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蔡先生，是在湘湖师范读书的时候。那时我已读完言情武侠小说，正愁没书可读，图书馆一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就占据了我的眼球。于是夜以继日地沉迷于刀光剑影和宫廷变换之中，和几代国人一样，我的历史常识就是那时候被正式启蒙的。可是书读完，却竟然不知蔡先生就是老家临浦人，惭愧之至。“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读者尚如此，更何况曲中人蔡先生？

都说“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如今五十已过，再来细读同乡“一代史家，千秋神笔”蔡先生那段坎坷的著史之路，别有一番沉重在心头。

一、演义之最 震古铄今

蔡东藩的耀眼，无疑就是那套受梁启超等“演义救国”“小说救国”论的启发，从1916年至1926年，用十年时间写就的皇皇巨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这套演义小说，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其内容跨越时空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历史演义之最，为后人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华历史知识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自己也终成历史上写演义小说的最大史家。

其实在当时有很多记载历史方面的书籍，但对于蔡东藩来说他要写一本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历史书籍，这种书籍就算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是能明白的，因为蔡东藩要唤醒更多老百姓的思想，让大家以史为镜，读懂看穿当下社会。《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两晋通俗演义》100回、《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唐史通俗演义》100回、《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宋史通俗演义》100回、《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明史通俗演义》100回、《清史通俗演义》100回、《民国通俗演义》120回（另外许廑夫续写40回，计160回），共11部，1040回，字数651万。这11部书，蔡东藩并不是按朝代次序写的，成书时间依次为：清史、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其中《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11部演义均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销行量非常大，一经发行，可谓洛阳纸贵、万人争阅。连毛泽东也发电报给时任党中央驻西安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就是指《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这一次重印出版，其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我有笔如刀，应为振兴中华效力。”这也算圆满了蔡东藩“演义救国”的宏愿吧。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是一部历史性和文学性兼具的巨著，读之，既可了解中国历史，又可欣赏传奇故事。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秉承的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原则，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了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而蔡东藩却独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主张遵循正史“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批注和评述，严格地做到了“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当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蔡先生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这种“拒不戏说”的态度对后辈历史作家影响很深。可以说，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然而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就稍不如《三国演义》，使之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著作在文学界和小说界被冷落的原因吧。

除《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外，蔡东藩又著有30万字的《西太后演义》（又名《慈禧太后演义》），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以及50万字的增订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的《二十四史演义》，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这样其一生共著史学演义小说13部，总计724余万字，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兼采史家与小说家之长，将历史真实性和小说的趣味性巧妙融合，撰写了光耀千秋的浩瀚巨著，“起到了二十四史等高文典册的正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从史学角度讲，成就可以同司马迁相提并论。”（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吴泽）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正是蔡东藩这样的良知史家，才让吾辈能一次次碰撞历史，知古鉴今、触摸未来。

二、有笔如刀 演义救国

700多万字的作品，工作量是极其庞大的。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十年多里，一直拮据度日，用不起电灯，就用油灯；用不起钢笔和墨水，就用毛笔与墨盒。由于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更是日益不济。适值妻儿也是多病之秋，但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查询、撰写、修改、誊抄。孙子蔡福源记得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食地写演义，积劳成疾。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又劝你祖父，多拖延一个月成稿，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干着惊人的事，却每月只拿60元薄薪，蔡东藩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事业而看淡钱财的人。正是这种契而不舍、苦心经营的钢铁意志，才成就了这部演义巨著。比如写《元史通俗演义》就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元朝的民族排他性，致使《元史》记录过于简单。其它如商辂的《宋元通鉴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的《纪事本末》，以及《皇元圣武亲征录》《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儒考略》等，均缺陷很多。为此，他把搜索目光转向西洋，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因为他觉得在“蒙古西征”的史料中，西洋史籍译本比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蔡东藩写这些元史，就是这样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的。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从而使《元史通俗演义》60回“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

写史不同于写文艺作品，可以醉酒泼墨、意到笔至。写史，就要记录历史事实。但正如胡适说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婢女。”一部真实的历史，除了需要史家投入大量繁琐甚至毕生的精力外，更需要作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直面现实的勇气。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现状密不可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下，蔡东藩矢志救国，上下求索、著书立说，匡正时弊，试图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用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以此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他“书生报国”之意，凸显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守望。也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了首写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清史通俗演义》。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但身处现实，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蔡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友人沈幼贡，则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在蔡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两种观点，两种势力，争锋相对，均偏激之极，这在当时社会上是真实市场。而蔡东藩的主张却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烦扰，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一切以史实说话。

