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66年平遥文革伊始，疯狂的岁月（上）。-米儿火

指尖平遥（zjpy7280）用通俗的语言，独特的视角，讲述平遥不为人知的野史趣闻，讲述你所不知道的平遥人，平遥原来如此精彩，详情请关注每日更新。

文：王振颖

图：指尖平遥

中共中央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公开发表以后，我跟全国的千百万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求学的权利。

五一六通知

我是走读生，6月21日早上一进平遥中学校门，所看到的是从楼顶直到地面的夺权罢官标语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此我们的校园生活中再也听不到百年古钟有节奏的悦耳钟声了。

大字报的矛头直指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郝**和其他教导主任，然后就是所有带职务的老师，以及本人或家庭、社会关系中有政治毛病的老师。要知道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而又能进入大学的人，谁能保证祖宗三代、七大姑八大姨们浑身无病呢？实际上几乎无人幸免。再后来，就连普通教职工和有些班干部也被贴了大字报。

平遥文革老照片

我没有起草过给班主任聂老师的大字报，签没签过名就不记得了。不知道是谁在我们教室门口贴了一张“牛鬼蛇神禁止入内”的大字条，我记得聂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犹豫再三：进还是不进？进吧，被教过三年的学生轰出来将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离开吧，就自认是“牛鬼蛇神”。勇敢的聂老师还是站在了讲台上。

有一位初二的班主任，姓蔚，被他们班的学生批斗得生不如死。好多学生揪着他，让他低头认罪，逼他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交出家里的金银财宝。我很难理解学生怎么会对老师有那么大的仇恨。后来，那个老师就发疯了（刚开始可能有伪装的成分）。

高中学生把教导主任梁**批斗得软瘫在讲台上，又是鼻涕又是泪。因为他烟瘾极大，不抽烟就会打哈欠流鼻涕。批斗他的原因是好出怪题、难题、偏题，有的连数学老师也做不出来，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只是看热闹。

一伙高中学生逼着中国民主同盟平遥支部负责人武*中老师、成员李*贵、陈*夫、肖*崖等老师自己敲锣打鼓，到东大街把民盟支部的大牌子摘下了，扛回学校，在大成殿前搬起石头砸成几节，而且还得表态诅咒民盟。（民盟支部与商业联合会同在一个院子办公，即现在东大街“商会博物馆”）

在学校折腾误不了到社会上“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们走上街头，拦住成年人，让他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会后才放他走；截住骑自行车的人，把自行车的尾灯片撬下来，因为一反光就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图案；发现留长辫子的女性，就拿随身携带的剪刀给剪掉，因为“三家村”的邓拓曾经赞美过梳长辫子的姑娘；各大院的门墩石狮、垂花门楼的木雕等等都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糟粕，竭力破坏掉；寺庙里的经书是封建迷信的大毒草，一把火烧掉……除过没有参加焚烧文庙对面太子寺的经书之外，我都参加过这类活动。

（注：太子寺在上世纪70年代被夷为平地后，现在改建为“麒麟阁大酒店”）

过后不久就明白了，真是荒唐可笑，愚昧至极，罪孽深重。

造反是最不人道的。到生产大队、街道办事处摸清“政治底细”以后，开始行动。有的甚至把抄家对象剃成阴阳头，头上身上刷上浆糊，把大字报贴上去，根据身份不同，写的是“地主分子”、“反动分子”、“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大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大破鞋”等等。惨不忍睹。

平遥文革老照片

抄家也比较野蛮。撕烂顶棚，撬起地砖，翻箱倒柜，只要认为该抄的一律没收。

我参与过的唯一一次抄家造反对象，是居住在西城（西小巷？）的一对信教夫妇。男的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女的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乍一听来，真的是一个反动至极的“反革命家庭”。

跟谁一起去的、谁带的队，全然不记得了，我们的抄家行动比较温和。就像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拿上棍子敲打地板，如果听到有空洞的声音，就撬开检查，凡是有所怀疑的地方，就让主人打开，翻箱倒柜是必须的步骤。

图片来自网络，非平遥

我亲自查获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某处藏有枪支、某处藏有账本……我如获至宝，大喜过望，当下就要男主人领着我们去起获赃物。经过男主人解释，这才明白，原来是在参观太原一个“平复天主教徒叛乱展览”时的记录。幼稚得很哪。

女主人在我的监督下，打开箱子翻腾，拿出了一些金银首饰之类。她每取一件就交我一件，我再递给后面的同学。一个女子的声音对我说：“我看看”，我也没有回头就给了她，以为是同学。结果到了公安局上缴清查财物时，女主人说少了一枚戒指。经再三回忆，女主人说当时有她的一个女邻居在一旁，她不敢吱声。

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与抄家造反，只要想起这唯一的一次，也总是深感内疚。

（注：四旧四新，是指文化、思想、风俗、习惯。）

学生抄家，图片来自网络，非平遥

所谓“三家村”，是1961年10月—1964年7月间，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用笔名“吴南星”为专栏作文。该文以谈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同时也批判一些当时的社会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1966年，在江青的策动下，“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所谓“三家村”被认定为“反党集团”，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随即崩溃。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6年6月下旬，平遥县委、“四清工作总团”向各大一点的学校派驻了文化革命工作小组。工作组是由农村刚刚撤回来的“四清”工作队组成，工作方法老套，遭到了学生们的反对。面对混乱的局面，便将全校一千多师生分散到各个农村下乡劳动，每班由一名“四清”工作队队员带队，每班配四五名教师接受改造。

我们班来到城东三十余里的南依涧公社北依涧大队参加“四清”、支援夏收。北依涧属于丘陵地区，干旱缺水，收成微薄，地广人稀。水井深度达几十丈，辘轳把足有一米长，得两个人绞水，实桶上，空桶下。长在地里的麦子稀稀拉拉难看极了，麦秆的高度只有一尺多，麦粒干瘪，收麦子时腰得弯成50度，用不着镰刀割，直接用手拔就行。

这个村子只有一千三、四百口人，但是“戴帽子”的“阶级敌人”就有十几名。

有一个中年男子，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大高个，戴“坏分子”帽子。他的历史很离奇，正因为离奇才被戴了一顶“坏分子”帽子。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我方民兵，进到敌占区平遥县城后丢了武器。朝鲜战争爆发后当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一口气拼倒好几个美国兵，身受多处重伤，后复员回村。因为他对丢过武器的事解释不清，“四清”中就给他戴了顶“坏分子”帽子。

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积极表态说：“以后，大家不干的我干。”批判他的人就反驳说：“贫下中农不搞破坏，你去搞？！”急得他恨不能多长几张嘴来申辩。其实他的意思是专捡苦活脏活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