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张居正回乡奔丧，从北京到江陵迢迢数千里，沿途景象堪称是盛况空前。各地文武官员无不倾巢出动，设祭迎送，奢靡浩繁；有的官员甚至跪在地上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祭拜元辅老太爷。张居正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辅高贵奢华的“如意斋”，所谓“如意斋”就是张居正回乡乘坐的轿子。

此轿子由河北真定知府钱普“供奉”，前半部是办公室，首辅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寝室，劳累了便可小憩。轿子既大且重，需32个壮丁扛抬。左右两边各站一位童仆，伺候相公起居。而轿子前后伴有六名训练有素的鸟铳手，他们是戚继光为报首辅的知遇之恩而精挑细选出来，专门为首辅一行保驾护航的。

这座绝世奢华的轿子遭到古今无数士子的严厉指责，王春瑜在《中国反贪史》中批评张居正，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腐败，甚至认为他的骄奢淫逸导致了改革的最终失败，而这辆轿子就是他生活腐化、滥用职权的最好例证。

其实，类似王春瑜的观点古已有之，《四库全书》编纂官纪昀认为，“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张居正确实是位颇具争议的传奇历史人物，“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他的传奇不仅在于以一人之力实现大明王朝的中兴，更在于缠绕他生前死后的无数恩怨是非。他勇于革新，为帝国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同时又擅权揽政、作威作福，人们总能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有时不免流于人云亦云。

史源探究

有关张居正乘坐轿子的记载最早见于同时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王世贞和张居正虽是同科进士，却有嫌隙。《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写的，对张居正持否定态度，字里行间酸辣兼备，尤爱从私生活方面下手抹黑居正，轿子即是其中之一。《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的评价除了有才干外，乏善可陈，大加鞭挞他的人品修养，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后世不少文人都认为王世贞逞才使气、褒贬抑扬过情，不足以据为信史。清代纪昀等人在将《嘉靖以来首辅传》收入《四库全书》时评价其“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但该书也不免有道听途说之语，甚至存在失实错漏问题，尤其是那些贬低张居正的记载。然而，王世贞毕竟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王氏晚年颇为自豪的作品，流传广泛。晚明以来，上至官修史书，下到笔记野闻，各种版本的张居正传记或多或少都受到此书的影响。

焦竑的《玉堂丛语》基本延续王世贞的说法。作为理学名流，焦竑对张居正夺情守制一事极为愤慨，加之张居正曾禁毁天下书院，故焦竑对这位铁腕宰相缺乏好感，其著作中凡提到张居正处，多批评他专制擅权、骄奢无度，因为成见，致使很多细节记载失真。

野史大家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录了他耳闻目睹之市井风俗和逸闻琐事，首辅轿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戊寅，江陵自京师归葬，及自荆州还朝，其以异礼事之者，无不立致尊显。惟真定知府钱普以嗜味进，最为当意；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沈德符的记述主要是针对真定知府钱普，说他为“谄附”张居正，制作、供奉了一顶大轿，本想藉此飞黄腾达，不料时蹇运乖，不但没沾到丝毫便宜，还因这顶轿子被王世贞等人记录在册，永被后人耻笑。文中只说该步辇制作得像书房一样，可以放置一些坐卧家具，也可以容纳童子伺候，规格肯定高于普通轿子，但这与王世贞所记述的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无论如何，张居正乘坐轿子的细节在当朝史家们绘声绘色的描述渲染下，似乎成为“信史”，后世学者和大众都深信不疑。《明神宗实录》《明史》等正史中并没有记载张居正的轿子，但批判张晚年“骄恣”，乘坐巨无霸轿子或许就是他骄恣的例证。

“32人抬轿”疑点重重

按常识推理，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在回乡葬父的途中，曾给神宗皇帝上过《请宽限疏》，其中报告：“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辞行，至间月初四日抵家。”依此而论，张氏的行期只有22天，返程时适逢阴雨，所以走了24天。北京与江陵之间单程就将近三千里，平均每天行进超过65公里。途中张居正还要处理政务、接见官员、拜会藩王、参加宴会，行色匆匆，即便不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按照每天行进10个小时计算，平均时速也要达到6.5公里，这对于单人步行来说，已是相当迅速了；而32个轿夫，即便个个都训练有素，抬腿起步整齐划一，将大轿扛在肩头一路走到江陵，也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最初记载轿子的王世贞并未详细记载张居正乘坐这顶大轿用了多长时间、走了多少路程。他所说的“凡用卒三十二人”到底是指先后轮班抬轿的共计32人呢，还是同时抬轿的有32人？

或许张居正返乡途经真定府时，接受了知府钱普所赠的大轿行进了几天。因这段路恰好纵贯华北大平原，而且张居正途中还要批阅重要的奏章（如治河专家潘季驯著名的《两河经略疏》就是张居正在此途中批准允行的）。在舒服宽敞的轿子里休息些许，继而集中精力批阅公文，似乎也能理解。