写《清史》尚且如此，写当代史《民国通俗演义》更是击中时弊，阻力尤大。当时他刚写好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有个军官就气势汹汹地来该局找蔡东藩。知道蔡不在，就耀武扬威地留下一张恐吓条子和两颗子弹，逼迫他修改原稿。蔡东藩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我写的是历史，不是故事。要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坚决拥护民主、共和”。当时，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并有机地穿插有关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如关于蔡锷和小凤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由此可见其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

写作如此，出版同样困难重重。《清史通俗演义》因为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因此多次遭到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的奚落和嘲讽，不予出版。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直到近半年后，托熟人几经周旋，才最终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接受出版。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蔡东藩用满腔爱国热情铸就的演义巨作，不仅给我们打开了一段完整的历史时空，更给我们留下了“有笔如刀，丹心铸魂”的不朽精神财富。

三、书生本色 心系天下

蔡东藩有自撰诗《舟中志感》：“漂泊孤踪一叶舟，不堪心事问东流。悬帆半幅分吴越， 枕三更数斗牛。风雨鳌山增别绪，江天胥水咽离愁。浮萍来去皆无定，强向人间说自由。”任何人都不能游离时代之外，书生正气的蔡东藩亦是如此，破碎的时代给他带来了浮沉流离的一生。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农历六月十三日（清光绪三年，岁次丁丑），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后自号东潘，意为隐居住东海之滨，以明甘于淡薄安心写史之志。自幼聪颖好学，六岁随二哥入塾开蒙，学习了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书，时人称为“神童”。六十九岁时因发“三日疟”病卒于1945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

蔡东藩幼年时，家境穷困，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父亲蔡文杰是临浦一家丝行的店员，工资微薄，但重视教育，叫三个儿子用功读书，以求改变穷困的处境。可是命运多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也都患肺病相继死亡，后父母也分别过早离世。因此十多岁时蔡东藩就成了全家光宗耀祖的希望和顶梁柱。没奈何只好到丝行老板金锦生家为公子当“伴读”，这样，既有机会听老师讲课，又不需学费，且还有伙食供应。但蔡东藩从小秉性刚直，不喜逢迎，“伴读”生活寄人篱下，心情总不舒畅。伴读一段时间后，就到热心科举考试的二姐夫田沛鋆家住下，以便互相督勉，参加科考。

纵观蔡先生一生，除“有笔如刀、演义救国”外，还先后经历了“热衷科举、清官救国”、“编教科书、教育醒民”、“独善其身、儒医济世”几个阶段， “虽穷独善其身，但心兼济天下”的文人本色在其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热衷科举、清官救国”。蔡东藩少年就不屑小地方“临浦才子”，而立下“乡里第一，城里立壁”的宏愿，孜孜向学，以求功名。蔡东藩他在《游西湖孤山记》里就写道：“弱冠时，馆杭州”，20岁时就在杭州各书院听遍讲课、读遍史书、抄遍经文。光绪十七年（1891）蔡东藩14岁时，经过县考、府考后，和其二姐夫田沛鋆都中了秀才，而且是当时临浦中秀才年龄最小的。从此，名传萧山，被誉为“神童”。关于神童的故事，现在依然有人津津乐道地谈起。当时中秀才后的一天，蔡东藩去看社戏，一位老人家决定考他一考，叫他给这台社戏写一副对子。蔡东藩脱口而出：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话音刚落，满堂喝彩。为了还债养家，蔡稍大后还做起了癸巳年乡试的枪手，冒名顶替帮别人考取举人，虽属无奈，但也可见其神童不虚。只是轮到自己乡试之时，却两次落榜。其中一次，竟完全是运气不好，因为逊让两个学生送来的一碗蒸鸡，而沾湿了已经预先做好的试卷，模糊了卷面字迹，而名落孙山。

但他并不气馁，修齐治平的志向不断鞭策他砥砺前行，希望学而优则仕，做一名匡时济世的清官。当时晚清，列强入侵，对外屈辱投降，在内贪官遍地，人民生活困苦，国家陷入倒悬之际。是时，科学废除之后，又举行优贡、拔贡补考，于是宣统元年（1909年）蔡又去参加清廷的己酉科优贡考试，被录取；1910年再赴京参加朝考，取为一等第131名。大有蟾宫折桂，金殿传胪之势。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蔡东藩对孙子说：“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翌年春，蔡东藩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实现“清官救国”的文人理想似乎就在眼前。可是未经仕途的蔡东藩，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蔡东藩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蔡东藩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官场原是戏场”他在《释蠹》一文中，就无情地讽刺揭露了蝇营狗苟的官场。终于看透了官场丑恶和腐败的蔡东藩，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1911年（辛亥）的夏天。

