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东返路线考证-米儿火

本图为编者据文章所画。红线为西征初期路线，蓝线为东返末期路线，绿线为东返洛阳完成庙祭后回归南郑路线。

文/雷晋豪

李学勤先生对于《穆传》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即是指出了绛县横水的倗国为《穆传》之“（崩阝）人”，为《穆传》的地理重构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参照点，相关地名也可以由之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按周穆王由洛邑北行，渡过漳水之后，经由井陉进入晋中地区。不同于过去认知的西北走向，横水墓地显示周穆王的旅程应转为南向。故井陉与倗国之间的“隃”与“焉居、禺知之平”两地，应该位在井陉与绛县的交通在线。在这个地域之中，“隃”更适宜对应于《左传》记载的“魏榆”，《史记》之中又称“榆次”，位置在山西省晋中市。

“焉居、禺知之平”，依照古文献的地名通例，应是以“焉居”与“禺知”两个地名界定其间的“平”（山间盆地）。其中，禺知无法找到对应，但焉居应该就是著名的“阏与”。《史记集解》引孟康注“阏与”曰：“音焉与。”按“阏”字从门于声，而古文“焉”犹“于”字，从“于”得声之字如《尔雅》“阏逢”，《史记》作“焉逢”。

又上古音之中，“与”是喻母鱼部字，“居”是见母鱼部字，二字同为鱼部。古籍之中，喻母的“与”可以通读为见母的“举”，而“举”与“居”又可以通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族举递奏”，徐广云“举一作居”，而《汉书》《文选》等均书作“居”。可见“焉居”也就是“阏（焉）与”。

阏与的地理位置古籍记载颇多分歧，今人靳生禾考订应在山西沁县乌苏村，属于上党地区的北部。可见周穆王由井陉至榆次后，采行霍太山东麓的交通线南下进入上党地区，由此西南行可抵达绛县横水的倗国。

以李先生论定的倗国在绛县横水为定点，周穆王的下一个地点是“阳纡之山”。依《穆传》记载，穆王于癸卯日先自倗国“西钓于河”，次日（甲辰）“猎于渗泽”。二日后（丙午）“饮于河水之阿”，并返回“倗邦之南”“渗泽之上”。又二日后（戊申）由倗邦西征抵达“阳纡之山”。这一系列旅程都在黄河以东，路程只有一至二日，相距应该不远。由绛县横水的倗国出发西行二日，则穆王最可能行经绛县以西与黄河永济段之间的涑水流域，且该地应有河沼地貌。这就划定了“阳纡之山”的范围与地貌特征。

所谓“阳纡之山”，依地名通例系以“阳纡”来界定山体。以下先论“阳”之得名。循着“阳纡”可称为“阳山”的思路，最适合的对应者是运城盆地以南，中条山脉的局部山块。

《括地志》河东县下云：

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独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

中条山脉东西绵延一百六十余千米，其名称“随州县分之”，故山名特多。依据2019年4月22日所进行的地理实查得知，中条山脉西段孤峰特多，各有专名，而“首阳山”系指今山西省永济市南、较近黄河的中条山西段。推测“阳山”应当是“首阳山”的简称，大致在中条山脉的西段位置。

次论“阳纡”之“纡”。“阳纡”字《山海经》作“阳污”，赫懿行云“阳污即阳纡，声相近”。丁谦亦以“阳纡”即《山海经》“阳污”。按《说文》“小池为污”，《周礼》亦载冀州之“泽薮曰杨纡”，则“阳纡”应是因阳山得名之泽薮（污）。该地在《周礼》成书之时应有较大水体，故成为冀州泽薮的代表。至东汉晚期郑玄注“杨纡”时云“所在未闻”，则水体已经退却有时。由此可知，“阳纡”由战国时期以至汉代应经历了较明显的陆化过程。以“阳纡”即“首阳山”为地标，该泽薮最有可能位于中条山北面的运城盆地之中。

