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史传文学、诸子散文，或者其他儒家经典等先秦典籍都或多或少称引了《诗》《书》、谣谚等古文献资源，有的称引数量达数百次，有的仅称引一次。不仅如此，甚至连《诗》也称引了《书》的内容，《书》则称引了数则谣谚。可见，《诗》《书》及谣谚已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权威性文献，并作为记录古人言行和史实的载体，以及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标准，被人们援引、称述，作为立论的依据。本文主要从崇古之风、政治用途、外交辞令、议论品评这四个方面来探讨先秦称引文化的成因。

崇古之风

春秋时期人们对古圣先贤有着崇拜情结，对久远的古代有着美好憧憬。如老子向往太古时代的淳朴之德，希望人民能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生活在宁静、自然、和谐之中。孔子对尧、舜、周文王和周武王十分景仰，对周礼亦是推崇备至，迫切希望重建西周时期的典章制度。墨子则“祖述尧舜禹汤之道”，论述墨家学说时必称引先王言行，以期达成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的交往模式。

这种崇古之风可追溯至先民的祭祀活动。先民在祭祀先祖时，往往追忆并赞颂先祖的光辉功绩，为了让后世子孙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恪守祖训，这些赞颂之辞通过口耳相传或文字整理被记录下来。后代子孙不断举行祭祀祖先仪式，逐渐从对祖先的缅怀追忆中发展出对古圣先贤的崇尚情愫。舜崇尚“古人之象”，对古人服饰上的图案心生向往，以之为服饰标准，上衣下裳分别绘制古人服饰的图形、花纹。商代之民崇天事祖，尚鬼尊神，遵守天命。为了解决王位争夺的混乱局面，商王盘庚在迁殷时就告诫臣民，先王每有大事必定恪守天命，自己也要继承遵从天命的传统以“绍复先王之大业”。周代之民“敬天法祖”，宗法制度得到完善，对先祖的崇尚更进一层。

由此，到了春秋时期，“奉天法古”思想逐渐生成，贤人效法圣人，圣人效法天神。孔子“信而好古”，“古”指的是先王和贤人的行为事迹。他在言辞之中对尧大加赞誉，崇拜古帝高尚的德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孔子以西周的礼仪制度为贵，试图恢复周礼。但是，崇古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古，在孔子看来，每一朝代都会对之前的朝代在社会制度上有所损益，崇尚周政并不意味着完全照搬西周的制度。为了宣扬崇古思想，孔子编订的儒家典籍具有宣传教化的功能，使“古”的重要性得以彰显。曾参后学公孟子认为“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即君子在具备仁德修养之前必须模仿古人言论谈吐及衣着服饰。

政治用途

周朝建立初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消除不安定隐患，采取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措施。其中“奉天法古”思想是周人在总结商代灭亡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周公云：“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周公认为商朝之所以覆亡，原因在于不敬上天。他时刻警惕商代的经验教训，不忘上天对商朝的惩罚，以避免亡国之灾。召公同样汲取了夏和商的教训，认为这两个国家因不重视德行而失去天命，于是告诫周成王要敬德，使天命变得永久。二者均总结了夏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并以之为鉴，以德治国、敬天保民，从而稳定了周代的社会秩序。

春秋之时，周王室日渐衰微，周天子的权威不再至高无上。征伐之事已不受周天子的掌控，各诸侯国之间战火连绵不绝，争霸、吞并之事屡屡发生。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期，礼制很难维持，各诸侯国内政治斗争时有发生，社会日益动荡不安。于是在治理国家、统治百姓方面更需要良策，向古代学习成为一条重要途径。正所谓“春秋伤世变，援古以治今也”（廖平《谷梁古义疏》）。诸侯治理国家需要参考记载古圣先贤言行的古文献，以更好地教化子民。卿大夫在说服、规劝国君以及提出治理国家的政策时，也会援引古例，使言论更具说服性。

子书中也多次称引古文献，试图用古圣先贤的言行解决现实政治困局以及实施教化。孔子时常以史为证，希望国君能效仿尧、舜、禹、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墨子称引古圣先贤也非常频繁，时时援引“先圣六王”的言论事迹，为“兼爱”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认为“先圣六王”做到了“兼爱”，当今之世也应该推崇“兼爱”思想，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像远古时代一样和谐相处。