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蔡东藩以科举入仕、清官救国的文人梦想。他和那一代有识之士一样，已经不再期待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能够海晏河清，丹宸永固。他将以自己的方式，投身到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

“编教科书、教育醒民”。蔡东藩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近代著名文化人士，同县下邵村好友邵希雍，知道蔡东藩的情况，称赞他是“危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又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苦无暇晷”，一再邀请蔡参加编撰。蔡东藩欣然应聘，从此开启了为振兴中华效力的著述生涯。蔡认为教育醒民，首先要进行教科书革命，他以“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为准则，以满腔的热情，浅显生动的文笔，撰写、修改适合各年龄段学生的教科书、教学类工具书和启蒙读物。写《中等论说文范》时，蔡曾与邵希雍谈及对教育的看法，他非常注重教科书的作用和质量，特别注重防止虚浮不实用。邵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吾同学友蔡君东潘，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此时，适逢辛亥革命，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 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蔡东藩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

“教育救国”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一股探索思潮，对蔡东藩来说也是根深蒂固的，蔡东藩认为“群治革命，守重教育”，要用表达自由思想的“新国文”培育“新国民”。因此，除编写教科书以唤起民众觉醒外，他还先后在杭州、绍兴、萧山临浦多次投身私塾、国立等一线教学实践，做国文、历史教师。他将古希腊医生波克拉底的四种气质类型分类应用到教育中，因材施教，并认为教育有三要以要义“教授、训练和养护”。他不但对语文教学提倡“学以致用”，力主革新，试图开蒙学生，还注重学生的体育、德育、智育教育和个性培养，同时主张学以致用，要为国家富强训练农业、工业和商业人才。

“独善其身、儒医济世”。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命运不断捉弄着这位羸弱书生。除了他的父母和五个哥姐都相继早逝外，自己也因为两个前妻相继去世，先后结婚三次，有三个子女中也仅存一向多病的长子震濆留世。在《挽妻联》中他如斯痛哭“无父母，无兄弟，无姐妹。卿亦似我，十七年苦况齐尝，总怜同病相依，合当偕老；多患难，多险阻，多疾厄，死复生，生而复死，四百里征夫闻讣，自悔临歧忍别，有负深情。”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蔡东藩袭来，但在饱尝生离死别的人间悲苦后，也锻造了他更加坚韧不拔的生命品质，恰如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他初心不改，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在报国无门，多方头破血流，又亲眼看到自己十多个亲人因为缺医少药先后离世死亡，内心就立下了行医济世的思想。他先叫儿子震濆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使他懂得一些医药知识，一方面可以注意自己身体的调理，另一方面可以解救人们疾病的痛苦。儿子学成后，蔡东藩又用稿费在田家附近造了三间房子，要他住在那里替农民看病。

他自己也在乡间自学行医，给贫苦农民看病。虽然年老体衰，还是不辞劳苦地出诊，救人急难，并写成《内科临症歌诀》4卷。因为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1944年深秋，从富阳紫阆来了四个农民，打听到蔡东藩医好的人很多，特来请他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但踌躇后还是毅然前往并治好了老农的病，自己却劳累困顿，发起了 “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大半年后溘然与世长辞。

“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这是蔡东藩式的幽默，也是自嘲，但迫于山河破碎的现状，一介书生，能于万般无奈中一手执笔疾呼，一手悬壶济世，正彰显了心系天下的中国传统文人本色。

四、身后遗迹、历史不忘

墓葬，是一个人留给世界的最后记忆和最原始的历史。蔡东藩1945年去世后葬在五里外的池头沈村割子山。墓很难找，只能沿着一条小引水沟，蜿蜒曲折攀爬而上，如果没有熟人带路万难找到，我也是在朋友东藩书院院长王丽华女士的指引下才有幸当面瞻仰的。蔡墓坐北朝南，1967年原先鲁瑞熊书写的碑文以及墓前台基石均遭受破坏，1985年萧山县政府拨款重修，近几年当地所前镇政府又开始重视起来，正在修建石板山道和正方形的白色水泥围栏等，已经有了名人墓的样子。我脱帽鞠躬，并绕墓一周，久久注视墓碑上“蔡东藩先生之墓”几个字以及两块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感慨万千。人间多难，写史更难，连死后都不得安宁，这大约就是文人的悲哀吧。“山水一生、史文同辉”，希望和蔡先生一样的前人们都可以静守乡土、永享安宁。

