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熊存瑞《隋炀帝：生平、时代与遗产》（毛蕾、黄维玮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一书的“绪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杨广，史称隋炀帝，于公元604年登上隋朝的皇位。当时他所掌控的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稠密且繁华富庶的中华帝国。隋朝(581—618)，这个炀帝成长并度过整个成年时光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和过渡时期。长期以来，学者们习惯于将隋朝视为其继承者唐朝(618—907)的序幕，它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被大大低估。

诚然，隋朝作为一个年祚不永的政权，无法与唐朝的辉煌灿烂相提并论。享国近三个世纪的唐王朝，达到中古时期中华文明的巅峰，其政治与军事的影响力渗透中亚、朝鲜半岛以及越南北部。作为中古时期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唐朝以其精妙绝伦的唐诗以及在书法、建筑、绘画、工艺制作方面的非凡成就而声名远播。唐朝，由于为儒学复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佛教、道教的划时代的发展，在哲学和宗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都长安，作为唐代文明成就的标志，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作为遍及全国的城市网的中心城市，它如磁石一般吸引着来自萨珊波斯、粟特、高丽、日本的商人、僧侣、留学生。

必须承认，辉煌的唐文明建立在隋朝留下的丰厚遗产之上。隋朝对于取他而代之的唐王朝的最大贡献，是其完整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制度。唐代政治体制的核心机构三省——尚书省及下属六部、中书省、门下省以及次级中央机构九寺——都完整地从隋朝继承而来。唐地方行政管理的州县两级制，亦可溯源于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他将此前的州、郡、县三级制加以精简并完善。唐前期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也几乎是完整未改地承袭自隋朝。在传世文献中，《唐律》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唐律》所构筑的唐代法律制度也是以它的前辈《隋律》为原型的。除此之外，唐前期的军事组织制度府兵制，也源自于隋朝以及更早的朝代。唐代的大都市长安、洛阳，以及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都是隋朝留给后世的难以估量的宝贵有形资产。隋朝那些耗资巨大的工程，实质上为唐朝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且不论唐朝该以何种心态感恩它的前任王朝，这些功劳通常都被记录在隋文帝身上，而其继任者炀帝的贡献则被完全湮没。事实上，唐朝所继承的隋朝文化遗产中，作为隋朝第二任统治者的炀帝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登上皇位13年之后，618年三月，炀帝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部下刺死，其庞大的帝国也随之瓦解。炀帝因为大肆挥霍隋朝的财富并最终导致王朝覆亡而备受指责，并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暴君。学者们倾向于将炀帝统治失利归咎于其奢侈、荒淫的行为，并将他与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相提并论。但与桀、纣不同，炀帝尽管犯有重大过错，他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可圈可点的伟大成就。

尽管炀帝深刻地影响了隋朝的历史命运，但在传世的主要文献中关于炀帝生平的记载却少得可怜。虽然个人传记是中国史学编纂的优良传统，但在传统集大成的正史记载中，统治者的传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以“本纪”的形式加以体现。而本纪同时也是有关整个朝代重大事件的编年记录。作为皇帝个人传记的替代，中古史书的“本纪”的主要功能是在特定时期内为“列传”提供时间框架。因此，《隋书》中没有详细的、关于炀帝的个人传记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当代关于炀帝及其统治的学术研究也出奇的少。西文关于隋朝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成果是隋史研究的领军者、耶鲁大学芮沃寿的专著《隋朝——中国的统一(公元581—617)》。该书也是《剑桥中国史》第三卷隋朝相关章节的主要内容来源。其文笔简练且见解深刻，不过相比较而言仍然对炀帝着墨不多。更重要的是，正如该书的日文译者布目潮渢所言，书中在史料的引用和诠释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错误。

