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悠久的史书撰写传统。所谓的史书，其实就是指记载古代社会发展大事的历史书籍，清代纪晓岚所编撰的《四库全书》中就有一类，称之为史部。

那么，中国史书的编撰经历了哪些历史演变呢？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口气了解中国史书撰写史！

史书的背景知识：史书分类

从内容上来说，中国的史书编撰可以分为5个类别，他们分别是正史，别史，杂史，野史和稗史。

在这几种史书之中，按照内容的真实性来排序的话，最高的是正史，其次是别史，杂史、野史之类的史书，可信度比较低。

正史大部分都是由当时官方来进行编写的，是记录了当时的帝王、士大夫以及当时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史中的内容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在统治的合法性上寻求解释的，因此会掺杂着后来统治者的意愿，从而进行不合客观历史的描述和篡改。因此，在真实性上，正史有时候也是不准确的，但是相较于其他的史书而言，可信度是最高的。

别史是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进行编写的。他们都是以个人的角度来阐述历史，虽然有些问题上存在着主观判断，但由于他们是某些事件的亲历者，因此能够提供较多的历史资料，也能够对一些问题做出非常精要的判断，这一类的史书代表有《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和《通志》等。

杂史野史等史书的编撰者多为一些民间人士，他们的身份较为复杂，编史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史书的真实性上存信度较低。但是他们的某些记载可以和正史中的说法相应照，成为研究历史资料的重要参考。他们没有正史那样严肃的笔触，在内容上，多记载一些历史事件的始末细节，或者说民间的风俗以及社会新闻。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徐珂的《清稗类钞》都是这方面的历史著作。

按照体例和史书时空维度来分，史书可以分为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国别体、通史和断代史。

纪传体多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录帝王将相、社会制度和文化，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

编年体的史书是按照当时国家历史的年月日来进行编写的，代表史书有《资治通鉴》和《左氏春秋》。

记事本末体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来进行记载的，围绕各个历史事件来进行论述，比如说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国别史是按照国家的历史发展来进行书写，这一时书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国语》和《战国策》是这方面的代表。

所谓的通史，就是指以连贯的记录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可以算作是通史。

断代史之中，比较著名的是班固的《汉书》，他是按照一个朝代兴起的前后顺序来进行论述的，24史之中，除了史记之外，其他的史书都是断代史。

此外，史书的编写还可以按照学科来进行划分，这一时书的编撰方法兴起于近现代，比如说文学史、史学史，经济史、思想史。

先秦的史书编写

中国史书的撰写最早见于西周末年，这一时期，各个诸侯国家已经有了对于自己历史的记载，比如说晋国时候，他们编写了自己的史书《乘》，郑国编写了《志》，鲁国编写了《春秋》，墨子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自己见过百家春秋，也就是说他那个时期已经有了非常成熟和发达的史书编写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编写大部分与文化、哲学等内容相关，还没有独立的史学体系，这一时期编写的史书，目的上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宣扬统治者的统治。在编写的内容风格上更加偏向于文学的文风，因此早期的史学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时期的史书大部分被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称之为历史散文。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已成篇章、初步成型的古代散文集。《尚书》本是上古的史册，是虞夏商周史官治化的产物。《尚书》也是政治书,通观全书，无论典、谟、训、诰誓、命，也无论记言、叙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为了表明统治的合法性，统治者不仅抬出“上帝”、“天命"极力神化自己“有命在天”，还“垂世立教”,把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加以美化，并被统治者接受、信服。有了这样的目的，《尚书》中出现政治性散文，就自然而然了。

按照年代来进行史书编写的《春秋》和《左传》，也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代表作品。

《春秋》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从隐公元年到哀公14年的历史大事，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要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是历史史书上有着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传说这一部史书是孔子编写的，但是近代的研究学者认为，这一部史书的编写是和当时历代史承袭的历史记载体例有关，现存的春秋分别记载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这三传中的文章内容大同小异，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经典，在政治和学术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左传是在《春秋》基础之上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本书目又被称之为《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传》《春秋内传》，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左丘明所作，实际的成书时间，据学者考据，应该是在战国中期。它不仅记载了春秋时期的许多重要事实，还保留了此前若干的古史传说，它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27年，一共255年的历史。

