修私史者更能“颇多详直，文采斐然，史论高妙”。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史才”是指写史的能力；“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史识”是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换句话说就是专业的事让专业的来干，本朝这些宰辅、史馆修史时横加干涉，取材混乱（你是说魔法晋书目录吗），甚至毫无专业素养，你们有那个能力吗，修NM呢；金毓黻先生认为集众官修以来欧、宋所修《新唐书》、出自万斯同私修明史稿的《明史》“名为官修，准于私撰，斯为上选”。而宋、元、辽、金、清诸史“事有详略，文有工拙，阙误尚多”；内藤湖南干脆就说《晋书》为“治史堕落的开始”，认为集众官修史书一开按天子治史修史的恶例，二则丧失了私修者“一贯的主张和方针”，变得众说纷纭。虽说在唐初修史总纂尚能以史德约束，还尚有史学家、专业学者如魏征、令狐德棻、孔颖达、颜师古之流，但到了后来 总裁总纂仅为高官挂名，编纂者仅为“不通史学的一般文士”（我想还不至于……内藤先生的意思大概是指这些人有史才、史学而无史识吧），使中国史书从文人思想的“独立著述”变为了集体创作的“一般编纂物”……杜维运先生为此激烈抗辩道：

“……其弊端虽然昭著，然其利足以弥补其弊。国家尊历史，倾全国的人力物力，及时修成当代史与前代史，修史变成国营，蔚为企业，大量的基本历史事实，赖以保留，史学上的伟业，孰过于此！中国因这种修史制度，留下的珍贵史料，无法估计；中国的一套正史，被认为是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world historiography），是在这种修史制度之下而产生的。没有唐太宗开风气之先，设立史馆，修前代史，中国绵延不绝的二十五部正史，可能就无法出现在世界史学之林了！没有集体创写历史的先例，极为精彩的资治通鉴，可能就无法展陈于天地之间了！”——杜维运《中国史学史》

而这些争论，就非本题目所探讨的了。

参考文献：

《中国史学史》——金毓黻

《中国史学史》——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