人去水流，墓穴如此，蔡东藩生前住处更是为避战乱辗转多处，先后在临浦牛场头、临浦达弄、所前庄里陈、所前山里王、诸暨十四都藏绿坞、诸暨野鸭岭等地栖身。

现存所前镇金鸡山之南金山村娄家湾1号，仙师殿西、会龙桥北的一栋砖瓦老房子故居，就是1926年在其二姐夫田家附近为儿子购买的行医之所，2009年4月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故居为三间两层、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江南庭院式住宅，白墙灰木，约有200平方米，一堵近3米高的白砖黑瓦围墙将故居与外界隔开，门前修一个小花坛，墙门开于东侧。小园正屋前是石板铺的天井，正屋中间为厅堂，八仙桌上方是一幅山水画，“一代史家，千秋神笔”八个字分列两边，上首是“义演千秋”四个金黄色的繁体字。东间厢房为厨房，西间厢房曾设私塾，楼上为卧室，故居里还保留了蔡东藩用过的书桌和椅子。书房陈列着当时蔡用过的一桌一椅一柜，门外是一副木刻对联“海纳百川有容大，山连千岭无际高”，以示其谦逊求进的写作态度。

当时蔡东藩书写之余，还萌生实业救国，增加农民收入的念头，表示要“使人人有谋生之能，人人生利可救国贫”， 1930年在此还办了一个名为坤元毛巾厂，以抵制日货，有十来张木机，十来个工人，手工操作，质量上乘，产品大都从门前西小江运出。可惜日伪军渡过钱塘江后，毛巾厂也惨遭洗劫而停产。现故居由小孙子蔡福绥夫妇负责管理。

来娄家湾之前，蔡东藩大都写好了那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创作的地方就是临浦戴家桥达弄的“临江书舍”，是1914年向一户金姓人家租来的“工作室”，直到1937年搬走。寓临江书舍24年，蔡东藩除写作外，还设馆授徒，教书行医。临江书舍因毗邻西小江而取名，也称“临江寄庐”，是旧式凹字形砖木结构楼房，和故居一样为白砖黑瓦徽派样式，典型的晚清江南民居建筑。书舍也是二楼三底，坐北朝南。正门就在一条小弄里，并不敞亮，但是特别精致，为石槛石门框，上书“临江书舍”四个黑底金黄色的行书，进门有一小天井，正门又是“临江书舍”四个行书繁体，门联又为盖棺定论八个绿色草体字“一代史家、千秋神笔”，正堂为“萧山相国”五部尚书朱凤标手书对联“须向孔颜寻乐地，好从潘陆探文心。”上楼正屋是卧室和书房，陈列有清式桌凳床柜和笔墨纸砚等，侧墙一幅对联“雄吞东三岛，睥睨西半球。”中间是一幅凤凰图，组合在一起，尽展主人书生气概。楼下西厢房为学堂用房，均为木课桌，正墙为先师孔子像，边墙为长篇《共和三字经》。另有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等的评价：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

夜幕已染，退出小院，又见蔡先生庄严立像，身侧一摞史书，左手后背，右手高擎毛笔，似要写尽历史兴亡、人世春秋。凝视良久，我久久不能释怀，回望西小江仿佛一位历经兴衰后终趋宁静的长者，款款而流，不问过往，一如蔡君。历史就是这样于无声中听惊雷，唯有一曲《醉高歌》悄然响起，唱尽蔡君悲欢流霞：“少年怀抱功名，宦海唏嘘泡影。清风吹绝攀龙兴，吹起儒生秉性。林泉笔奋雷霆，稗史呵成巨鼎。千秋一揽东岳景，一揽河山万顷。”

2023年2月24日

孔鸿德，杭州萧山人氏，孔氏德字77辈。高级政工师，中国南孔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萧山区儒学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杭州萧山分会会长，江南宋韵研究院研究员、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致力于散文古诗词杂评等文学创作和儒学南孔文化研究，作品十万余字散见于报刊，散文集《一树怀念》、杂文专集《旧儒新说》等获萧山区重大优秀文艺作品奖、杭州市社科联学术出版年度扶持等。交流：诗词文化、儒学文化、宪法文化。爱生活、爱风景，更爱游走的文字；爱诗词、爱古风，更爱沉淀的思绪。自然的星空从来都是重复开始和结尾，多年以后不知我是哪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