地质学研究显示，运城盆地在地质时期是一个大湖，其水域南抵中条山北坡，向北则扩展较远。地壳运动使中条山脉抬升，同时使盆地下陷，促使水体向于运城盆地集中。通过卫星影像可知，先秦时期的盐池与女盐池（硝池）的范围都比今日要大，甚至整个涑川流域由闻喜县以至下游的永济市，盐池之外还散布了如五姓湖、鸭子湖、董泽等大小不等的湖泊，是一个湖沼的密集分布区。

考古研究呼应地质学的观点。聚落考古对于运城盆地东部所进行的拉网式调查显示，仰韶以至二里冈时期的遗址连续性地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岗地近水处。相较之下，地势低平的运城盐湖周边和临猗县境遗址稀少，至近黄河的永济县境始又有较高密度的遗址分布。

这个湖沼地带在历史文献中也能找到印证。《左传》载：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

杜预注“河东解县西北有郇城”。按西晋河东解县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方，距离今日运城盐池有相当距离。引文说明，春秋晚期运城盐池已有明确水体，并有专名称“盬”。盐池以西虽已成陆，观《左传》所述尚非宜居之地：

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

“愁”应读为“（氵愁）”，即中医所谓因肾脏运行不协调所造成的足肿之疾。依据现代的医学观念，双足水肿很可能与肾脏病有关，而饮食的钠量过高又是肾功能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引文对于地貌以及病症的描述，佐证了先秦时期运城盆地的含盐水体自该地退却未久，致其地理环境依然“土薄水浅”的历史面貌。

由此可见，地质时期中条山以北应存在一系列的湖沼。推测《穆传》记载倗邦之南与黄河之间的“漆泽”“渗泽”，以及因阳山得名之“污（纡）”等，大概都是分布在闻喜以至永济之间、涑水流域的古代湖泊。自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加速开发后，水体逐渐淤浅退却，部分泽薮之名也消失于历史长河。至东汉末年，郑玄已经不知“阳纡”之所在，后代文献更寻不到其踪迹，遂衍生出种种争议。本文既已推定阳山在中条山脉之中，也就可以推定以其命名之“纡”应为战国时期运城盆地之中的残存湖沼之一。

“阳纡之山”即是以从阳山得名之“阳纡”所界定的山体，其地名结构恰似“阳华之山”。按《吕氏春秋》之“九薮”有“秦之阳华”，其故地今已不存。据访问当地学者得知有二个可能地点。其一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在“华阴西”。按东汉华阴县城较今华阴市偏东，约当今日华阴、潼关交界处，地势较低。另一说据胡渭《禹贡锥指》位在洛南。在今日洛南县的洛水沿岸，有发现湖相沉积。从史料学的角度而言，华阴之说时代较早，也符合地理条件，但胡渭之说也不能完全排除。本文暂采华阴说。以“阳华”薮界定的山体称为“阳华之山”，其位置据《山海经》：

阳华之山……阳水出焉……门水出焉。

杨守敬指出，门水即宏农河，注入黄河。阳水即文峪河，注入洛河。二河源头相近，致郦道元误为一河。依当地学者指示，宏农河今称宏农涧河，流经河南省灵宝市，其上源为西涧河，发源于豫、陕交界。本文研究则确认文峪河今称西峪河，在洛南县的柏峪寺镇东注入洛水。准此，西涧河与西峪河的分水岭应即阳华之山，位置在洛南、灵宝与潼关的交界带，是秦岭支脉上的高峰。这个位置距离华阴、潼关交界处直线距离约四十千米，视觉上尚属合理。推测正如“阳纡之山”的地名体例，“阳华之山”是以阳华泽为坐标来界定的山体。

从地理位置而言，“阳纡（污）”为中条山北之泽薮，则“阳纡之山”应也在晋南地区。按《穆传》“阳纡之山”与“燕然之山”临近，后者临近“河水之阿”，而由河宗于该地祀河神时系“西向沉璧于河”，知其位在河东近河处。由此可见，“阳纡之山”应位在晋西南河曲一带，属于中条山脉的西部。

