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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获得者朱瑞熙。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王俊期 实习生 吴喆旻(06:07)

【编者按】

备受关注的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每届的“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第十六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孙关宏，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朱威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瑞熙。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38位专家学者获此殊荣。

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其弟子及获奖者的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以飨读者。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瑞熙。

1980年，中国史学界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宋史研究的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宋史研究进入新阶段。此前的宋史并非学者们普遍青睐的研究方向，而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年轻学者递交的论文引起了广泛关注，论文整体概述了从唐至宋整体社会的演变过程，提纲挈领地梳理了社会变化的成因与结果，开创性地提出了要全面地研究宋代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这篇论文1983年由中州书画社正式出版，名为《宋代社会研究》，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朱瑞熙。

这篇论文仅用七万余字，论述了宋代社会10个方面的问题，不少论点走到了时代前列，史学界纷纷注意到了这位青年才俊，而在此之前，朱瑞熙有了多年的积累。

自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朱瑞熙便开启中国史研究生涯，特别在宋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在学界看来，《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奠定了他在宋代政治研究史上比较高的地位。202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瑞熙文集》，一经编出，便引起学术界关注。学界认为，朱瑞熙是继邓广铭、漆侠两位先生后，一个宋代历史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国际宋史学界享有崇高声誉。

因身体原因，朱瑞熙近期不便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我们采访了与朱瑞熙有过密切接触和交流的三位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戴建国、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原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勾勒出朱瑞熙的学术人生与治学之道。

2018年，朱瑞熙作为《全宋笔记》学术顾问，参加上海师范大学《全宋笔记》新书发布座谈会。（感谢张剑光教授为本文提供配图）

求学生涯与《中国通史》编撰

朱瑞熙，1938年出生于上海嘉定。据张剑光讲述，朱瑞熙的家在嘉定县城所在地的城厢镇西大街。其父亲经营一家粮店，家庭经济状况在当时处于中产水准，因而对子女读书有较高要求。朱瑞熙高中就读于嘉定一中，这是一所有良好学风和师资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在这里，朱瑞熙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1956年，朱瑞熙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同时期的同学大多数是调干生相比，朱瑞熙年纪小，心无旁骛，刻苦用功。大学期间，他通读了《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通过摘录卡片，分类整理保存，来积累资料，为此后向宋史方向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大学阶段，朱瑞熙还被安排到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参加新《辞海》条目的编写和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学会了史料的收集、整理的基本方法。

朱瑞熙（二排右四）与四川大学研究生同学合影。

1961年7月，他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至四川大学工作，并于同年9月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因为此前读过不少宋代的基本史料和部分宋代笔记，朱瑞熙遂决定报考蒙文通先生的宋史专业。由于试卷成绩较好，他顺利成为蒙文通先生的两位关门弟子之一。尽管1960年代前期政治运动不断，但在蒙文通先生的要求下，朱瑞熙大量读书、摘抄卡片，并写作读书日记，在学业上提高较快。至1964年7月，朱瑞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宋代的佃客》写作完成。

研究生毕业后，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先生正在编写《中国通史》，编写至第五卷宋代卷时缺乏人手，朱瑞熙便被调到编写组参加工作。社会动荡中，朱瑞熙一度暂停了《通史》的编写工作，1972年，朱瑞熙回到编写组，继续在蔡美彪先生手下，和其他学者一起合作完成了《中国通史》五、六、七卷的写作。

《通史》编写工作对朱瑞熙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朱瑞熙最初的研究兴趣在宋代经济，如果毕业后没有这段经历，也许朱瑞熙会和别的研究生一样，选择某一个专题继续研究。但通过编写《通史》，朱瑞熙阅读了大量政治制度史相关的资料，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通史》的编写不能囿于一时一地，这也使得朱瑞熙的研究变得更系统、渊博、全面。

朱瑞熙（后排右一）参与上海师大古籍所九七届硕士生论文答辩。

数十万张摘抄卡片与言之有据

1984年底，朱瑞熙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据朱瑞熙的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戴建国回忆，朱瑞熙先生当时比他想的还要年轻，戴着一副眼镜，说话不疾不徐，温文尔雅。彼时，47岁的朱瑞熙在宋史学界甫露头角，时任上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程应鏐慧眼识才，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将他调来上海工作。

朱瑞熙的行李中，被稻草裹着的四口柜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四口柜子，每个高2米、宽1米有余，黑漆锃亮。这四口柜子可不容小觑，当时四五个男生合力，也只是堪堪搬动。学生们不禁猜测：柜子里是何等珍贵沉重之物？

