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年多时间，笔者对河北省安平县博陵崔氏、四川川北崔氏以及宁强县（崔家沟）禅家岩镇崔家梁崔氏家族历史进行了研究，目前可追溯到中国西周时期的崔姓得姓始祖崔季子，同时也找到我族在隋唐时期是源自北方豪族的名门士族之家后裔——博陵崔氏（今河北省安平县境内）。

大概的迁移历程是：在唐朝末年因“门阀士族”社会阶级的历史原因，先祖在唐朝晚期、宋朝、元朝逐渐从北方南迁，落户于湖广地区（今湖北孝感一带），明朝时迁至四川川北“龙安”，后于清朝时期从“龙安”另迁至陕西南部宁强县毛坝河崔家沟（方家堰）——禅家岩崔家梁生活至今。

据今河北省安平县（博陵崔氏的发祥地）有关政府部门对当地的人物志以及“名门望族”的挖掘和统计：

“自东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博陵崔氏高官显宦不断，名人志士辈出。有记载的就有84位，其中五品以上的达55人。累至盛唐，先后为宰相者就有27人，朝野五品以上官员达400余人”。但自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崔氏后裔不及先朝，被历史所遗忘，曾经的北方豪门贵族为何一蹶不振，颠沛在历史的红尘之中？

为此，本文结合先朝时代的政治体系更替、阶级统治，以及先祖迁移历史与人性等诸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似乎也可以找到从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崔氏后裔没落的一些原因。

一、博陵崔氏世族

士族，又称世族，是我国历史上从东汉直至唐代，世代为官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家族。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其宗族位于广大农村。并在地方上拥有势力，进而参与国家政事，拥有中央权力。地方有事时，士族借助其中央权力，维护其宗族势力。中央有变时，士族在地方的宗族与地主身份仍延续不绝。

由于博陵崔氏家族一直保持着汉代的“讲经学、重儒术”的良好传统，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实力、阶层关系、民生声望，在隋唐时期位列全国门第士族前茅——标准的地方放豪强，地位显赫，豪门贵族。所以也被历史称之为最著名的“五姓七望”之一——博陵崔氏大家族。

“五姓七望”也叫五姓七家，他们分别是来自陇西的李氏（唐朝皇帝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的崔氏、范阳的卢氏、荥阳的郑氏和太原的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在当时只要是姓——这尊贵的五个姓氏，就享有顶级豪门特权，即使没学识，也依旧能入朝为官。

二、士族的社会地位

“五姓七望”的地位十分高。当时所谈论的豪门，非“五姓七望”士族不可，连皇族都得让位。“五姓七望”到底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可以这样豪横？在当时流传一句话：“宁娶五姓女，不入皇家门”。就是说当时的男子宁愿娶这个五个大姓的女儿都不愿意做驸马爷。

相传之一：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廷大臣的女儿们都进入了挑选名单之中，朝廷内外因此动荡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

“我希望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有礼数的女子为妻，听说在外的大臣们都不愿与我做亲戚，我也是数百年的士族，这是为什么？”

唐文宗于是放弃了选妃的计划，但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出自“门阀士族”的崔皋。唐文宗无可奈何的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门第。我家已做了二百年的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

从该故事说明，李唐数百年的天子门户还比不上门阀士族九品卫佐的崔皋，可以想像唐朝“门阀士族”心目中的两者社会价值的差距。据说其原因是：李唐皇室出自关陇胡汉集团（胡汉通婚的汉人），与北方中原的“门阀士族”——“以礼法”——为门风的家法大有不同。即使李唐汉化程度较深，但与“门阀士族”相比还是相形见绌、越发仰慕。虽贵为天子也不能胜过“门阀士族”的后裔。从而进一步说明“门阀士族”的自我高标准并非没有原因。