抵达阳纡之山后，《穆传》载：

柏夭既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乙丑，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河宗氏之所游居。丙寅，天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用申八骏之乘。以饮于枝洔之中，积石之南河。（《汇释》，第62—63页）

诸家多以为穆王自阳纡西渡过黄河之后，继续前往“积石之南河”。关于“积石”，诸家多据《禹贡》《汉书》以及后代地理书志，推论其在兰州、青海甚至河源地带（《汇释》，第63、68—69页）。

诸家多未审文义。穆王既已“西济于河”，则是由河东渡过南北流向的黄河至其西岸，怎么可能又饮水于东西流向的“南河”？另外，穆王的活动范围既在晋南，则正公郊父的饮马之地怎么可能一跃至甘、青地区呢？细审文义，穆王是单独跟着伯夭渡过黄河抵达河西，其大部队依然在后方。由于西征准备工作已届完成，故命令正公郊父整饬八骏，饮马“积石之南河”，准备正式西征。以下分述穆王的动向以及正公郊父的饮马之地。

穆王的出发地是涑水流域的阳纡之山，则其“西济于河”的渡口应是永济市的蒲津渡，由之可抵达黄河以西之地。《穆传》云该地“爰有温谷、乐都”，为河宗氏“游居”之地，而未云穆王“至于”此，似乎穆王只是知其周围有此二地，并未亲身抵达。

由穆王的位置推测，“温谷”“乐都”都应在关中平原东部的渭河下游地带。关于“温谷”的学说甚多，顾实认为是西宁西南的“热水泉”（《汇释》，第64—66页），虽因地域悬隔而不可采，然循此思路在渭河下游寻找“温谷”，应是指渭河下游、秦岭北麓的地热温泉。

从传统文献以及实地知识来看，秦岭北麓、渭河下游地带自古已知有多处温泉。其中，若连系潘安《西征赋》所云：

南有玄灞素浐，汤井温谷。

这个“温谷”似非通名，而是专有所指。《文选注》云：

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图》曰：温泉在蓝田县界。

《雍州图》成书于汉代，其所谓在蓝田县的温泉，或许是今日蓝田县的汤峪温泉。文献记载其系在唐代成为皇室的离宫别馆，然考古调查知其地有汉代的塘子街墓群，则其发现不无可能追溯到战国时期。将《穆传》的“温谷”连系《西征赋》的“温谷”，定于今日的蓝田县，似较符合交通地理与地名和地貌关系。

“温谷”与“乐都”连言，则二地必然相近。前已认定“温谷”位在蓝田，则“乐都”也不难找寻，应该就是战国时期秦国一度都居的“栎阳”。“栎”字从木乐声，战国文字中也可写作“乐”。相邦冉戈铭：十四年，相邦冉造，乐工师豖，工禺。（《铭图》17243）依物勒工名体例，“乐”是兵器的制造地，也就是栎阳。又栎阳虎符（图1）铭作：

图1 栎阳虎符

[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乐阳。（《铭图》19175）

“乐阳”也就是“栎阳”。考古发掘显示该地自战国中期以至秦汉时期有宫殿、城墙、道路与居址，出土“栎市”陶文，无论依据“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或是依战国时期的“都会”的定义，《穆传》称之“乐都”是合适的。

回过来看正公郊父饮马的“积石之南河”。依《穆传》卷四的行程总结，此时穆王才刚刚离开阳纡之山，距离河首尚有四千里的距离，故“积石之南河”当非典籍中接近河源的“积石”。

尽管《穆传》没有说明八骏的居地及其加入西征团队的过程（亦可能因为脱简所致），若结合《史记》所载：

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

可知在战国时期的传说之中，八骏原居于河曲南方的桃林塞。史文有缺，当穆王西渡黄河之时，未详八骏是尚在桃林之塞或是已在阳纡之山。无论如何，正父郊父的饮马之地也不能离开晋西南的黄河两岸地带。

