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史通》的缘分颇深。先大父景麟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撰成《史通校笺》，书稿后不幸烬于兵燹。1946年2月他受聘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每周课程中有“《史通》三小时”（“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聘函”）。同年8月他又兼职于贵州大学，“奔走于两校之间，任课甚忙，计开有‘文字学’‘声韵学’《楚辞》《史通》等”（《自述治学之经过》）。据他晚年回忆，抗战初期困居家乡时，曾对《史通》“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因此战后“所讲的课程，有刘知幾的《史通》”（《剑南忆旧》）。他当时显然是把这门课排在重要位置。惜乎他关于《史通》的研究，已片楮不存。

新近有幸奉读张振珮先生（1911—1988）的《史通笺注》（全2册，凡87万字），该书熔校、笺、注、评于一炉，对明清至今人十数家的校勘训释成果，无不兼收博采，一一详细考辨，确实是一部校勘精审、笺注详密、辨章学术、溯源析流的经典之作。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笺注》集校训释评之大成，是今人研读《史通》不可或缺的精善之本。

《史通笺注》（中华国学文库），[唐]刘知幾 著 张振珮 笺注

当代学术界若要找一位刘知幾的异代知己、《史通》研究的大功臣，我想定非张先生莫属。先生研究《史通》逾三十年，“所见的各种版本以及对《史通》的评、释、笺、记等，无不认真研读，仔细推敲，探流溯源，求其本旨”，在《史通》研究上反映了“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笺注》出版37年后，张新民教授又做了最新修订，根据今日读者的需要，增补注释279条，计51000余字，更便于文意的理解。这部父子两代接力研究、凝聚两代学人心血与智慧的书稿，2022年8月由中华书局收入“中华国学文库”中刊印，并荣获2022年度中华书局双十佳图书中“古典学术类”十佳图书，足见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1986年3月华中师大首届博士生答辩后师生合影，二排左起至右分别为：邓宗琦、陶军、张振珮、何兹全、朱祖延、张舜徽、章开沅、李国祥诸位先生；前排为答辩博士：张三夕、周国林

集校训释评之大成的笺注

古籍校注本最值得关注的是校记注释，因其最能见出作者的专业水平。是书释义精要，注释典雅，随注小考证，往往要言不烦，发前人所未发。笺注本事本旨，必穷其源；注释难词难字，必畅其义。或校释并下，或掇异补阙，短的不及一行，长的竟占三页篇幅，一如作者所说，“史注于释文之外，实尚有补阙、考异两项任务”。去取贵严，作注贵博，凡古今大事，《笺注》都能原始要终，究源竟委，寻其枝叶，颐彼泉薮，充分体现出今天学术界研究《史通》所达到的水平。兹不揣浅陋，胪列数例如下：

（一）不放过一字

《笺注》注释详细，小至标点符号，大至段落章旨，无不出注，可谓是不放过一字。如《史官建置》“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一句，前人应注而未注，先生认为：“章和：汉章帝年号（87—88），不是章帝、和帝。”黄寿成点校本，在“章、和”之间加顿号，以为是汉章帝、汉和帝二谥的简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91）。东汉中兴，从光武帝（25—57）、汉明帝（58—75）到汉章帝（76—88），时逾半个世纪。《隋志》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又于东观集新书。”明帝时，“汉东京图籍在东观”，班固等为兰台令，曾著书东观，文治大盛。至章帝章和年间，东观所藏图籍已极丰富，因此才有汉和帝（89—105）永元十三年春（101年），“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的景象。《笺注》认为东汉“图籍盛于东观”，时在章和之后，与史籍记载极相吻合。若按黄氏校本，“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不仅忽略明帝朝不计，而且时间未免太晚。

《世说新语》与《世说新书》，本是同书异名。《杂说中》注“《世说新书》”一条，篇幅长达三页，旨在证明《史通》原文必作《世说新书》。《笺注》先从版本校勘入手，指出传世各版本中的文字已有差别：蜀本、陆本同作“书”，其他诸本均作“语”。后世习称《世说新语》，本无可疑，《笺注》于无疑处致疑：“‘《新书》’之名，果有本乎？”其实，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早已提出，《世说新语》“本题为《世说新书》”，并引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近览《世说新书》”为证，指出宋人所见《世说新书》，唐以后更名作《世说新语》。明代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称：“刘子玄《史通》所载古今正偏史，今多不存”，焦竑《焦氏笔乘》曾详列《史通》的征引书目，发现“刘义庆《世说新书》亦在其中”。清初所编《清文献通考》认为：“义庆所述，溯自东汉，本名《世说新书》，后人乃改为《新语》。”《四库总目提要》进一步考证说：“刘向先有《世说》，故义庆所撰，别名《世说新书》，后人乃改为《新语》。黄伯思《东观余论》考之最详，非以记言而谓之《新语》。”但道光时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却说：“《世说新书》之称，止一见段氏书，单文孤证，不足为据，仍当以晁、陈书目所称为正。

