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苏门答腊岛巴干阿比阿比渔村的王船出巡活动，与厦门同安纪念“纪王爷”的习俗如出一辙。（龚泉元/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

华人下南洋，斩波劈浪，筚路蓝缕，几多血汗，多少故事，这其中，厦门同安洪氏把一个荒凉小岛变成大渔场。

同治年间，那支离开故乡的船队，没有具体航行目标，在南海上漫无目的地向南漂流。大海茫茫，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船上的纪府王爷。在历史中，闽南人走得多远，闽南的神灵就走得多远。

先迁台湾彰化，再垦印尼峇眼亚比

我在新编《同安县志·大事记》读到这样一条史料：“同治间，翔风十三都洪思返等13名渔民开拓荷属爪哇峇眼亚比港，厚平人洪思燃等5人开拓荷属赤礁吧，洪思报等4人开辟荷属盐水港。”让我感特别感兴趣的是，志书用了“开拓”“开辟”的字眼，与一般华侨下南洋大不相同。

我想查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奇怪的是，我把“洪思返”等名字输入百度，居然没有其他相关报道，这些移民的后人似乎没有与故乡联系。再查峇眼亚比，倒是获得不少零碎资料，知道这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渔港，多数居民为华裔，流行一种同安腔的闽南话，每年五月十六祭祀纪府王爷，抬着一艘船游行，再一把火烧了。毫无疑问，这是闽南民间流行的烧王船习俗。

翔风里十三都洪氏，祖籍地应该是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洪厝村。我就住在翔安，上下班的公交车都要路过洪厝村。洪姓是同安大族，明代洪厝村出了一个三品官洪朝选，社会地位大大加强；闽南洪姓又与江、翁、方、龚、汪六姓联宗，称六桂堂，声势更旺。

《海西晨报》的记者洪丽敏就是洪厝人，她帮我联系了村老人协会会长洪水珍，并陪我一同采访。村中央的洪氏家庙是新建的，规模不大，但是光鲜亮丽。洪水珍老人介绍，洪厝以前叫柏埔庄，洪厝洪氏源出敦煌郡，称柏埔堂。他们的祖先原住在江西鄱阳，是北宋著名文人洪迈。洪迈的次子洪植出任泉州武荣（南安）知县后，落户同安县柏埔庄，是为入闽始祖。如今，柏埔堂的洪氏遍布厦门、台湾和东南亚。

墙上镶嵌了一块《昭穆志》，写着“纯思尔志，允文若德，继世赓承，和调永克”等语。洪水珍指着说：“这就是我们的排行字，‘思’字辈属于第20世，我是‘文’字辈，第24世。现在最快的已经发展到‘赓’字辈了。洪思返肯定是柏埔堂洪氏，但不知道是哪个村。……我记得建宗祠有印尼的宗亲捐钱。”

墙上刻着宗祠捐款人的芳名录，在最后一栏，洪水珍找到了印尼峇眼亚比宗亲的名字，只有五六位。他说：“我们洪姓去台湾的多，南洋的较少。建宗祠没有特意去发动，这几位好像是正好碰上了。”

我打听洪厝的王爷信仰情况。他说，洪厝拜的是吴府王爷，每年农历八月初十神诞日，从来不烧王船。我说，峇眼亚比供的是纪府王爷，每年农历五月十六、十七日烧王船。他恍然大悟：“那一定是下后滨村出去的，他们村也姓洪，是明朝从洪厝分出去的，就在海边，每年五月十五都要烧王船。”

下后滨在洪厝西面五六里，村前就是宽阔的同安湾，对面就是厦门岛。海湾中有个无人岛鳄鱼屿——鳄鱼屿海域一度是全世界唯一的文昌鱼渔场，如今渔场已经转移到湾外。与洪厝不同，下后滨人均耕地不足两分，居民主要以讨海为生。从前文昌鱼不值钱，只有老人孩子讨小海捕捉，年富力强的渔民，往往扬帆出台湾海峡，北上东海或南下南海，追逐带鱼、黄花鱼、马鲛鱼等经济鱼类。