其实，“积石”是通名，未必只出现于河源，且诸家只着眼于“积石”二字，忽略了《穆传》的地名是“积石之南河”，而“南河”是中原地区以国家为本位称呼黄河特定河段的用语。依本文前论以“阳纡之山”在中条山脉作为支点，“积石之南河”应距中条山脉不远。参照《水经注》大阳县下云：

河水又东，左合积石、土柱二溪，并北发大阳之山，南流入于河。

大阳县即今山西平陆县，发源自中条山的积石溪在此汇入黄河。此一“积石溪”为黄河三门峡河段的支流，正在运城盆地与桃林之塞之间，由北向南注入东西流向的黄河主流，应即所谓“积石之南河”。西征的准备工作至此完成。

总计卷一所载穆王的准备工作，概由洛邑循太行山东麓交通线北上，越井陉抵榆次，此后循霍太山东部南下上党，西行进入绛县地域，再西行经过古代运城盆地的泽薮抵达黄河东岸。穆王先行渡河进入河西，其大臣则率领八骏赴积石溪与黄河的交汇处饮水。

由于卷二篇首脱简较多，嗣后穆王与八骏如何会合，以及西征行经的西夏、河首段均不得其详，然已进入神话与想象的地理之部，于兹不论。以下再看穆王的返程。

《穆传》卷四记载一系列的部族，均无法具体落实于地理空间，直到“南征阳纡之东尾”后较有迹可循。《穆传》云：

乙亥，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澡泽之上，O多之汭，河水之所南还。（《汇释》，第191页）

此段原文有较多疑难未释字，因无涉于本文主旨，于兹从略。由于过去的主流说法认为阳纡是阴山山脉，则其东尾即位在黄河由东西流折向南北流的包头、托克托地带。其实，依《穆传》文例表达抵达或驻扎之地时云“至于某地”或“舍于某地”，此处只云“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是以阳纡山之东端尾棱为目的地，尚未抵达阳纡之山。

前论阳纡之山在中条山西段，则“阳纡之东尾”约在运城盆地东部。依本文的解读，则穆王在“河水之所南还”与“阳纡之东尾”之间的旅程，就已逐步进入山西地界，其中属晋南之地依序如下：

长松之隥、雷首（含雷水）、钘山之队、周（毛班、逢固由钘山“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翟道、太行。（《汇释》，第195页）

“长松之隥”依洪颐煊引《水经注》“长松水”，推定在今山西吉州（《汇释》，第196页），位于由托克托沿黄河南行途中，可采。由此继续南行即抵达“雷首”，亦即是永济市以南中条山脉西端的雷首山。该地之“雷水”依《水经注》即是涑川别称（《汇释》，第198）。由雷首山东行抵达“阳纡之东尾”，即运城盆地东部的山块。

《北堂书钞》引《穆传》卷四佚文有：

王东还，至王屋之山。

王屋山为中条山脉向东北延伸出的山块，位在绛县、垣曲、晋城与济源之间，佚文适可接“阳纡之东尾”之后。推测穆王是采行绛县通往沁水县的交通线东行。

《穆传》续云“天子南还”，至于“钘山之队”。诸家于此均未注释，盖认为是卷一的井陉。然当时穆王的行踪范围在晋南，若北上井陉再南下洛阳颇不合常理，且不符合下云“翟道”的位置。

其实，此处之“钘”应读为“井”。按古文字中“钘”与“鋞”“铏”通同，从金井声，《说文》之“幵声”为误。而从“井”得声之字古文字常可通读。“型”“刑”“形”“（井刂）”等互可通读，而“邢”“刑”“型”等均可书作“井”。故知“钘”亦可书作“井”。查《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山西之重险有“天井关”：