此外，它还比之前的春秋多记载了韩赵魏三家灭智家的史实。《左传》延续了春秋时期撰史的传统，记录了鲁国的各个方面真实的历史现状，描写了当时从春秋到战国天子的衰微、诸侯的争霸、诸侯的衰落、大夫的崛起等重大历史变迁，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有关诸侯卿大夫等各类的人物活动。

《国语》和《战国策》是春秋战国晚期重要的国别史史书。《国语》一书杂记了中国的西周春秋时期，鲁国，齐国，晋国，郑国，郑国等八国的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该书在流行的时候有21卷，记载了从西周早期到战国之初的历史，是价值很高的原始材料，司马迁曾大量取材于此。

《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时期纵横家活动的史书汇编，西汉后期的刘向整理得文33篇，按照国别分为12册，定名为战国策。它记载了战国以来纵横家的活动，书中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的言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外交上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对于后世的散文词赋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史书编写

如果说先秦时代是我国历史散文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两汉时期便是历史散文的第二个高峰期也是顶峰期。

这一时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伟大史书——《史记》，以及比之稍为逊色，但也在历史散文文体的流变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汉书》，它们共同定格了我国历史散文的各类体裁，为我国后世正史乃至野史提供了文体范例。

《史记》凡130卷，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组成。十二本纪以王朝或帝王为纲，采用编年的形式，分别记载五帝、夏、商、周、秦至西汉初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十表打破王朝体系，以时代的变革排列为《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等篇目，分类条析，以反映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八书分门别类，以典章制度为纲，以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为目，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礼乐文化等许多方面。

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汉武帝以前数千年的历史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在如实摹写历史的同时，提出了许许多多精辟的见解，比如他对中国的民族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了仔细探讨，认为匈奴是夏桀的后代，荆楚之人是颛顼之后，吴、越之人也是中原部族的苗裔，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的国家。

又如，他对历代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心向背；用人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当政者必须慎之又慎，用贤相良将，可以治国平天下，用奸臣小人，必然亡国丧家邦；因循为用，可以顺民之俗；惩恶劝善，能为后王立法。

再如，他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划分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区，认为龙门碣石一线是农牧业的分界线，山东山西的经济各有特点，商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司马迁不仅研究了五帝至汉武帝数千年间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见解，而且通过《史记》一书，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史学体系。这个体系所包含的理论和方法，对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汉书》是继《史记》后又一部伟大的史书。从体例，上看，《汉书》基本上沿袭《史记》，改“本纪”为“纪”，“书”为“志”。“列传"为“传”，取消“世家”，并入“传”。《汉书》共一百卷，其中纪12卷，表8卷，志10卷，传70卷。有的人物传记又分为上下两篇，故共120篇。但《汉书》四体绝非《史记》五体的翻版，甚至于可以说，《汉书》在中国历史散文文体史上的价值是超过了《史记》的。 首先，它开创了断代史，为后世绝大多数史书所采用。后世常史汉并称。

但《史记》是一部通史，记史从“古”至“今”，《汉书》则是一部断代体史书，记载整个西汉时期从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两百多年的历史。通史记事时间长，事情繁多而难于取舍，断代史则“包举一代”，易于把握。《汉书》通篇突出断代的特点，如它将《史记》的有些“书”进行了合并，有些“书”改名字，并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突出断代的特点。

后世史书多仿《汉书》用断代体，尤其是正史，“二十六史”中只有《南史》。《北史》和《新五代史》是通史，其余二十三史皆是断代体史书。 其次，《汉书》在《史记》基础上新增四卷，即《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拓开了历史空间，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尤其是《艺文志》，据西汉刘歆的《七略》改写而成，保存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文献；其中对先秦学术源流的阐述，对我国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有着巨大贡献。