相传之二：唐朝有个著名的宰相薛元超，是河东薛氏出身，也是唐朝的豪门，而且他还是盛唐时期的宰相。到晚年因为他娶不了“五姓七望”出身的女子为妻而一直耿耿于怀，可见“五姓七望”之女在当时的朝代是众人梦寐以求、遥不可娶的火热程度。

唐朝读书人有三个最高愿望：考上进士、迎娶“五姓七望”之女、入土北邙山（今洛阳北邙山）。“五姓七望”大士族为了让家族财产与地位世代保存下去，就规定五姓女不能与外人通婚，皇族也不例外。内部联姻观念深入人心，士庶高寒之间的鸿沟极深，靠着彼此之间互通婚姻，关系自然盘根错节，但也相对稳定。

于是“五姓七望”的地位愈加稳固，久而久之达到了社会的顶峰。“五姓七望”家族他们普遍认为士族豪门子弟的学问、修养是经年累积的，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而皇族只不过是暴发户罢了，并没有什么文化底蕴，所以不屑入宫。

三、士族的底气与资本

“五姓七望”的根本底气源自于人才，他们自认为出身世家名门，垄断了文化教育资源，就能稳固自己的地位。不管如何天下分裂，局势如何动荡，谁做皇帝都需要臣子来辅佐。于是他们注重“讲经学、尊儒术”，可以说在当朝最高的礼仪、顶级的文化都出自门阀士族们各的大家，他们掌控着一方的大环境，自然也是一方霸主豪强。另外，虽然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但科举制度并未得到良好推进和发展，因为科举制度以前的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都是被世家大族所把持着、控制着。

同时，“五姓七望”大族有着“占田荫客制”的特权，就是官位庇护三代亲属，在古代寻常百姓家只要能吃饱肚子就已经万事大吉了，所以当时寒门难出贵子。在官僚群体中，为政做决定的几乎都是来自各个世家士族子弟，拿捏了朝堂大权等于架空了皇帝，这就是“五姓七望”的资本。

但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渐渐地成为了士人主流的晋身渠道，尤其是普通底层寒门有了晋升机会，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世家大族子弟为了保持家族地位，也不甘落后，便开始以科举考试为官。由于“五姓七望”靠着自身强大的背景为家中子弟提供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世家大族依旧能突出重围闯入政治中心，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位，据史书记载唐时出任宰相的，出身于士族大家的有79人，其中博陵崔氏后裔数十余人之多。

四、门阀士族的没落

据有关历史记载，唐太宗曾命高士廉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高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之前被山东管辖）排为天下第一。 太宗勃然大怒，十分不满。后来《氏族志》将皇室列为一等，皇后的长孙氏为二等，山东诸姓为三等。虽然抬高了皇室，但同时也对“士族”以及“博陵崔氏”等进行了压制。

此后唐朝皇帝连续几次修改《氏族志》，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重点打击“五姓七望”家族。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天子不悦，手下大臣依旧以与“五姓七望”家族联姻为荣，屡次挑战天威。

到了唐高宗时期，于是以朝廷的名义明令禁止“五姓七望”联姻，七姓出身的子女，不能互相通婚。也就是“陇西李氏家族、太原王氏家族、荥阳郑氏家族、范阳卢氏家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不过这七大家族彼此互相通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虽然当今圣上居然颁布圣旨禁止通婚，其实这么做反而适得其反，让已经衰败的士族开始团结起来想方设法的巩固自己的地位。

另外，科举制度虽起源于隋朝，但大力推广科举是在唐朝，当时甚至还有了武状元，其目的就是利用科举考试，将寒门子弟选拔出来，与士族们对抗。所以博陵崔氏士族也为科举制度向前推进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可是“五姓七望”的起源来自于汉朝，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沉淀与积累，唐朝的举动还是无法对士族大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直到晚唐时期在黄巢（唐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乱中，由于黄巢本人出自社会底层，仇视士族，造成大量士族的伤亡。据史书记载，当黄巢攻打进入长安后，当时他听说长安城内有很多的官员士族，更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些士族、官员斩尽杀绝，片甲不留。