外交辞令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频繁聘问，或解决政治纠纷，或建立盟约关系，因而外交辞令显得尤为重要。《左传》记载了很多外交辞令，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引《诗》来表述想法和见解的，赋诗俨然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赋诗言志的外交方式源于西周时的燕享之礼，据《左传》记载始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在春秋时期大为盛行。在朝聘燕享之时赋诗言志，既可以赋新辞，也可以引用全篇《诗》或其中章句，进行歌诗、颂诗、赋诗、弦诗、舞诗。言志指的是表明引《诗》者本人志向而非原《诗》之义，因为在引《诗》时经常断章取义，与原《诗》之义未必相符。列国聘盟必称诗谕志，诘问辩解亦引诗为证，体现其政治目的。外交辞令需要称引《诗》的章句，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为微言相感。周代重礼乐，《诗》与礼乐文化关系紧密，是诸侯士大夫必学教材，传播较为广泛。引《诗》能使诸侯士大夫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加方便默契，于是你来我往之间互相引《诗》作为答对，这就是微言相感。在表达立场时，引《诗》可以加强言辞，“耀明其志”，使对方闻弦歌而知雅意。若使者擅长赋诗、应对得体，言辞有“文”，就能更好地完成出使任务。反之，若言辞无“文”，赋诗不当便可能引发事端。可以说赋诗既是一门语言艺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文”者胜过万千言论，无“文”者行而不远。《左传》有关赋诗言志的第一次记载可以说明“文”的重要性。重耳本来打算邀请狐偃陪同他赴秦国之宴，然而狐偃却推拒了此事，因为他自知言辞无“文”，无法在宴席上展示赋诗的魅力，于是举荐了有“文”之士赵衰。宴会之上，重耳赋《河水》一诗表达了自己的依附意图，秦穆公当即心领神会，以《六月》做出回应，暗藏扶持重耳之意。继而，赵衰断章取义，机智生动地赋予《诗》全新的涵义，让重耳拜谢秦穆公，从而得到了他的支持，如此一来一往就商定了要事。

其二为游说所需。使者前往他国化解矛盾，首先要维护本国的尊严，其次谋求相关利益，显示所代表国家的文化力量。这就需要博学多识、娴于辞令、胆识过人、善于应变的公卿士大夫来担任。使者谈吐之时，需要用语得体，言辞委婉典雅，《诗》之章句多为“雅言”，适合以诗代言。据《战国策》记载，楚国春申君是个能言善辩之人，听闻秦欲伐楚，于是前往秦国游说秦昭王。他在言辞之中称引了《诗·大雅·荡》和《易·未济》来说明秦灭楚后会后患无穷，又引《小雅·巧言》说明秦国若攻打楚国，韩、魏两国势必趁虚而入攻打秦国。春申君采取断章取义的引用方法分析了个中利弊，委婉地表达劝谏之意，最终打消了秦昭王攻打楚国的想法。

其三为赋诗观志。通过引《诗》进行酬答，从旁“观志”以臧否人物。如宋国大夫华定因不知诗，且不会赋诗应答，被昭子预言必会逃亡。又如郑国大夫伯有赋《鹑之奔奔》一诗，讽刺意味深重。赵孟见诗中最后一句指责国君德行有亏，认为伯有公然怨恨国君，并断定其不久后将会被国君所杀。子展赋《草虫》一诗，诗中有“我心则降”之句，赵孟听后认为子展身居高位却不忘降抑自身，这样方能长久。

议论品评

春秋时期时人经常有感而发，喜好针对某些事物以及人物进行议论品评。各诸侯国国君基本上都以礼治国，习惯把礼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一旦某些事物合于礼，众人就会夸赞不绝，认为这会带来好的结果。相反，若某些事物不合于礼，众人就会纷纷指责，甚至痛恨、怒骂，认为这会招致祸患。当时，很多人喜欢预测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事物中看到一些征兆，并以此为依据，判定后续会招来祸患或者惠及子孙，进而发表议论或对人物行为做出品评。

《左传》《国语》中有对时人议论品评的丰富记载。议论事物、品评人物是为了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且古人倡导立言有本，这就需要寻找一些有影响力的话语资源。《诗》《书》《易》等典籍均是先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于是人们在议论品评之时，自然而然就称引了其中与所议论的人和事较为贴切的某一句话，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以增强说服力。例如，《左传》中记载君子品评颍考叔时，称引了《诗》中“孝子不匮”之句。通过称引的这句诗可看出颍考叔不仅是个纯孝之人，还是一个能做到《诗》中所倡导品行的人，他的形象由此得到升华。晋景公会见鲁成公时态度不恭敬，就引发了季文子的议论，季文子认为晋景公一定会有灾祸，并称引《敬之》中的诗句来证实他的推测。

综上所述，先秦称引文化的成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崇古之风、政治用途、外交辞令和议论品评。首先，崇古之风影响着先民的一言一行，先贤的言行事迹被他们不断地称颂模仿。周代建立之初，国君在治理国家时重视借鉴古时事迹，每每援古治今。其次，诸侯国之间来往聘问时的外交辞令频繁引《诗》，或微言相感，或游说所需，或赋诗观志。再者，先秦时期盛行“好议”之风，议论品评多引《诗》《书》《易》等古文献。由此，先秦称引文化逐渐盛行，先秦文献中的称引现象大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