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叙录》

李雪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12月出版

01 内容介绍

石刻法律文献兼具传世和出土、官方和民间、实体和程序并行的特色，是一种可视化程度较高的立体性史料。在2000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碑石所载诏令公文、契证界址、讼案纷争、规章箴言、禁约告示、盟誓神判等事项内涵丰富，与国家行政运转、社会治理、秩序构建、权益保障等紧密关联，是可借以了解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及法律应用的珍贵原生史料。

本书在完成对古代石刻法律文献的初步摸底工作基础上，力图构建以“碑本”为核心的史料体系。“碑本”特指以铭刻方式生成的文本。载于碑石上的公文、讼案、规章、禁令等不单纯是为保存文献，也是一种权益主张和公示。故为何刻碑、何时刻碑，碑文的编排及格式，都是值得关注的细节。

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的本土特征鲜明。本书汇集的8200余种碑石条目约占古代石刻法律文献总量的三分之二，可大致反映中国古代公文碑、契证碑、讼案碑、规章碑、禁约碑、法律记事碑等六大史料群的概貌。这些史料对于构建中国本土法律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02 作者简介

李雪梅，历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法律古籍和石刻法律文献整理研究。代表专著有《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研究》《碑刻法律史料考》《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昭昭千载：法律碑刻功能研究》等，其中《碑刻法律史料考》获第四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

03 前言·法律碑刻论观（节选）

石刻文献指以石为载体、用雕刻方式形成的文献。载体的形制除基础类别——长方形碑刻（狭义的石刻）外，还有摩崖、墓志、经幢、造像碑等（广义的石刻）。石刻法律文献以载于碑刻者为大宗，此即我们通称的碑刻法律史料（简称“法律碑刻”），但在摩崖、墓志、经幢、造像碑等铭刻中，也不乏与法律有关的内容。故石刻法律文献的含义较法律碑刻为广，而法律碑刻乃石刻法律文献的主体；法律碑刻的一些标志特征，如公开性、真实性和制度属性等，在墓志、买地券等类铭刻中难以完全体现。

以石载文的石刻史料是文本与实物的结合。就史料存世样态而言，有别于平面化的纸质文献史料，它是立体、易见、可触摸的真实存在。从研究路径看，文献属性偏重于揭示碑刻内涵以突显其史料价值；文物属性侧重于观察外观，除碑石形制、尺寸外，也包括碑石刻立的场所和地点。

在以往的研究中，碑志的文献属性已得到充分体现，文物属性也受到一定的关注。与近年较受关注的碑刻的景观性研究相比，法律碑刻的景观意义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每个具有政治景观意义的纪功碑、神道碑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法律碑刻却往往以重复性见长。它既是制度运作的结果，也是行政管理的手段，以至实用功能强于象征性，这从法律碑的刻立地点、程序、样式、留存数量等方面均可得到验证。法律碑刻常见的累刻、复刻等现象，也因而成为值得探究的“景观”。

除开文献、文物属性外，法律碑刻的制度属性尤为重要，但往往被研究者忽视，而后者正是法律碑刻区别于一般碑刻的关键所在，也是法律碑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碑石文字是一种静态的史料记载，而立碑建制、示禁却是一种动态的制度创设过程。故法律碑刻不单纯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或文物，在其刻立之时，即有明显的实用功能。在法律碑刻的公文、禁令、规约等类别中，其制度属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法律碑刻制度属性研究的关键，是分析碑石的刻立程序和功能。法律碑刻的刻立往往要经过公议、审批、备案等特定程序，诸如“演戏立碑”“立碑为例”“奉官示禁”等仪式和程序，均赋予碑石特别的效力。对制度属性研究的通俗解释，就是研究法律碑刻的生成路径和影响方式，揭示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通过何种方式和步骤，变身为具有约束力或确权作用的法律碑刻；碑刻如何从依托文本，最终超越文本，成为独立的“碑本”。是故，文献、文物属性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法律碑刻的界定，制度属性则突出了法律碑刻的生成方式，及其所具有的社会管理功能和承载的权利义务关系等。这是我们研究法律碑刻的基本方法，即从文献、文物和制度“三观”入手，综合、立体地研究法律碑刻。除碑石铭刻的主体内容外，碑石的原始面貌，如格式体例、尺寸大小乃至刻立地点，加刻、续刻文字，碑阳、碑阴文字的关系，都蕴含着重要信息。因此搜集、探访古代碑石，了解其整体面貌，也是法律碑刻研究的一部分。

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