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孟子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编者按：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陈来先生通过《大学》的作者和时代、《大学》的古本与改本、《大学》的思想与诠释这三个方面，对《大学》，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本文为第二部分。

《大学》的古本与改本

《大学》的文本，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一个部分是讲《大学》古本，另一个部分是讲《大学》的改本，我们先讲《大学》古本。

“《大学》古本”这个概念是晚出的，它指的是《大学》这个文献在汉代开始传承下来时候的原貌。《礼记》是汉宣帝时期戴圣所编，到了东汉的时候郑玄就为它作注了，郑玄讲“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前面我们讲过了，他把大学理解为博学，这还是有差误的，但是他后面一句话还是有所见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唐代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礼记正义》主要是采用郑玄的注，他自己也作了疏。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本中的《大学》，这个文本被后人称为注疏本《大学》。到了明代就把这个注疏本《大学》称为古本《大学》，因为它是汉代初传下来的样子，当然就是古本。唐以后，宋元时代的人对这个注疏本不太重视，从北宋以后受到“二程”和朱熹改本的影响，大家都不用这个古本，更多都采用改本。直到明代开始，因为兴起对程朱理学的反叛，于是从《大学》首先入手，不仅否定了程朱对《大学》的义理解释，而且完全推翻了《大学》文本的改动，要求回到《大学》的古本。这就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把程朱理学的《大学》论完全推翻。

《大学》的古本本身是没有分章节的，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出土一个汉代把《大学》分了章的竹简，那自然就是新的发现，就说明汉代的经师对《大学》已经有了分章。但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还没有看到汉代《大学》文献已经出现分章的记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郑注本原来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但是后人，特别是明朝以后，就把古本也做了分章。分章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多的一种是分成了六章。像我们讲的“大学之道”到“此谓知之至也”，把它分为了第一章。第一章就是总论，也就是纲领。从“所谓诚其意者”到“此谓知本”，认为这是第二章，它是解释“诚意”。我们现在给大家发的这个本子应该用的是朱注的分章，所以就看不出我们现在说的古本分章的层次，因为朱熹用的是改本。然后从“所谓修身”到“此谓修身在正其身”，这是第三章，解释正心修身。再后从“所谓齐其家”到“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这是第四章，是解释齐家治国。而后从“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到“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这是第五章，解释治国。最后从“所谓平天下”到“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第六章，解释治国平天下。这样一共分为六章，这是把古本进行分章的情况。

这是《大学》文本的第一种形态，就是《大学》古本，古本的分章分为六章，然后根据这六章建立我们对《大学》的结构和思想的理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讲《大学》文本的第二种形态，就是《大学》改本。如果我们看《大学》古本，就是《礼记》原来的《大学》文献，我们看它的面貌与内容基本是这样的：它的第一段就是我们讲的三纲领、八条目，但是宋朝以前没有人用“三纲领、八条目”的说法，但它确实是以“三八”为主，就是前面三句话和后面八句话。三句话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三在”。后面八条目就是从“明明德于天下”一直到“致知在格物”这八个层次。在《大学》的第一大段里面已经把“三八”的主题提出，前面讲三纲领，后面讲八条目。你可以不用“纲领”、“条目”这个说法，但是这个主题已经提出来了。然后看《大学》文本后面，后面是在依次地阐明八条目里面的六条目，就是除了格物和致知以外，它讲“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者”， “所谓齐其家者”，“所谓治国”，“所谓平天下”，它明显是按照这个次序来解释那六个条目的意义。因此，这两点是这个文献最鲜明的特点，第一点就是首段讲了“三八”这个主题，第二点是后面一大部分主要是按照前面的次序讲了六个条目的意义，这样我们就能很直观地看到这个文本的主要内容。

这样一来，后人如果仔细解读这篇文献的时候就会发现两个问题。在唐代以前大家不是很关注这篇文献，没人研究它，但是到了北宋开始关注《大学》的人就比较多了。从北宋的天圣八年四月皇帝就赐当时进士及第的第一名王拱辰《大学》，你中了进士，皇上赐《大学》，把《大学》的文本赐给你。后来及第的就赐《儒行》以及《中庸》、《大学》。专赐《大学》还是比较少的，那只是在天圣八年，后来包括仁宗的时代、真宗的时代就是赐《大学》、《中庸》还有《儒行》。《儒行》当然也很重要，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学》的定位在当时变得很重要，因此研究它的人就很多了，包括理学家。理学家对《大学》和《中庸》的重视并不是因为皇帝赐进士《大学》、《中庸》，是因为新儒学的义理必须以《大学》和《中庸》为基础，这个从唐代就开始了。因为，道学是要传承孟子以后已经断绝的儒家之道，所以它必须要从《大学》和《中庸》中来寻求这个道。二程讲过，我们为什么叫“道学”，因为我们要把已经中断了1400年的道接续起来，你怎么接续？你从什么地方得到它？说“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道于遗经”，遗经就是孔氏之遗书，从孔氏之遗书里面找到了“道”的传承。