明代对官员乘坐车舆有严格规定，据《明史·舆服志》记载：“（代宗）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孝宗）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世宗）嘉靖十五年，乃定四品以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万历三年（张居正已任内阁首辅），还“奏定勋戚及武臣不许用帷轿、肩舆并交床上马”。可见张居正当权时期，明代对官员乘车坐轿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即使张居正符合乘轿的要求，也只能用四人抬的轿子。

《明史·舆服志》没有说明皇帝的步舆（步辇）规模，但《清史稿·舆服志》中介绍：“清初仍明旧制，皇帝乘舆有大仪轿、大轿、明轿、折合明轿……谕定大轿为步舆。”其中，步舆“臾以十六人”，也就是说，皇帝的步舆也仅能用16人抬轿，如果张居正真敢乘坐32人抬的大轿，则不啻超越皇帝，简直是大逆不道了！张居正晚年纵然骄恣枉为，也不至于昏聩至此吧？况且他当时又在大刀阔斧地实行公车改革（驿递改革），如果他不正己肃下，又如何能号召百僚支持改革呢？

张居正是一个大破常格、革故鼎新之人，他推行的新政遭到一些人的不满，显赫的地位使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其一举一动无不被大家广为关注。如果他真的乘坐了如王世贞所说的轿子，必然会受到给事、御史等言官的弹劾指责。可无论他生前还是身后，都未因此受到攻击，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张居正在世时，就一直有人批评他的作威作福。万历四年正月，张居正的门生刘台就曾上疏弹劾他“擅作威福”；万历五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夺情”事件中，张居正更遭到大批翰林、御史的集体反对；他从家返京后，又遭到户部员外郎王用汲的猛烈弹劾，批评他擅权乱政，但所有这些均未提及轿子。或许由于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都支持张居正“夺情”而大力打击言官，因而没人敢在他生前拿这“逆天”轿子说事；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起对他的清算，墙倒众人推，“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时，依然没有人拿“32人抬大轿”的“罪证”说事，此事的确成疑。

记载过张居正乘坐轿车的沈德符记载了当时那么多落井下石者罗织的张居正罪状，并对捕风捉影、造谣生事的杨四知之徒予以无情的唾弃与鞭挞：“如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指张居正）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谈矣。”种种奇闻，连不满张居正的沈德符等人都深感匪夷所思，反映出当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环境。

明末清初士人梁清远《雕丘杂录》中有条札记格外引人注目：“野记言，江陵相予告还朝，真定守钱普创为步舆以媚之，步舆内数童子，执拂供役，无异舟车。余记先祖言，曾亲见江陵公过真定，所乘绢轿无异恒制，但轿傍二童子执拂步随耳。无步舆之说也。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为真者，野史讵可慿乎？”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后人，梁清远的回忆较为可信。在他的记忆中，先祖梁梦龙亲眼目睹乃师张居正路过真定时，乘坐的轿子完全符合规格，只不过轿旁有二童子跟随，无奈后来发展成了骇人听闻的步舆，他以此质疑野史的可靠可信性。

这条记载鲜为人知，但却是有力证明张居正并无僭越乘轿的直接证据。梁清远的先祖正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梁梦龙，梁梦龙恰巧又是河北真定人，必然比外人更加熟悉真定知府的所作所为。由于梁梦龙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一向被视为“江陵党羽”，且此记载又为孤证，不免令人怀疑其是否在替张居正开脱罪责？

不过，徐学谟《归有园稿》记叙了张居正归葬其父途中的另一件轶事，或许能揭开谜团：“江陵公之归葬其父，四方赙者亦累数百万，江陵亦未尝受，即祭文俱却之。车载骡驼而归者，络绎于道，此江陵人所共见者。第其夺情之举见鄙于士论，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谓其乘丧黩货耳。”徐学谟并未溢美居正，张居正归葬其父途中，各地官员为谄媚首辅借吊唁张父之机大肆行贿，而张居正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却不为所动。他路过河南时，封藩在开封的周王朱在铤派人持礼物和祭品在边界迎接。张居正只收祭品，其他一律奉还。尽管如此，士林由于厌恶他夺情违制而不顾事实真相，想当然地认为他趁奔丧而贪污敛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居正绝不可能乘坐超豪华的32人抬的大轿大摇大摆地从真定一路行进至江陵，再从江陵返回北京；只可能由于工作需要，在部分特殊路段乘坐超常规的轿子行进。野史中传说的轿车到底有或无、是或非，在明代历史上无足轻重，但却直接关系着张居正的为官操守和历史评价。他究竟是贪腐的能臣还是德才兼备的救时宰相，是是非非伴随其身前身后数百年，始终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