”直到近人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辩证》，增补《通典》与《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书》原文各一条，力证“新语”本是“新书”。程千帆《史通笺记》综合四库馆臣和余嘉锡两家之说，以为《杂说中》正作“新书”，不作“新语”，诸本作“新语”者，乃后人习于新起之名而妄改所致。《笺注》在此基础上，援引考古实物为证，据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立论。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汉籍随遣唐使东传，菅原道真（845—903）《菅家文草》一书，对《世说新书》曾有著录。《世说新书》唐写古本残卷在清末尚存，神田醇（1854—1918）所撰跋语称，《世说新语》旧题《世说新书》，书名改称当在五季宋初。清末杨守敬（1839—1915）出使日本，亲见古本《世说新书》，《日本访书志》收有《世说新书残卷跋》一文。残卷后由罗振玉（1866—1940）影印回国，书名即用大字题作“唐写本《世说新书》”。罗氏跋语说：“考《唐志》载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则临川之书唐时作‘新书’之明证，可补神田翁所举之遗。”检阅唐写本残卷，篇末赫然题有“《世说新书》卷第六”七字，可谓铁证如山。《笺注》不厌其烦，结合版本校勘与实物考古二重证据，详引刘知幾、段成式、黄伯思及余嘉锡、日人神田醇等各家说法，考辨《世说新语》在东亚的流传史，断定书名“语”字乃宋人臆改，刘知幾所见古本必作“新书”，真可谓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胜义纷披。

《世说新语笺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二）追寻史源，疏通文义

刘知幾说班固著史犯有“引书失宜”的过失，《笺注》赞其“反复强调出处要准确，自为不易之理”。要想避免“引书失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追寻史料原文出处。这一方法，经近人陈垣倡导而上升为“史源学”理论。陈氏认为，“史源不清，浊流靡已”（《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因此，“读史当观其语之自出”，“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通鉴胡注表微》）张先生在书中提到：

曩日陈援庵先生长期倡导“史源学”，开设“史源学实习”之课程。其言有曰：“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此言可为吾人读《探赜》篇之指针。“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是亦究心史源者之梯筏也。

先生赞同陈垣的“史源学”，并以此自勉。《笺注》不仅各条注释都尽力探求史源，而且对十余种《史通》既有研究的注释材料进行全面核查，“凡前人及时贤之长，必标而采之，非者或舍之，或疏通证明之，不足者加按语以阐释之，应注而未注者钩稽事实以增益之”（张新民《〈史通〉评释诸本述略》），具有鲜明的史源学特点。

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一书，“引据详明，足称该洽”，最为名著，但其“殊为好异，又轻于改窜古书，往往失其本旨”，甚或“有《史通》本不误，而疏于考究，轻率臆改者”。《笺注》多有諟正。如：“蔡姬许从孤死”一句，事出刘向《列女传·楚昭越姬》，《笺注》探本溯源，详注原文，指出浦氏《史通通释》“在‘楚昭王宴游’句下增‘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并注云：‘此十二字旧本无之，必是脱文。无此十二字，不成语矣。’显系臆增。”“侏儒一节”，浦氏认为最早出自《三国志·吴书·潘濬传》裴注，其《通释》节引裴注，且凭己意连属，多有删减。《笺注》则全文援引，纠正浦氏节引之失。杨明照《通释补》从《太平御览》所引桓谭《新论》寻得一例：“谚曰：‘侏儒见一节，而长短可知。’”《笺注》不仅予以采录，且别增钟嵘《诗品》“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一则。史料之渊源递嬗，更加清晰。可见，《笺注》追寻史源，考证讹误，目的在取精用宏，疏通文义，绝非意在指摘他人注释中的不当或失误。相反，《笺注》采信前说，片善不遗，精选前人成果，一一注明，绝不掠美。

《诗品译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至于在探本溯源、博采约取基础上进行补阙考异，《笺注》往往多有独到的补充与发明。如《疑古》篇“校其得失，固未可量”一句，陈汉章《史通补释》寻其史料出处，认为“此用《墨子》说。《墨子·经说下》：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虽指明出处，详引原文，但《墨子》文义艰涩，读者不易了了。《笺注》不掩陈氏考镜源流之功，采列其说，并引高亨《墨经校诠》进行训释：“尧善治，乃自今察古也，乃事之所已然也，古今不同。善治古之民者，未必能善治今之民，则尧生于今之世，不能治经之民矣。因古今情势不同耳。”此既指出刘知幾原文出处，又疏通引文大意，不仅便于读者观阅，而且与《史通》史学观念和刘知幾思想的触忤相对应：

