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其主撰的《汉书》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的史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断代史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荀悦，字仲豫，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史学家、政论家，其著《汉纪》、《申鉴》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应劭，东汉学者，字仲远，汝南郡南顿县(今项城)人。博学多识，其著《风俗通义》是研究东汉风俗的重要史著。应劭的“史权”意识体现在在其代表性史著《风俗通义》中特别关注于风俗的记述，欲通过“正风俗”以安天下。

班固“颂功德”的观念

史学可以制衡、批评政治权利的“史权”意识在班固的著史中滑落了，“颂功德”成为其著史之旨。“史权”对于政治之话语权反过来被用于建构大一统专制政治的合法性，“史权”受制于政治权威，班固对历史人物评论为讲究“为尊者讳”。

《汉书》的撰述是要宣扬大汉朝的盛德，亦如《诗》、《书》颂尧、舜之德。他不满于司马迁没有突出汉之盛德，将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而要断为一代。班固甚至片面地认为司马迁的著史是“追述功德”，没有看到其著史的超越意义。相比司马迁对秦亡汉立这段历史的记述，班固对亡秦功劳最大的陈、项鲜有突出。

《典引》以“太极之元，两仪始分，烟烟温温，有沈而奥，有浮而清”开头，过渡很少，然后一下子就转到了“陶唐舍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翟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胧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仿佛大汉朝就是历史的终结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天辟地、创世纪的最终归宿就是等待刘皇帝建立大汉王朝。

《典引》中充满了宏大叙事的手法，天命所归的大汉王朝伟大的皇帝是整个叙事的中心，臣子的出现几乎可以被忽略，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映入我们头脑的只有不断应天的祥瑞和皇帝统治下的一片祥和。

班氏父子在已成为了为汉家立言的体制内精英了，班氏父子都曾以正统化的儒家意识形态批评过司马迁。对于被专制体制规训的他们来说，皇帝对臣子好，那臣子就得感恩戴德，如果对待臣子不好(遇极刑)那也不能抱怨，更得体谅皇帝的苦心、感恩戴德。

班固也曾参与了我国第一部记载东汉皇朝历史的官修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的修撰。《汉书》、《东观汉记》皆撰于“治世”，皆有皇权的干预，充斥着神化皇权，宣扬功业，美化统治的内容。

荀悦“辅法教”的观念

荀悦的“史权”意识体现在著史中特别强调对“法教”这一观念的阐释，“法教”的实质则是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荀悦认为著史目的在于“辅法教”。史学可以“辅法教”，那史学首先得阐明“法教”，“法教”到底何为呢?他说:“故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矣。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义也者，宜此者也;礼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认为做好“法、教”这二端，不离五德(仁义礼信智)，不悖六节(好、恶、喜、怒、哀、乐)，就能使天、地、人三才有序，政兴民旺。

荀悦在坚持儒家思想(明道义)的基础上，将法家所看重的“法”特别以强调，列其为治之“二端”之一。“赏罚者，国家之利器也，所以惩恶劝善”，并将“赏赐行私以越”一条归入亡主的行径，还提出必须防止“三游”(游侠、游说、游行)这一不稳定因素。荀悦在《申鉴》中极言“法教”并重，推崇“五政”:“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

这实质上最后难免沦为“儒表法里”。法家重“法治”，具体而言，重赏罚、法令治理国家，儒家讲求教化，倡德重民，上下各安，主张以“仁”治天下。两者相结合，构成了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这种“法治”，最终会滑向只去稳固君权，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只能晓之以利害。

有了“法”的“教”，只能变为“以法为教”的“刑治”，儒家的德治理想之所以无法落实，除了现实政治的君权强大而无制度性制约外，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即“德治”自身的悖论。

荀悦看到了历史撰述在某种意义上的可裁决、审判一切的终价值，但他把这种价值功利化、实用化、法度化。“史学”只是“嗣”、“辅”的地位，既然史学能够“嗣赏罚”、“辅法教”、“惩恶劝善”，那君主当然会牢握此权，使得“史权”的终极裁判的权力大打折扣，这极容易使史学沦为“儒表法里”化的史学。不过，在阐释“致治之要”的根本“君臣”关系上，其论则颇有几分先秦古儒之风。荀悦在《申鉴》、《汉纪》提中出了“君臣两立”的观念以及“六主”和“六臣”之别，以昭明为君、为臣之法式。

通过这一连发出的多次悲呼，勾勒出士人上天入地皆无门的处境。我们看到荀悦认为明哲保身是士人痛苦而无奈的选择，并不见得多么高明和伟大。在大一统专制制度下，人人仿佛都是被圈养待宰的猪羊，臣民普遍缺乏安全感，身处乱世就更不用说了。

应劭“正风俗”的观念

社会生活中的日常风俗可以反映出为政者的得失与成败，天下要想大治亦需行教化，移风易俗，大致说来，应劭的“正风俗”包括正“在上者”之风俗与“民”之风俗两个方面。

上层统治者的言行不只是个人行为，亦代表着一种责任与风尚，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上者的一言一行、日常爱好都会对整个社会风气造成影响，在上者的伤风败俗之举亦会败坏整个社会风气。

士大夫阶层介于君主与庶民之间，沟通着最高统治者与下层百姓，他们是社会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重要塑造者与承担者。因此，士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风俗的好坏。对士风的批判在现存《风俗通义》中占有重要篇幅，《想礼》、《过誉》、《十反》以及《穷通》诸篇的内容皆与士风的批判、讨论有关。

儒家以伦理上的“至孝”、“有道”、“孝廉”标准选官方式在东汉己成为主流，这种做法固然使全社会形成了“讲道德”之风，但背离了道德的根本(自主性)，极容易使道德异化、流于虚假。有人为了博得名声做官或继续高升以母养陌妇、以兄事同窗、向兄弟让财、为故主服丧博得美誉，应劭对这些行为提出了批评。

结语

察这三位东汉历重要的史学家著史中对在上者、君臣关系、正直之士的评论，我们看到:史学可以制衡、批评政治权利的的这种价值在班固的著史中滑落了，“颂功德”成为其著史之旨。《汉书》的成书遭到了东汉王朝的干预，史家之“史权”被戴上了一道紧箍咒，“史权”对于政治之话语权反过来被用于建构大一统专制政治的合法性;而荀悦“辅法教”的观念实质则是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有了“法”的“教”，只能变为“以法为教”的“刑治”，“史权”价值不免被功利化、实用化、法度化了。

在君臣关系上，荀悦提出了在上者“屈义”即“义尊于势”的观念，其论则颇有几分先秦古儒之风。然而在这观念的背后是其悲凉绝望的心态;最后，应劭在其代表性史著《风俗通义》中特别关注于风俗的记述，欲通过“正风俗”以安天下。

应劭的“正风俗’‘包括正“在上者”之风俗与“民”之风俗两个方面。他潜在地欲建构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社会以“一道德”，使士与民阶层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意识不断增强，实现社会各力量的整合，故应肋特别强调要心存“君父”，一心一意为国。他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这些独行放诞不合礼法的士人和皇甫规、长沙太守汝南那悍、范谤刚正之士，其气度与格局未免太小，亦未免太避重就轻了。

考察这三位东汉历重要的史学家著史中对在上者、君臣关系、正直之士的评论，东汉史学家的“史权”意识不免坠落了，变成了“以史固权”，“史权”受制于政治权威，东汉史学家对“史权”的行使少了份建构、裁决社会政治的气魄，多了份对既有秩序的维护、肯定、甚至是强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