下后滨的祠堂是祖厝改建的，一幢典型的闽南红砖大厝，墙上镌刻的“流芳牌榜”上，有一句话说：“世代子孙繁衍昌茂，有十七世乔迁台湾，居彰化；廿世远渡重洋，垦印尼之峇眼亚比。”接着，我们见到了比较了解情况的村人洪允举和洪文芽，疑团顿释。

的确，一百多年前，有一支移民船队从下后滨出发，经过漫长而艰险的漂泊，到达马来西亚和印尼，披荆斩棘，开发当地的渔港。

两位下后滨村民在供奉纪府王爷的海泽宫前。摄影 萧春雷

在洪文芽先生转发给我的材料中，有一份洪士明多年前写下的《峇眼亚比开埠文献》报样照片，文字模糊，只好连读带猜。我还找到一些其他资料，例如峇眼亚比纪王坛荣誉顾问洪天助在25周年庆典上的发言致辞；印尼《国际日报》记者龚泉元先生网易博客上的图片和文字报道，包括他记录的最初18位开埠移民的名字。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厦门渔民移民南洋故事。但我只能勾勒一个梗概。这些移民没有文化，所有的叙述都是事后追忆、口述，版本差异很大；同时他们信仰虔诚，故事中充满奇迹，带有神话色彩。

大海茫茫，漂泊路凄凄惶惶

下后滨村历史上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原名厚平村。清乾隆四十年（1775），清政府分同安县地设马巷厅，厚平村改隶泉州府马巷厅。但马巷厅于1912年撤销，又回归同安县。1949年后，厚平村改名和平村，再改名下后滨村，如今隶属于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

闽南地区人多地少，粮食不足，明清时期就形成了过台湾、下南洋的传统。欧洲殖民者占领南洋群岛后，需要大量劳动力开发殖民地，强迫清政府取消华工出国禁令，闽粤地区出现了一波“过番”潮。厦门是闽南华侨出入境的中心口岸。

华工出洋，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自由移民，自己出钱购买船票出外寻找工作机会，多数去了东南亚各地；另一种是“契约华工”，向洋行赊取船票，承诺在若干年内由债主支配其劳力。所谓契约华工许多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坑蒙拐骗去的，遭受非人待遇，又被称为“猪仔买卖”。

（梁淑怡/图）

但是同治年间（1862-1875）的厚平村，洪氏家族的一群年轻人，却选择了传统移民方式：驾驶渔船，前往南洋群岛寻找生活空间。这些人，都是洪氏“思”“尔”“志”“允”“文”字辈的后生，共二三十人，分乘4艘单桅木帆渔船。按照习俗，出海之前，大家都要去村里的海泽宫，在纪府王爷金身前祭拜一番，然后请一尊纪王爷的分身供在船上，保佑海上平安。

王爷崇拜是闽南人特有的一种信仰，起源不明，王爷数量有说36位的，也有说100多位的，姓苏、池、岳、吴、张等等，多数村庄供奉其中一位，或三五位，在神诞日抬着神像绕境巡游，庇护村庄。有些海边村落会建造一艘王船，把神像供在船上，抬着王船巡游，最后送出海上漂流，叫游地河；或一把火烧了，叫游天河。

这支离开故乡的船队，没有具体航行目标，在南海上漫无目的地向南漂流。大海茫茫，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船上的纪府王爷。据说，纪王爷显灵，每晚都会在夜空中出现一盏神灯，引导船队前行。

我手边的资料无法准确描述他们的航线。毫无疑问，他们先到了菲律宾群岛，沿海岸线南下。他们的唯一技能是捕鱼，经常在某个海湾抛锚，住上一阵，用渔获物与当地土著交换食物和水，同时也打听附近渔场的情况。显然，在无意之中，他们穿越了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并沿马来半岛北上。