朱瑞熙家中装满摘抄卡片的柜子。

很快，大家的疑问便有了解答。柜子里满满当当地装着摘抄卡片，全是朱瑞熙这些年将宋史有关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摘抄并加以汇总的，卡片最多时，数量达二三十万张。对这些卡片，朱瑞熙自有一套分类方法，每次检索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出。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朱瑞熙的柜子便是“搜索引擎”，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他总能信手拈来。

当然，面对这几口柜子，学生们也有如临大敌的时候，那便是被朱瑞熙审论文。据张剑光描述：每次审学生论文，朱先生总会从柜子找出相关卡片放在皮鞋盒中，学生论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没有一次是不能从皮鞋盒中找出相应条目的。一旦引用有误，朱先生便以红笔径改，有时，甚至满篇红色。也有人问朱先生：“如何确保您的摘抄就是正确的呢？”朱先生说，他每张卡片都要核对三遍，最大限度地杜绝了错误。也有学生曾怀着侥幸心理再去检查原文，每次都是证明了朱先生的正确。

朱瑞熙家中的摘抄卡片。

这些敦厚扎实的柜子以及其中一丝不苟的卡片，或许就是朱瑞熙学术生涯的最好写照。他从不会凭空臆想出观点，而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最初使朱瑞熙声名鹊起的，便是他对宋代人物的品评，有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如雷贯耳，即使在今天也发人深省。但无论提出什么，都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经过严谨的论证。

如，当时的人们认为朱熹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人，甚至认为他是“卖国贼”，而朱瑞熙则通过举例，说明朱熹其实对当时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政治家。

又如，朱瑞熙对岳飞非常崇敬，但在相关学术研究上也不掺杂个人感情，通过史料的列举，认为《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一词，并不应该划归岳飞名下。这篇文章，后来还被别的教授推荐给学生当范文。当然，这并不是朱瑞熙的文章第一次被当做范文。

张剑光教授直言，自己很多研究起步时，总会参考朱瑞熙先生的相关论文，从而为自己指明最初的方向。

2017年10月，朱瑞熙（左二）参加两淮地区与宋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其间参观留影。

避开非学术干扰与甘愿坐冷板凳

1984年底，朱瑞熙调入上海师大古籍所工作。调入前后，他参加了邓广铭、程应鏐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的工作，是主要的编写和审稿者之一。

据张剑光讲述，《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是集众多宋史学者智慧的集体成果，朱瑞熙主要编写的是宋代选举、科举、学校类条目。由于此前学术界对宋代选举研究很少，可以参考的材料几乎没有，所以朱瑞熙对这些条目的撰写必须从阅读基础资料开始。他花了很大功夫，在一些问题上展开专题性研究，这为以后他对宋代官制、铨选、科举、学校、法制等方面制度的全面研究积累了许多知识。

在编写辞典的过程中，上海师大古籍所所长程应鏐先生和朱瑞熙有了交往，对他撰写的条目非常满意，对他的学识也非常推崇。程应鏐对引进朱瑞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说服学校提供了当时来说最为丰厚的经济条件。1986年，程应鏐因病不再担任古籍所所长，他向学校提议由朱瑞熙先生担任。

从1986年夏天开始，朱瑞熙担任古籍所所长，组织和领导全所的科研工作，对研究生的培养实施了很多改革举措。他认为应将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放在宋人的笔记上。不仅如此，他还组织建立电脑室，提出对笔记进行缩影，并用数字化的方式进行检索。以我们现在的目光来看，当时朱瑞熙的观点，无疑又是非常超前的。虽然当年的相关计划由于技术门槛高、软件功能弱而最终搁置，但却对未来古籍所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剑光认为，后来，上师大古籍所上马《全宋笔记》的整理，与当年朱瑞熙最早的设想密切相关。《全宋笔记》整理和研究工作全面开展后，他有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使整理工作避免了很多弯路，做得更为完善。

朱瑞熙担任古籍所所长时间不长，后因感觉行政事务非常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1988年夏天，他向学校请辞。包伟民教授认为，朱瑞熙之所以能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就，攀登新的高峰，和他自觉避开非学术的干扰是息息相关的。

辞去行政职务后，朱瑞熙潜心学术。包伟民认为，《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奠定了朱瑞熙在宋代政治研究史上比较高的地位，在史学界，第一次把整个宋代的政治制度做了非常完整的梳理，关于中央决策过程、上下信息沟通传递等方面，之前没有学者清晰地讨论过，属于朱瑞熙先生首创。