在中国，几本有代表性的炀帝学术传记，可以反映学术界关于炀帝的不同观点。一些学者沿袭传统史家的观点，将炀帝视为暴君；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为炀帝正名。隋唐史研究专家、厦门大学韩国磐所著关于炀帝的简短传记，基本上是依循传统的非难炀帝的观点。囿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的禁锢，书中的分析大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术语来表达的。与之完全相反的是胡戟所著的炀帝传记。作为一部为炀帝辩护的、纠偏的作品，该书似乎是被一种为“伟大的暴君”翻案的使命所驱使，故而失之偏颇。最近出版的袁刚所写的传记，可以算是第三种研究取向，它尝试着采用一种更加公允的视角。

在日本，关于隋炀帝生平的研究仅引起少数学者的关注。关于炀帝最为人所熟知的日文作品应该是杰出汉学家宫崎市定所著的《隋炀帝》。尽管该书定位是通俗历史作品，但不乏学术创见，尤其是其关于杨氏家族兴起的论述。该书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学术性，这也使许多议题未能深入探讨。另一部值得提及的著作是日本著名隋唐史研究专家布目潮渢关于隋唐变迁的作品。尽管涉及炀帝的部分仍很有限，但该书更具学术性。它通过对炀帝和唐太宗的比较研究，为学术界展示了一个长时段研究的视角。

尽管学界一直保持着对炀帝的关注，但建立在原始文献和第二手资料基础上，探讨炀帝及其统治的严谨的学术专著仍不够充分。从关注传记人物内心世界的角度，无论当代抑或传统文献，都是非常不够的，因此有必要通过揭示其性格特征进而还原炀帝的生平。鉴于炀帝与其治下的隋帝国紧密关联，研究炀帝对其周围世界的影响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所需要讨论的是一个迷人的，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外交等方面未被充分认知的时期。故此，本书采用杂糅式的手法，既研究炀帝本身，又探讨其所生活的时代。

本书广泛征引了当代学者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如前所述)，以及其他与炀帝相关的中文、日文及西文论著。然而，本书的研究重点是传统文献，尤其是《隋书》和《资治通鉴》。《隋书》作为隋朝的正史是研究炀帝的最重要史料，其三个组成部分——本纪、列传、志——都蕴含大量关于炀帝及其统治的重要信息。621年，令狐德棻首次向朝廷建议编写北魏、北周、梁、北齐、陈、隋六个朝代的历史。他曾任隋朝的官员，亲历了大业时期的繁盛，也见证了隋朝的覆亡。一年以后，一批史官被委以编写任务。唐高祖(李渊，618—626年在位)为此下诏书，强调了官方修史的教化功能：“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种对教化功能的强调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春秋》。

与之相对还有另外一个著史传统：秉笔直书。正如高祖诏令结尾所言：“务加详覆，博采旧闻，义不在刊，书法无隐。”秉笔直书的传统因正史之鼻祖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而备受注目。他以直言不讳、不阿谀谄媚著称，为后世史家所赞赏。

《隋书》在高祖时期未能完稿。秉承同样的精神，太宗(626—649年在位)时期，其编纂计划重新启动。主体部分包括本纪和列传在魏征监修下完成。三十卷的志，即通常所称的《五代史志》，在魏征与太宗过世后方完稿，后并入《隋书》之中。

由于《隋书》编纂时间长，且出于众人之手，前后不一在所难免。附在本纪和列传篇末的、以“史臣曰”开头的评论部分，带有浓厚的道德讽喻意味。作者往往用夸张的言辞，大肆批评炀帝的怪异行为。这反映了魏征的编纂动机，即不惜对炀帝做最负面的描述，以证明唐取代隋的合理性，并告诫唐太宗殷鉴不远。与《隋书》纪传内容本身相比，这些批判性的评论往往不甚公允。在十志中，《食货志》《刑法志》与其他各志及本纪相比，对炀帝的责难更甚，这凸显了编纂者的主观偏见，亦证明监修者在保持前后各卷一致性方面的失职。《隋书》的编纂还受限于大量官方文献和皇室图书资料的佚失。此外，像《隋书》那样的官修史书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不仅个人或官方的偏见会影响到编纂内容的取舍，史书中所征引的数据资料也可能不准确。大量隐匿人口和无户籍人口的存在导致官方人口统计数据不可避免地被低估。有关隋朝军队的数据应该相对准确，但涉及外族军队和农民叛乱的数据恐不甚可靠。