在暹罗（泰国）通扣埠（即普吉岛）附近一个名叫思思的地方，神明示意他们停泊。这些年轻人，以为这就是神明许诺的新家了。他们在海边建造房屋、捕鱼、种植，还有人与热情似火的土著女子调情、结婚。

他们没有想到，当地居民对他们抢走了女人十分恼火，计划发动一次袭击。洪思银的岳父不忍女婿遇难，偷偷通知了他们。移民们连夜收拾渔具，男女登船乘潮离开，夜黑如墨，狂风大作，船只在港道中险遭倾覆，大家唯有再次虔诚祈求神灵保护。突然之间，前方隐约又出现一盏灯光引路。天亮后，众人才发现两艘船十余人走失，下落不明。剩下的两艘船18人凄凄惶惶，随波逐流，沿着海岸线南下。

十多天后，他们航行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大山脚下，暂时泊船休息。他们已经灰心丧气，漂泊数年，依然没有找到一处适合安居的渔港。听说前方不远就有厦门高崎人捕鱼为业，大家商定，到时候散伙，想捕鱼的继续捕鱼，想经商的就去经商，各谋出路。

奇迹总是夜晚出现。一天晚上，他们突然发现海峡东边的对面，天空通红，甚是奇异。询问当地人，回答说那里是峇眼，每当月暗之夜，就会透露红光——所谓峇眼，当地话的意思是渔港，亚比的意思是火。洪文凭带了几个人摇着小船，随当地人前往查看，登陆后发现此处人烟稀少，但有甘洌可口的泉水，第二天在海湾下网，出乎意外，鱼虾极其丰饶。

听到洪文凭的回报，大家都很高兴，决议前往峇眼。但最后还要请问神意，在纪王爷神像前驳杯，神的答复是赞成。于是，劫后余生的两艘大船横渡海峡，于公元1878年2月12日抵达峇眼亚比。日后，这一天成为峇眼亚比开埠的纪念日。18位洪氏开埠先驱（按排行字列名：思本、思盏、思然、思银、思返、思桂、思报、尔魁、尔城、尔泉、尔永、尔采、尔奢、志应、志悌、允祥、允愿、文凭）无意间发现了印尼群岛海产最丰富的一片海域。

我后来读到一份无署名的《峇眼亚比纪府王爷开埠史略》，称峇眼亚比最初开埠者为洪氏19人，名单略有差异，且增加了洪思棍暨许氏夫人。许氏为暹罗侨生，应该是移民们在暹罗思思停留时所娶的当地女子。

那时，南洋群岛还没有马来西亚、印尼等现代国家，各地分属不同的部落，但统归荷兰人管辖，被称为“荷属殖民地”。洪氏移民在峇眼亚比定居下来，建造村镇，安置神像，捕鱼贩卖，小镇很快红火起来，吸引了不少华侨加入，两年间就发展到一两百人的规模。当地部落苏丹、荷兰官员闻风而至，设官收税，提供保护。

峇眼亚比的渔业从无到有，迅速崛起，20世纪初，峇眼亚比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与挪威的卑尔根、荷兰的艾默伊登齐名。

“海盗”创造 渔业奇迹

1936年，英国学者W.J.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书中，有一节专门提到了峇眼亚比及其周边的渔业。不知为什么，他竟然称洪氏家族的这些和平移民为“海盗”。但是他的其他叙述，可以让我们了解峇眼亚比渔港后来的发展。

“必须特别叙述峇眼亚比(苏门答腊东岸)，这是中国海盗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中国人典型的居留地，此后，变成整个群岛最重要的渔业中心；有许多事情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193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根据调查，在荷属东印度以渔业为生的9811名中国人中，有5368人居住在苏门答腊东岸（几乎全部都在峇眼亚比），1325人在邦加岛上，1953人在廖内群岛。