因此，研究者就发现，特别是二程，他们特别关注《大学》。刚才我讲《大学》的结构、内容，如果我们看古本，首先先讲了“三八”的主题，三纲领、八条目；接着六个条目的所谓，“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所谓齐其家”，“所谓治国”，“所谓平天下”，就是解释这六个条目的意义。因此，二程就关注到这个文本在解读的时候遇到的两个问题，认为这个文本如果我们求全责备的话，其实这个文本的论述并不完整。第一个不完整的是它后面阐释的部分主要阐释了八条目的部分，没有阐释“三八”的那个三，就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按照古本的面貌和次序，没有一个独立的部分是来解释三纲领的，这是第一个不完满。第二个就是它本来是八条目，你怎么只作了六个条目的解释，还有格物、致知两个呢？为什么没有文字的阐明和解释。所以，二程两个人都作了《大学》改本，都对《大学》这个文本做了改动调整。他们主要的问题意识基本上就是说：《大学》我们现在看起来为什么是这样的？他认为是因为有错简。因为古书是写在竹简上，竹简的编绳如果断了的话，重新再编绳的时候，位置可能会错。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本《大学》的那些缺陷可能不是我们直观上所认定的那种缺陷，如三纲领你说没有解释，看起来没有，其实是有的，只是它错简错到后面去了。所以你在原来的结构上好像看不到它，因为它已经错简到后面了，所以须要把它挪到前面。于是，他就认为由于《大学》有错简，就要“移徙文字以更订之”，就是把那个错简的文字移动一下，进行迁移更定，这就是更定改动《大学》。因此“二程”中的哥哥程颢（程明道）先作了改本，这个在《二程集》、《程氏经说》里面就有“明道先生改订《大学》”。他的改订《大学》， 就把诚意章后面的“《康诰》曰”、“汤之《盘铭》曰”、“《诗》云：‘於戏’”这三句移到前面三纲领的下面，再是“止于至善”，认为这个就是解释三纲领的文字。

然后他把《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直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他把这个作为格物致知的解释。“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知之至”跟那个“致知”好像有点关联，就是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直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作为格物致知那两个条目的解释。

这样一个改订，使整篇的结构变成了：先提出三纲领，然后是对三纲领的解释，之后是八条目，然后是八条目的解释。这个结构是一个四节的结构，三纲—三纲的解释—八条目—八条目的解释。如果从内容来看，对原来古本《大学》的内容铺陈来讲就显得更明白一些，原来的缺陷得到了一些弥补，你解读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层次更清楚，内容也没有缺陷，这是明道先生改订的《大学》。

他的弟弟程颐伊川先生也有改订《大学》，伊川先生改订《大学》比起他哥哥来讲在结构上有了变化。伊川先生可能觉得在三纲后面加进了它的解释可能打乱了经一章，所以他还是维持经一章三纲八目的结构，然后把对三纲的解释和八目的解释放在一起，这样它的结构就不是四段，就是两段，前面是讲三纲八目，后面是对三纲八目的解释。这个做法就隐含了后来朱熹所讲的经传之分，前面是讲了三纲八目的主题，后面是三纲的解释、八目的解释，这是伊川先生改订《大学》的第一个跟他哥哥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在亲民”，伊川明确地说“亲”当做“新”，应该改成“新”字，古代的文献其实“亲”和“新”是通用的，但是他说你要明白这个“亲”字应该作为“新”来解释。这两点是伊川先生改订《大学》的主要特点。

接下来就到了朱子的改本。朱子的改本吸收了北宋二程先生对《大学》文本的调整，整个内容结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就是《大学》的第一章，第一章包含两部分内容，前面是三纲领，后面讲八条目，这个部分就叫做经，称为经一章。朱子说经一章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明确地说经一章讲的是纲领和条目这两个主题，“三在”讲的是纲领，一上来就讲纲领，八个条目是实现三纲领具体的方法和次序，他叫做条目。所以，如果从文献上来讲，朱子这个改本一是明确区分了经传：经一章和传十章。经一章为孔子之言，曾子述之；传十章为曾子之意，门人记之，把它们清楚地分开，这是继承伊川先生改订《大学》的方法。然后在内容上把经一章区分为三纲领和八条目，这样我们在掌握《大学》文献的时候，就更加清楚了，经是提出主题，传是对主题进行具体的解释。我们看朱熹这个讲法是一个新的自觉，以前明道的改本、伊川的改本没有明确提出经传之分，所以内容两部分的关系就没有说得那么清楚，一部分是提出主题的内容，另一部分是详细的一条一条地加以说明。所以，朱熹经传之分这个讲法是一个新的对于文献理解的一种自觉，有了经传之分，对《大学》内容结构的关系就可以有一种更自觉的理解。把主题分为纲领和条目，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条目可以说就是功夫条目，理学的功夫论主要是通过条目来建立的，三纲领不是功夫，这是朱熹宏观上的区分。

