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①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②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於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搤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脩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僣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匝；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徵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於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贵，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馀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於疆埸，飞刍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实愿四州之牧守，独脩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於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

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当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钧，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於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於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胆，徇声名而立节义者；况於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岂声名而已乎！

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尽，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於免负，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脩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后考课竟不行。③

裴注：

①杜氏新书曰：恕少与冯翊李丰俱为父任，总角相善。及各成人，丰砥砺名行以要世誉，而恕诞节直意，与丰殊趣。丰竟驰名一时，京师之士多为之游说。而当路者或以丰名过其实，而恕被褐怀玉也。由此为丰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时。丰以显仕朝廷，恕犹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骑侍郎，数月，转补黄门侍郎。

②世语曰：昭字子展，东平人。长子巽，字长悌，为相国掾，有宠於司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与嵇康善，与康俱被诛。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预，字景虞，御史中丞。

③杜氏新书曰：时李丰为常侍，黄门郎袁侃见转为吏部郎，荀俣出为东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正文译：

杜恕字务伯，魏明帝曹丕太和中期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以质朴待人诚恳，不造作掩饰，小时候没有什么名声。等到在朝做官，不结交朋党攀援上司，一心为公。每次政事有什么得失之处，他常引用国家发多来发表自己正直的言论，因此侍中辛毗等人很器重他。

当时三公九卿以下都广泛商议了朝廷制度问题，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行和宣示六条诏令，以清净无为为美名，却以威严气派著称吗，现在可以不让刺史统领军队，来专管民事。”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杜恕就上疏说：“帝王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安定百姓的方法，在于让让门增加财富。增加财富，就要致力于根本而节省费用。现在吴国、蜀国没有灭亡，战车得赶快出动，着自然是熊虎般勇士施展力量的时候，可是那些手持手板、垂着绅带的儒生，却对用兵之事表示羡慕，他们扼腕高论，把孙武、吴起视为推崇之人，州郡的牧、太守，都忽略了体恤百姓的方法，却热衷做将帅的事情。从事农桑的百姓，却去做士兵的事业，不能说是致力于根本。府库年年空虚而制度年年增多，百姓之力年年衰竭而赋税年年繁重，不可以说节省费用。现在我大魏共有十州的疆土，可是承接了大乱之后的弊端，统计出来的户口数量不如从前一州的百姓，然而吴国、蜀国僭越叛逆，北方的胡人没有归附，他们在三边构成了祸患，几乎环绕了天边一周；所以我们实际统帅一州的百姓，治理九州的疆土，这样做的艰难，就像用鞭子驱赶瘦弱的马匹来甘露，难道能不特别注意爱惜它的力气呢？依靠武皇帝曹操的节省俭朴，府库的储备充足了，仍然不能十州拥有军队；郡尚且有二十个。

现在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沿边各州都有军队，我们所依靠内部充实的府库，对外来制服四方的夷狄的，只有兖州、豫州、司隶、冀州罢了。我先前认为州郡掌管军队，就会把心思放在军事战功之上，不会为老百姓的事务伤心，应该另外设置将领，让牧守尽心治理百姓事务；可是陛下您再次把冀州作为宠信和增加俸禄而授给了吕昭。冀州的户口最多，田地大多被开垦，又有很多的桑树、桑树的富饶，是国家征收赋税的地方，实在不应当把军事事务委托它。如果认为比方应该驻兵防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置大将来镇守安抚哪里。估计所设置的军吏、士兵的费用，与兼任之官没有差别。可是吕昭就它的才能来说还可以再变换的；朝中如果缺乏人才，那么才能可兼任二职的人势必不会那么多。以此类推，可知国家是根据人受宠程度来选择官员，不是为了官职来选择人。官职得到了合适之人，那么治理政事就会清正平和，处理诉讼就会公正；政事平和就会百姓富裕充实，诉讼公正就会监狱空虚。陛下您登基时，天下被判判决的仅有一百数十人，年年增多，到达了五百多人。百姓没有增多，法令没有严峻。以此推测，这不是政治教化的衰败，牧守不称职的结果吗？往年牛的死亡之数，大概总共再天下的十分之二；如今麦子没有收获一般，秋天的种子没有播下。

如果吴国、蜀国再边疆如同游魂般侵扰，即使是飞快地运送军粮，千里之远也运送不及。考究这种治理国家的办法，难道实在强兵吗？勇武的士兵越多，就会给国家带来越多的弊端罢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四肢即使生病，最终也不会成为大患；现在兖州、豫州、司隶、冀州就是天下的腹心。因此愚臣我恭敬呈上这份奏书，实在希望四州的牧守，能够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来承担起四肢的众人。然而单独的建议难以持久，冒犯陛下的意志难以成功，招致众人的怨恨的话难以积存，疑是而非的道理难以分辨，所以臣的意见多年不被圣明的君主所体察。凡是说这种话的人，大致上都被疏远且轻贱之人；疏远且轻贱的言论，实在不容易被听到。如果让好的谋略都出自于亲近且尊贵之人，亲近且尊贵自认一定不会触犯上述四难来求得忠诚和爱护。这是从古至今人们所感到忧虑的啊。”

当时又大规模商议考核官员的制度，以便于考核内外官员。杜恕认为用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即使很有才能也还是益处，因为他们具备的才干不是他所从事的职任，他们所从事的又不符合当世的需要。杜恕上疏说:

《尚书》说“用政绩为标准公开考核，三次考核后根据政绩好坏进行罢免和提拔”，这实在是帝王的重大制度。让有才能之人担任升任的官职，有功劳之人接受他所应得的爵禄，就像让乌获去举起千钧之重的大鼎，让王良、伯乐去选择千里马。虽然经历了六代而考核官员的法令不显著，关系到七位升任而考核官吏的典籍没有流传，我确实认为这是由于这法令难以粗略的遵循，但他的详情难以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只有扰乱社会之人，没有扰乱社会的法令”。假如让专凭法令治理管家，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要后稷、契的辅佐，殷商、西周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珍贵的辅佐大臣了。现在申奏考核官员之人，陈述周朝、汉朝的法令，是续借京房的根本要旨，可以说是明确了考核官员的要领。至于崇尚相互谦让之风，兴盛美好德治来说，我认为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底部。现在想让州郡考核士人，一定要通过儒学、文吏、孝悌、能从政四科，要在这四科都有实际效果，然后再加以举荐，被公府征召使用，担任亲近百姓的县官，以后按照功绩大小补位郡守，或者仅增加官秩赏赐爵位，这是官员考核之中最急需的事务。我认为对那些考核称职之人应当立即显扬他们的事迹，采纳他们的意见，让这些作为考核州郡官员的法令，法令一旦具备就加以实施，建立一定兑现赏赐，施行一定执行惩罚。至于三公九卿以及宫内的近臣，也都根据他们的职责考核他们。

古代的三公，陪侍着君王商讨政事，宫内近臣，进纳谏言来弥补君主的缺失，君王做的好事没有不被记载的，君王的过失没有不被劝谏的。况且天下这么大，君王处理的事务非常多，确实并非一处光亮就能照遍全局的。所以君王就像人的头，臣子就像人的四肢，这就表明君臣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议题。所以古人说建造廊庙的木材，不只是靠着一根木头支撑；帝王的大业，不是一个谋士的谋略就能建立。由此来说，哪里有仅靠着大臣严守职责严格考核就可以让天下太平呢！况且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务求信守誓言而不惜赴汤蹈火，感遇知己而能够肝胆相照，为了自身名声而树立高风亮节的；更何况那些身束冠带立于朝廷，官居卿相之人，他们所务求的并非只是老百姓的信任，感戴的并非只是遇到知己的恩惠，他们所谋求的难道只是名声罢了。

各位蒙受君主宠爱、爵禄而接受重任之人，不只是想把圣明之主推到唐尧、虞舜之上罢了；他们自身也想加入到后稷、契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担心自己谋划的治国意愿不能实现，只担心自己任官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这实在是君主让他们这样的。唐尧、虞舜这样的君主，任命后稷、契、夔、龙而责令他们获得成功，等到臣子犯有过失，就杀了鲧又流放了四凶。现在大臣亲身接受了明诏，在君主身边供职，他们之中有人日夜为公事操劳，恪守勤勉、卓尔不群，身居官位而不向权贵屈服，主持公道而不偏袒私情，敢于说正直之说、做正直之事而身处朝廷，这些自然会被圣明的君主所体察。如果尸位素餐享受高禄，拱手沉默作为明智，身居官位只求免除过失，站立朝廷而念念不忘只保存自身，只敢做自身干净之事、说话恭谨而处身朝廷，这些明主也能看到。假如让那些以身取容来保全官位之人，没有会受到放逐贬黜的罪责，而那些恪尽公事之人，却身处被怀疑的情况下，公正大义得不到伸张而自私言论成为风尚，即使孔子来出谋划策，也不能充分发挥他一人的才华，又何况对于世俗之中的人们呢！现在的学者，都师从商鞅、韩非而崇尚法家的主张，争着把儒家看成迂腐而不切实际，不符合当世需要，这是当今习俗之众最为严重的流弊，也是创立大业之人都要慎重对待的。

后来对于官员的考核终究没有施行。

裴注译：

①《杜氏新书》记载：杜恕年少时与冯翊人李丰一起继承了父亲的职任，儿时相交很友好。等到各自长成任，李丰磨砺锻炼名声、平行来索取士人的赞誉，而杜恕放纵不拘顺心顺意，与李丰志趣不同。李丰终于名扬一时，京城的士人很多为陈述他的建议、主张。可是党政之人有人认为李丰名声超出了他的实际才能，而杜恕就像出身贫寒之人却身怀美玉般的才能。因此李丰对杜恕不好好。杜恕也听任事情发展，没有尽力迎合时势。李丰因此在朝中做到了显要的官职，杜恕仍然像往常居于家中。魏明帝曹叡认为杜恕是大臣的儿子，提拔授予他散骑侍郎一职，数月后，转职补任为黄门侍郎。

②《魏晋世语》记载：吕昭字子展，是东平国人。他的长子吕巽，字长悌，担任相国掾，被司马昭所宠爱。吕昭的次子吕安，字仲悌，与嵇康友好，与嵇康一起被诛杀。次子吕粹，字季悌，官至河南尹。吕粹的儿子吕预，字景虞，官至御史中丞。

③《杜氏新书》记载：当时李丰担任常侍，黄门郎袁侃被转任为吏部郎，荀俣到地方出任东郡太守，三个人都与杜恕班列相同且关系友好。

（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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