朱瑞熙对宋史的宏观视角不仅体现在宋朝内部，更放眼天下，他认为契丹、党项、女真等诸族，也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所以不仅对宋代社会，对辽、西夏、金等社会，朱瑞熙也颇有研究，与他人合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中，也有许多关于避讳、押字、纹身、休假等开创性学术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他还非常注重方志的研究、点校和整理。他常会对学生说：“不要忽视方志的重要性，其中也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珍贵材料。”而方志方面，朱瑞熙对家乡嘉定尤其上心，标点了《南翔志》、《安亭志》，特别是《嘉定碑刻集》，共收录2000多方嘉定碑刻，朱瑞熙先期为600余方碑刻标点，后来其他碑文的标点也由他审定，最终，完成了这部研究嘉定碑刻的权威之作。

2017年10月21日，朱瑞熙与张剑光、戴建国（右二）在“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上。

朱瑞熙后期学术生涯的心血所寄，便是目前尚未出版的《宋史辞典》。早在1990年代初，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委托，朱先生便担任“二十四史辞典”中的《宋史辞典》主编，他认为宋代典章制度错综复杂，职官制度、经济制度、科举制度等，哪怕研究者也未必全能了然，更遑论宋史爱好者，他认为这部词典作为一部工具书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非常愿意承担其中的工作。

据戴建国回忆，“1992年，项目刚刚启动时，一共有三十多位学者参与进来，一间办公室里要挤十多个人，条件非常艰苦，而朱老师也没有为自己准备独立的办公室，而是和大家一起工作。编写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次重大事故，已经编好的条目中一下子遗失了一万多条，不论如何查找也找不出个结果来，最后只能重新撰写。”

整部词典的编写足足经过了20年时间，成稿945万字。由于撰稿者水平不一，统稿又成了一项艰巨工作，为保证这部典籍的质量，朱瑞熙毅然决定，不假他人，独自完成统稿。朱瑞熙此时早已名满学界，可依旧甘愿坐冷板凳，逐字逐句地对词典进行校对。学生去看望他时，他与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词典的修改。据戴建国回忆，朱瑞熙先生由于常常伏案工作，又经常工作到深夜，颈椎病总是复发。回忆起那段朱瑞熙先生被颈椎病困扰的日子，戴建国仍忍不住唏嘘落泪。

2006年，朱瑞熙（左十一）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

朱瑞熙在国际宋史学界也享有崇高声望，与美、日、港台地区的许多学者保持着长期联系。1990年代末，哈佛大学一度拟邀朱瑞熙赴美为博士生授课，已经将其课程正式列入课表，因其他原因未能成行。与朱瑞熙一同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都能清晰地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对他的崇敬，会议期间，每天与朱瑞熙交流讨论的学者络绎不绝。《朱瑞熙文集》一部分的编辑难度也来自他的不少文章都在大陆地区以外发表，而其中不少论点甚至在全球宋史界都被奉为圭臬。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获得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的代表作——《朱瑞熙文集》的完成，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为何编撰这部文集？据张剑光教授讲，因为大家深感朱瑞熙学术成果分量重、分布广，为能更好地归纳收集，反映朱瑞熙先生的学术全貌，于是便动议编纂《朱瑞熙文集》。在多方因缘和合之下，张剑光承担了编辑文集的重任。张剑光最初认为，这项工作会是水到渠成的，但随着编辑的深入，才发现各种困难远超想象。编纂过程中，首先要克服的是朱瑞熙先生著作时间跨度大，注释体例不一的问题。此外，朱瑞熙不少文章单独在台湾期刊上发表，目前不少刊物业已停刊，只得委托台湾的朋友进行复印，再输入电脑。文集编撰工作历时9个月，收录了朱瑞熙全部学术论文及论著数种，总计三百二十余万字，分八册。另外，因朱瑞熙整理过的古籍著作数量庞大，未收录其中。《朱瑞熙文集》一经编出，就引起学界关注。《文集》中收录的大多数论文，被学界评价为“对宋代历史研究都有新的突破”。

朱瑞熙在文集中讲到：总结我三十多年宋史研究的历程，我始终牢记蒙先生“学问贵成体系”的教诲，尽力探究宋代方方面面，期望最终在宋史研究上，自成体系，有所建树。

“静如平湖，崇若高山”，这是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在《朱瑞熙文集》出版时写的寄语。如今，后辈学者们忆及朱瑞熙宽严有度的谆谆教导，忆及他夙夜在公的辛勤工作，忆及他信手拈来的掌故学识，仍会流露出崇敬与钦佩。

那种纯粹的学术风骨，或是对学术贡献奖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