“除1889年有一次封锁海岸的方法来压服中国人外，此地从来没有任何严重的骚乱。

“这个地区的经济生活完全集中在渔业，当地的工商业也完全依赖于渔业。

“从1907年1月到1925年底，出口的鱼和鱼产品（鱼虾酱和虾屑等等）每年平均在34000吨，约值五百五十万荷盾；到1929年上升到52000吨，价值约在七百万荷盾以上。但是到1933年又下降到40000吨，价值约三百四十万荷盾。

“这个地区的中国居民有16000多人，其中12000人居住在首邑——峇眼亚比。

“这些中国人大部分是福建人，其余很多是潮州人。”

荣归故里？只是那讨生活的渔民

洪氏移民船队找到定居点后，向家乡报信，并召集更多的人手。此后，下后滨的渔民源源不断涌向峇眼亚比。

“我父亲是1910年去的，在那边打鱼。他说那边的渔场，鱼真是多。他的腿打鱼时受伤了，1927年就回来了。”78岁的洪允举老人说，“我们村出去苏门答腊最多的时候，就是1910年前后，大约有一两千人。我们村现在也不过2000人啊。几乎是整个村子都去了。因为洪姓多，当地人都说‘洪峇眼’。少数老人会回来，多数就留在当地了。”

下后滨村78岁的洪允举老人在家中翻检当年父亲写回家的信件。（萧春雷/图）

洪文芽曾任下后滨村书记，为了村里修建祖厝和学校的事，他1995年就下过南洋，找宗亲募捐。他说：“我们村在峇眼亚比就有2万多人，现在少了点，有2000多人迁到了雅加达。马来西亚的咸水港也有一些。还有赤礁吧，也是印尼的一个小岛，我没去过。这些宗亲很热心，我们村的乐群小学主要就是他们捐建的。峇眼亚比原来华人占85%以上，说的就是我们下后滨话。现在华人少了，挣到钱的就往大城市跑。”

洪氏移民开拓峇眼亚比，筚路蓝缕，把一个荒凉小岛变成举世闻名的大渔场，但他们本身收获甚微。洪允举老人说：“我们村出去的都是渔民，刚好养活自己，没挣到大钱。其他地方出去的华侨做生意，就挣到了大钱，回来建别墅，捐学校。我们村华侨这么多，但他们只建起了两栋‘皇宫起’官式大厝，一栋是我哥哥建的。当年，我父亲受伤从印尼回来时，我大哥只有16岁，他说现在换我来养家了。他不去印尼打鱼，买了张船票去越南西贡，从卖空酒瓶开始，挑货郎担，最后开了当铺。他要是去峇眼亚比，也建不起这栋大厝。”

这也难怪，下后滨移民海外数万人，没有一人大富大贵，荣归故里。他们只是讨生活的普通渔民。

从1878年开始，在峇眼亚比，洪氏移民就按照故乡的风俗，于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不知为什么迟一日）举行纪王爷的庆典——耗费巨资建造一艘木船，请纪王爷的分身上船，然后抬着王船巡游，次日夜间付之一炬。2007年第129届庆典时，“纪王爷千秋”活动被印尼廖属省政府宣布为“本省最重要民俗文化节”，并推介到首都雅加达，轰动一时。

印尼峇眼亚比土地庙供奉的福德正神和纪府王爷（右）。（萧春雷供图/图）

我们去看下后滨的海泽宫，门面很小的一间宫庙，坐落在村边。神龛用一面玻璃罩着。落满尘埃的玻璃后面，纪王爷脸庞棕红，黑色长须，双目炯炯有神。在历史中，闽南人走得多远，闽南的神灵就走得多远。这间海泽宫看着寒碜，但它是台湾彰化、印尼峇眼亚比、马来西亚咸水港等等纪府王爷分灵庙的祖庙。至少，在下后滨人看来，纪王爷引导他们找到了峇眼亚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