回到二程到朱熹改本的合理性。刚才我们讲了，伊川说在亲民的“亲”字应该是“新”，这个解释合不合理呢？明道的改本把“《康诰》曰”、“汤之《盘铭》曰”、“《诗》云：‘於戏’”这三句都认为是解释三纲领的内容，这个说法合不合理呢？朱熹应该说继承了这两点，因为《康诰》里面讲了“克明德”，当然它跟在“明明德”是对应的。“汤之《盘铭》”是讲新、日新，如果是“亲民”，这个“亲”字跟后面“汤之《盘铭》曰”里面讲的就不能对应，如果把“亲”字解释为“新”字，就跟“汤之《盘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讲的“新”字对应上了。“《诗》云：‘於戏’”后面有关于“止”的问题，所以它对应“止于至善”。所以，这样看来把“《康诰》曰”、“汤之《盘铭》曰”、“《诗》云：‘於戏’”这三句作为三纲领的解释是合理的，因为《康诰》里面讲的是明德，汤之《盘铭》里面讲的是新，《诗》里面的是止，这就全部都能对应上了。所以，二程有关于三纲领的解释以及由于把汤之《盘铭》对应于三纲领的第二条解释，就必须明确地说出来亲民的“亲”字应当作“新”字来解释，以便与汤之《盘铭》对应，所以从文献上来讲应该是合理的。不能说道学家只是为了迁就他们自己的义理做了这样的解释，即使从文献学上来讲这个是合理的，它有合理性的。

朱子的这个改本不仅如此，不仅区别经传，分别纲领、条目，朱子还做了一件特别突出的事，就是他不认为在《大学》原来的古本里面有明道先生所讲的格致的解释。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作为格致的解释，朱子不认同，他认为这里是有阙文。从文献学上来讲，朱子跟二程的理解有一个不同，二程认为只有错简，没有阙文，但是朱子认为既有错简又有阙文，错简就是解释三纲领的部分文字错置到后面去了，阙文就是缺了格物致知的解释。既然大学文本的前面都有“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所谓齐其家”，他说就应该有“所谓致知”或者“所谓格物”。那么现在文本里没有，怎么办呢？朱熹并不是要冒充古本，他从传播《大学》的义理，从道学的角度出发，他自己做了一个补格物致知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就把这两个意思做了一个补传。补传是解释什么是格物致知。《大学》这个文本没有了，缺失了，你靠什么来补呢？朱熹说我主要是依据“二程”先生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做一段补传，是为了便于大家学习，不是冒充古本，是方便大家学习掌握它的义理。因为他认为《大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格物，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补格物致知传，这也是他后来受到人们攻击最大的一点，人家说你怎么能补呢，没有就没有，这不能补，所以很多人说他不应该做这个补传。但是朱熹自己也讲了，他也不是为了冒充古本，是因为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环节缺失了，所以他依据“二程”的思想，在义理上补足对格物的说明，也是不得已。这个可以说是朱熹改本里最大的一个特点。

最后一点就是朱熹把他所做的改本《大学》编入“四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这在南宋以后经典的历史上，和儒家思想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说这个做法在根本上提高了《大学》的地位，奠定了《大学》在这800多年来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朱熹把四书编在一起的这个举措，把《大学》和《中庸》提高到与《论语》、《孟子》相同的经典地位，《大学》不可能在这800多年里面有这么深远的影响。

以上是我所讲的关于《大学》改本的问题，《大学》改本以朱子的改本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形态。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再提到明代的王阳明，刚才我讲《大学》古本时并没有具体的讲王阳明，“《大学》古本”这个概念是到了明代王阳明才提出来的。王阳明针对改本，在跟湛甘泉讨论《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古本的概念。《大学》古本这个概念提出来是针对改本，而且要力压改本一头，说我这是真正的古本，你们那都是后改的。所以，他作的书叫《大学古本旁释》，也叫《大学古本旁注》，突出《大学》古本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完全反对程朱理学《大学》论的文献概念。王阳明是针对朱熹的，他认为《大学》本来“无错简之可正”，本来就没有错简，你怎么还纠正它，还要改正《大学》。本来“无阙文之可补”，朱子不是补了格物致知传吗？它没有阙文你补什么呢？所以，他说“无错简之可正，无缺文之可补”。特别是以此把朱熹对于格物的解释废掉，建立自己对格物的解释，于是他发明“心即理”，“格物即格心”这样的讲法。晚年他又发明了“致知之说”，就是良知论，阐发他的良知之学。所以，王阳明关于《大学》古本观念的提出和确定，从一开始来讲就不是一个文献学的工作，他是带有明确的思想指向，就是要废除程朱理学关于《大学》思想和格物的理解，建立起在心学基础上的格物论和良知论。他的《大学》古本的讲法从他自己来讲当然是一种关于思想的活动，但是他这本书出了以后，在明清时代就带起了一大批关于《大学》古本的研究学者，追问在文献上到底哪个是正确的，掀起了一波新的关于《大学》古本研究的高潮。这是我们讲的关于《大学》的文本。

◎本文原载于《大学解读》

（《大学》的文本地位与思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