据史书记载，唐哀帝末年，朱温为篡夺唐朝统治大权，朱温的手下武夫李振建议诛杀前朝官员，说道：“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于是在滑州（今河南滑县）白马驿将前朝百余名门阀贵族，权臣诛杀并投之于黄河之中，同时还对士族百般丑化。这就是历史有名的“白马驿之祸”又称“白马之祸”。

当唐朝覆灭后，五代十国仍为唐末政治格局，各政权的统治者轻文人，重武人，资源集中于军事，各官职多由武将担任，从而导致武人干政严重，叛变和战争不断，政权迅速更迭。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风气之下，人们不再尊敬唐代的那些门阀士族，也不再渴望与士族联姻，对于所谓的世家大族普遍产生反感。士族富饶的家园与产业遭到破坏，引以为傲的贯册族谱也流失，重要人物死亡，其余族人逃亡各地。

从此，百年的士族便彻底衰亡，与庶民再无区别，其地位则由乡绅地主阶级所取代。那些散居各地的士族门第后人已各自化成不同家庭，忘记共有的传承。据北宋王清明《挥麈前录》记载，在宋朝时最显赫的36个望族，全新的名士集团，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五姓七望”之豪门了。曾经的“豪门士族门第”已不复存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人海，“五姓七望”的历史也就从此没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五、豪族后裔的归宿

后来有的学者认为“士族”就是毒瘤，黄巢的起义铲除了中国近千百年阶级毒瘤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笔者的远祖就是典型的“士族门第”，但这也是先朝社会时代阶级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形成和消亡过程都是历史时代的客观选择。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角度看：

士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朝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因为在当朝的政治以及官员都被士族垄断，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挥着人性多个自我面，阻碍当朝的公平公正。甚至不把皇帝和君主的统治放在眼中，无形中不利当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长此以往，“士族不再是士族，门第也非门第也”，所以朝廷的压制和民间的不满是门阀士族的最终极的社会情绪，“士族门第”家族没落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必然的客观历史结果。

笔者的远祖为了避免伤害，保留血脉，生存发展，不得不颠沛红尘、流落世俗、频繁迁移，这是历史的被迫与无奈，也是士族门第最终归宿。为此，我族这支源自北方的门阀士族之族——博陵崔氏后裔——也就自然轮为没落的士族门第，在明朝时期落户在“湖北汉阳府孝感县”。后又随“湖广填川”的历史大潮流，从湖北迁四川“龙安”，再于清朝时期迁陕西南部宁强（崔家沟、崔家梁）生活至今。

本文写到此处，此文也就落笔了。身为博陵崔氏后人通过研究我族的

迁移历程以及历史，对远祖的曾经辉煌和荣耀表示万般的钦佩和赞服，心中久久澎湃起伏，就像一部电影在脑海中播放着当朝历史朝代更替的全过程，它充满着人性的贪婪与自私，充满着光明与大公，充满着无情与残忍.........

最后，就以“2铭和2诗”被李白都叹服的博陵崔氏诗人的诗正式结束本文的内容，感谢他们的才华，为后人留下千古名篇。

铭一：《座右铭》

东汉·崔瑗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

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

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

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铭二：《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备注：大家都知道《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但是，对于《陋室铭》的作者，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

北宋释智圆所著《闲居编》即指出：“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闲居编》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当时，《陋室铭》已盛传于世，据《闲居编》载：“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这让智圆大为不快而决意辨伪。他认定《陋室铭》乃托名刘禹锡的伪作。

也有学者认为，《陋室铭》的作者应为唐代崔沔。根据是《新唐书·崔沔传》载：“（沔）俭约自持，禄禀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

总之，无版权的时代是存争议的核心原因，

诗一：《黄鹤楼》

唐·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诗二：《题都城南庄》

唐·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备注：本主要参考文献有《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隋唐时期的历史书籍、博陵崔氏安平县地方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