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7月5日，即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史官崔浩被斩首。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对他下的死刑令，而此时的崔浩已经年近七十，已经服务了三朝的鲜卑皇帝，也难逃身死族灭的命运。

崔浩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智谋过人，时常自比张良。清河崔氏作为首屈一指的北方世家大族，在晋末的大动乱中选择留在了北方。在之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为了笼络汉族百姓，就招揽留在北方的世族子弟入朝做官，清河崔氏自然是重点的“统战对象”。崔浩的曾祖父、祖父就分别在后赵、前燕做官。而他的父亲崔宏更是经历了前秦、后燕和北魏三个少数民族政权。

崔浩的曾祖父崔悦、祖父崔潜就分别在后赵、前燕做官。父亲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灭亡后颠沛流离。崔宏一度有意投奔东晋，一路向南跑去，结果在泰山被乱军扣留。之后，崔宏被后燕政府任用。拓跋鲜卑兴起，大肆进攻后燕的河北州县。崔宏当时担任高阳内史，在大兵压境后弃官而逃。拓跋珪久闻清河崔氏的名声，派骑兵追赶，硬是追上了崔宏，拉他入北魏做官，他的经历堪称是北方大族的一部磨难史，被北魏拓跋珪封为白马公。

崔浩则没有经历他父亲那样的磨难，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长大，且二十岁就入朝做官了，深的当时北魏皇帝拓跋嗣的信任。拓跋嗣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崔浩为六个辅政大臣之一，还是唯一的汉臣。拓跋嗣死后，崔浩很快遭到鲜卑贵族排挤，被罢免职务。但拓跋焘在处理行政和征战过程中，体会一个精通汉族制度、善于谋划的汉臣的重要性，又将崔浩召入朝中。崔浩辅佐拓跋焘灭亡了胡夏、北凉等国，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关中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所以被拜为司徒，封东郡公。《魏书》就说：“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

崔浩深的拓跋焘的信任，凡是军国大计都要先问问崔浩的意见，而且允许崔浩在皇宫的任何地方自由的出入，包括拓跋焘的卧室。皇帝对大臣信任到这样程度，古今罕见。那么，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权，拓跋焘又无比的信任他，他怎么就被斩首示众了呢？

这得从当时北魏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崔浩做事张扬的做派两方面来说。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进行的一项重大时期，那就是灭佛。而怂恿他灭佛最起劲的就是崔浩。崔浩这么做有自己的“私心”作祟。他本人信奉道教，和道教首领寇谦的关系密切，并把寇谦之引荐给拓跋焘。但是，当时的北魏士官大夫及子民信奉的大部分是佛教，被他们成为胡教。鲜卑族人自认为是胡人，既然是胡人就应该信仰胡教。崔浩则怂恿皇帝灭佛，大批鲜卑族贵族心有不甘，他们不敢反对拓跋焘，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崔浩。

事实上，寇谦之提醒过崔浩，说他高调而坚定地灭佛会得罪很多人。但崔浩不听，坚持自己的做事风格，不顾及同僚们的想法，这也是后来将他推向断头台的一个因素。

太原王氏也是北方的头等世族门第，在西晋末年南渡。但是东晋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从江南归附北方。崔好的弟弟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有人怀疑王慧龙不是王家人。但崔浩亲自去验证，因为他精通世族谱学。他看后，说王慧龙是真正的王氏家族人。崔浩还多次对鲜卑同僚夸赞王慧龙长得俊，但无意中触犯了忌讳。果然，司徒长孙嵩听了跑去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称赞南人就是“矮化祖国”“蔑视鲜卑”的行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一顿训斥。崔浩磕头认罪才得以宽恕。

自责归自责，崔浩并没有真正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他又提出了分藩封镇，及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这样触犯了鲜卑族权贵的利益，自然会被怀恨在心。

所有的不满和矛盾，最终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史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从鲜卑族出现及北魏王朝建立到拓跋焘时候，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拓跋焘就安排崔浩主持国史的修撰工作，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协助。这是一件大事，太武帝拓跋焘很重视，要求：国史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根据实录”。而崔浩理解为实事求是的编写，所以就收集了大量的鲜卑族的资料，毫不避讳，在北魏国史《国记》中写了鲜卑先辈同族杀戮和荒暴淫乱的史实。

崔浩这么做并没有错，毕竟皇帝要求“实录”，况且国史修撰的目的是为了留下准确的资料，教育后代统治者，算是“内参读物”。如果内容过滤得干干净净、大唱赞歌，那还算什么内参？然而，崔浩身上文人的虚荣和张扬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国记》局限为内部参考读物，而是将它刊刻并大肆宣扬，因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高允很担心。他对著作郎宗钦说：“恐怕会酿为崔家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连累。”但是，崔浩昏了头，竟然下令将《国记》刊刻出来。

祸端立刻就找上门来了！《国记》如果在小范围内传阅也未尝不可，毕竟所记载内容是事实。但崔浩将不光彩的鲜卑历史曝光在了太阳下，这就让鲜卑贵族找到了攻击他的借口。

大批鲜卑贵族怒不可遏——他们的确非常愤怒，先后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控诉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没有想到崔浩膨胀到这种地步，竟然私自公开“内部读物”。他也怒不可遏，迅速下令逮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他们的罪状。而参与编纂《国记》的高允，因为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而免于治罪。

崔浩就没有高允这样幸运了。崔浩被带进宫，遭到了严厉审问。他一介书生，年已古稀，早就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更不用说自我辩护了。负责审案的鲜卑贵族们自然给他重重定罪。

太武帝拓跋焘拿到最后的案卷，大发雷霆，命令将参与修史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的世家大族。但经过高允及太子拓跋晃的冒死求情后，才同意赦免大多数人的族人，只处罚罪犯本人。

崔浩最终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惨遭株连的除了清河崔氏满门和参与修史的官吏外，还有和清河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及河东柳氏等。崔浩身前竭力壮大汉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势力，如今却遭到了血腥的屠灭。

在崔浩被斩首示众不久后，拓跋焘就开始后悔了，感叹道“崔浩死得可惜”。因为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设方面，功勋卓著，说他是北魏的开国元勋也不为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崔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敢于直书国史的人物。他没有辱没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他值得被后人歌颂。此后的史臣们出于种种考虑，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敢再直面书写帝王的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