天井关亦曰太行关，在泽州南四十五里太行山顶，南北要冲也。汉志注：上党三关，一曰天井关，关南有天井泉三所，其深不测，因名。

“天井关”因泉得名，其名始见于刘歆《遂初赋》“驰太行之险峻，入天井之高关”，然地名应有更早渊源。现今晋城一带的考古工作较为不足，然传说孔子入晋时曾经过此途，战国时期魏伐赵的阏与之役，魏军也行经天井关南的羊肠坂道。出土材料方面，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的关联也显示由侯马、翼城经沁水流域而进入沁阳、温县的通道。可见此路途至迟在东周已经开通，是由山西晋城越太行山进入河南省的孔道。由地形而论，“钘山之队”的“队”字通“隧”，系指山中险道，也符合天井关的地形特征。故将《穆传》卷四之“钘山”定位为天井关较合适。

其后，“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自然是由天井关南行至洛阳。七日之后，周穆王驾其八骏，由“翟道”越过太行，南渡黄河抵达洛阳。“翟道”的位置众说纷纭，诸家或是在井陉周边找寻，或是将“翟”通读为“代”，以为是赵国的“代道”（《汇释》，第201—202页）。实际上，若“钘山”就是天井关，则“翟道”即《国语》载晋文公：

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

韦昭注“二邑戎、狄，闲在晋东”，位置模糊。《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之定位于晋城南的太行山区，可从。查晋文公启东道是为了勤王，《左传》载其次年的军事行动：

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其时晋都约不出今翼城、曲沃与闻喜地带，阳樊、温地均在洛阳北的黄河与太行山之间，可见“东道”应是循翼城县东出，经沁水县通往晋城市以达洛阳的道路。

依据2019年4月20日所进行的实查，由翼城县循浍河东出，沿着翟家桥河东行抵达桥上镇。由之东行越过分水岭即进入沁水县。途中为新石器时代与庙底沟文化相关联之枣园文化遗址，说明这里很早有人居住，且有对外交流。东行进入沁水县之后，再东行经阳城抵达晋城。由晋城南行越过太行山可抵达黄河与洛阳，推测这就是晋国的“东道”。由于周天子赐晋国以河北之田，“东道”是晋国通往“南阳”的要道。

推测《穆传》的“翟道”正是春秋时期晋国通往洛阳的旧道，因行经“丽土之狄”而得名。

穆王由“翟道”越过“太行”，即抵达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带。此为狭义的“太行”，专指山西晋城经天井关进入河南怀庆府的通道。由之经孟津渡河即可抵达洛阳。

穆王在洛阳完成庙祭之后，由洛阳前往南郑，为旅程画上句号。《穆传》载：

乙酉，天子□六师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济于河，□羝之队。以西北升于盟门九阿之隥，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插图]山之上…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郑。（《汇释》，第213页）

此段行程的出发地与目的地明确，其主要争议点是“盟门”的位置，诸家多认定其为山西吉州的壶口瀑布（《汇释》，第214—215页）。然而，《穆传》卷五载：

天子西征，升于九阿，南宿于丹黄。戊寅，天子西升于阳□，过于灵□井公博。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为之石主而□窴軨，乃次于浢水之阳。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郑（《汇释》，第260页）。

见“九阿”位在窴軡以及浢水之东，亦即春秋时期的虞国东方，则盟门不可能远至壶口瀑布，而应在垣曲一带。其实，这个“盟门”有一个参照。《国语》载：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粮。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军而去之……及孟门，而原请降。

徐元诰释此曰：

吴曾祺曰：“董氏《正义》本作‘盟门’，盟、孟古字通，在今济源县西北。”元诰按：《内传》谓退一舍，盖三十里也……是晋师去原至孟门止一日程耳。

原在济源市西北，而“盟门”又在原之西北不远处，符合“九阿”在虞国东的方位。

同于一条交通线，《左传》又补充了相关地点：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大行。张武军于荧庭，戍郫邵，封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