《隋书》尽管有着体例不一，对人物评论有时不够客观，以及一些其他问题，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部质量较好的官修正史。

《隋书》本纪和列传的执笔者颜师古和孔颖达，以博学多闻著称，都是初唐学者中之佼佼者。十志的确有诸多缺点，但它以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作为一个时段，记录这一时期文化、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流变，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另一部值得关注的正史是李延寿所修《北史》，其中包括两卷隋本纪和一定数量的隋朝重要人物的列传。李延寿同时也参加《隋书》十志的编写。《北史》可为隋朝历史事件提供背景资料，作为《隋书》的补充或修正。不过《北史》更适于用作《隋书》的辅助文献，因为其与隋朝相关的内容往往是从《隋书》缩略而来的。

北宋学者司马光主持编修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用较大的篇幅记载隋朝历史。《资治通鉴》成书较晚，但其最大价值却在于司马光等人所引用的、大量今已散佚的第一手文献。虽然存在不少道德说教，但《资治通鉴》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史学巨著。其最大的特点是丰富的细节和卓越的学术性，以及对史料来源的严谨考证(标点本《通鉴》亦得益于元人胡三省的详细注解)。不过，由于大业时期的起居注早已亡佚，司马光及其助手们在复原炀帝的生活和统治的过程中遇到较多困难，所以种种谬误在所难免。他们有时不得不引用各种出处不详的私著杂史或野史作为第一手资料；而这类著作往往有较多夸大其词的成分。鉴于此，对于《资治通鉴》中看似不太准确的记载，我会特别注意将之与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对照，以辨别真伪。

除此之外，我还大量引用了其他传统文献，包括关于制度史的书籍如《通典》，有关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如《魏书》《周书》《北齐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有关宗教的文献如佛教的《佛祖统纪》《国清百录》和道教的《云笈七签》等。上述这类文献并非本文研究重点使用的资料，故不在此赘论，我会在相关的章节有选择性地对作者身份以及写作风格等问题进行讨论。

其他原始资料还包括考古发现。隋朝享国不久，并不受考古学家的青睐。只有有限的考古资料能在阐释隋朝社会经济状况时派上用场。比如，关于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长期考古调查使我们对这两座城市的规划布局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而这两座城市也与隋炀帝关系密切。隋朝、初唐的墓志铭以及其他碑刻资料，无论是出于传世收藏还是考古发现，对于补充和修正正史中的有关记载都具有特殊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专家学者对大运河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有助于了解炀帝所建水路交通运输网的历史航线。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济史料。

当然考古学也有其内在的局限。到目前为止，对于相对短暂的隋朝的政治变局，考古学在证据方面无能为力。即便是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隋朝，其利用价值亦很有限。研究唐高昌地区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吐鲁番文书，里面却没有与隋朝直接相关的材料。至于墓志铭，无论是隋唐时期还是年代更早者，其文体结构都很相似：首先追溯墓主的家族谱系，然后以编年形式记录墓主的仕宦生涯，最后以韵文颂扬墓主的功业成就，以示悼念。墓志铭对于考证职官、生卒年、籍贯等方面大有益处；然而墓志铭亦会刻意为死者讳，隐匿不甚光彩的信息。考虑到这些因素，亦考虑到本书的重点在于传统文献，考古类资料在本书中的利用非常有限。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杨氏家族和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发迹过程，之后记述炀帝从少年到王子、从皇储到皇帝的生活轨迹。第二部分从多个层面讨论炀帝和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内容包括大兴土木、文官制度、军队管理、教育、礼制、法律、宗教、经济政策、对外关系等。结语部分则对炀帝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重新审视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