知幾此篇提出，“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实属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点，又多运用以古方今之方法，反复予以论证。……惟通观《史通》全书，始终贯穿“时移世异”“相时”“随俗”等进化观点，则仍可别有申说。他主张治史要“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强调“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反对“知古而不知今”，尤其是片面“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何以却在此篇唱出反调，反多以古方今呢？

前人往往只是指摘刘知幾行文的自相矛盾，《笺注》则把刘知幾史学思想复杂的一面揭橥出来，益人神思。

辨章学术源流的“解题”

《史通》一书，征引史料广博，可惜大半已湮没无存。明清以来，学者旁搜博采，广为训、释、订、注，浦起龙的《史通通释》，集明清以来研究之大成，最为通行。近人补释笺记，“均就浦《释》中一些条目，层垒增补，征引繁富，补苴罅漏，颇有裨益。惟尚无就《史通》全书，全面另作注释者。且自郭、王之训释，至浦释集其大成，后此增补，类多就文理言，鲜有就史学角度探究其奥秘者”。先生笺注《史通》，“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试图从史学角度，探索其史学思想之本源，阐述其治史态度与方法，为深入研究《史通》的史学理论提供便利条件”。《笺注》的解题部分，集中体现了先生这一学术思想和成就，也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史通》是刘知幾数易寒暑、倾毕生心血而撰成的史学巨著，是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一座丰碑。在张先生看来，“《史通》一书，不是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而是评价过去史书叙述历史人物及事件之得失，探讨编纂历史之理论和方法。舍此而论《史通》，自难搔着痒处。”因此，《笺注》各篇之首均有解题，对各篇的精义提要钩玄，不仅不“纠缠个别事实之出入”，且博采众说，融贯诸家，紧紧围绕全书宗旨，阐明刘知幾的史学思想与撰作意图，并加以评析。其评析博综各家议论，偶下断语，间出己见，每每胜义迭出，妙不可言。凡洞察刘知幾思想者，往往不吝赞美之辞；昧见刘氏本旨者，常常明指得失之由。评论赅要，极为公允。

《史通笺注》内页

如《杂说上》解题说：《史通》内篇，是对隋唐以前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基本总结：

知幾分析大量史籍之利弊得失，从史学思想、治史态度、编纂方法各个方面，归纳出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其所论，不重在一书、一人、一事之得失，因而出现某书、某人在此一问题为是，在另一问题上又非是的情况，貌似自相矛盾，实际仍反映著者实事求是之治史态度。

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身历其境，甘苦备尝，故外篇首述修史制度，专论史馆建置的始末。此下，“自《古今正史》至《申左》，依序分论一书之得失，仍是对史学专著之全面研究。而《杂说》上中下三篇，复进而就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之史学专著中的个别问题分析研究。”明乎此，可知《史通》一书，“内篇是躯干，外篇乃羽翼。而《杂说》三篇，于外篇又为《古今正史》等篇之必要补充。此种对史学专著分条札记、考异之研究方法，实为清初称盛之史评导夫先路。故吾谓《史通》内外篇虽有躯干与羽翼之别，然皆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往日研究《史通》者，多谓外篇乃其札记初稿之汇编，似不足信。”

《笺注》在解题中多次申明：“《史通》一书，实乃当时较完备之史学史（P576），“乃体例严整之史学理论著作”（P719）。关于刘知幾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各篇解题之间亦常常互见。除上引《杂说上》《古今正史》外，如《烦省》“原为补前此论史尚简之篇，故必与《载文》《叙事》《书事》诸篇合而观之，否则，又将失之于另一偏”（P466）。《自叙》是刘知幾自述治史的经过和志趣，“读《史通》当以此篇并《序录》《忤时》先读之”。《辨职》一篇，“论唐代史馆修史之弊。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虽任当其职，而美志不遂’。故在《史通》一书中，痛陈其亲身感受之苦，可与《自叙》《史馆建置》《忤时》等篇参看”（P502）。通达博雅，冷眼阅史，无不体现了《笺注》对《史通》全书精义与史学理论的认识与把握，可谓是刘氏之知己，《史通》之功臣矣。窃谓著者与《笺注》俱当永在而不朽，长久绵延而不辍。

往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贵州大学拥有像张振珮、张新民父子这样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实乃学校甚至全省、全国文科之大幸。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名门之后，必有达者”，殆张氏父子之谓欤！

（本文原载《博览群书》2023年第九期，原标题为《一部史学力作与贵州大学的张氏父子》。作者系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