魏晋隋唐的修史和史注活动

魏晋隋唐君主重视思想统治崇尚文教，对搜求遗书、收藏文籍不遗余力。

唐代统治者的重视、官修史书、科举制度、史学的自身发展，促使史学进一步发展。史学的发展推动了史注的发展，史注的巨大成就也是史学取得独立地位的重要标志。

自东汉末年至魏晋以后，大量史书注解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史学脱离经学转变的实际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史书注释发展的重要时期，史注家继承前辈注史的传统，吸收儒经注疏及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传述事实，阐发文意，对前代及晚近史书进行全面的注解和阐发。除注音、释义、评论及发凡起例外，还评述原作得失、补注其缺漏、阑明其内涵，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史注有数十种之多，著名的有韦昭《国语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史记三家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自注杜佑《通典》等。

史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史学多途发展的一种体现。到了隋唐时期，史注进人平稳发展时期，虽然其成就没有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史注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出现《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等史注名作，有关史注的理论探讨也有了一定的创获。

隋唐时期，史书编修被官方控制起来，私家修史受阻，史注也随着这种变化发生了一些变化。隋唐时期的史注与朝廷也有密切的关系。唐朝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内设秘书监一人，全面领导工作，秘书郎四人，“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图籍，谓之四库”校书郎八人，校理典籍，显庆四年(659年)又置详正学士校典籍，刊正文字”。

隋唐时期皇家子弟热心典籍的校理，参与组织注释史书的活动，太子主持或支持的史注活动有多例。隋朝太子杨勇曾令包恺等注释《汉书音》。唐朝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不久，便积极召集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学上许叔牙、史藏诸、周宝宁等一批学者，共同为《后汉书》作注。

唐朝史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了唐代私家史学活动的开展，私家史学避实就虚，研究和整理历代史著，仅《新唐书艺文志》春秋类和正史类著录了这方面的书籍五十余部，其中尤以关于《春秋》《史记》《汉书》的注释与研究为大宗。 宋朝也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

宋金辽时期的史书编写

宋代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当代史，即本朝历史的编纂。宋人编纂的当代史留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史料，宋人积极参与修纂当代史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书写，为此朝廷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修史制度，不仅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而且配备了一批优秀史学人才担任编修官。

大体而言，宋代官方编纂的本朝史著作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和《会要》六类。《起居注》记录皇帝日常处理的大小政务及各种活动。《时政记》是执政大臣对军国大事的记录。《实录》为编年体，除南宋末代二帝外，每一位皇帝去世后编修，取材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以及臣僚行状等等。《国史》为纪传体，在《实录》基础上纂修。《会要》则是一种较新的体裁，将一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资料汇总起来，分门别类，当时是为了方便处理政事，后世则成了珍贵史料。

金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统治者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修史、记注院修起居注。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但国史院和记注院无专官，大都兼有别职。因涉及到国家机密，金朝起居注不甚完备。

辽代虽然战争不断，但还是延续并发展了官方修书的传统。有关辽代的历史文献遗留下来的很少，致使人们误认为辽代统治者不重视官方修书。其实，辽朝统治者比较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专门修史，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

明清时期的史书编写

明末清初的明史编纂十分繁荣，从空间上说，南方地区修史成风，而北方则较弱。

南方士人表现出的勤奋专一精神，是南方史学发达的内在因素之一。从横向关系来看，个体化的史家们加强了学术上的交流活动。明末清初的明史作者群体之间，有一定的学术交流，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编纂方式上，除了独修外，出现了集体性整体性的趋势。前后近150年的明史建构活动，形成了丰富的明史文本遗产。明末清初的明史建构，整体叙述多于专业化研究。

《明史》编撰体例上沿袭前代，本纪、表、志、列传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太多的改变，体现了汉族文化强劲的生命力。同时，《明史》在内容上体现出满汉贵族共同的文化原则，承载着满汉对话的文化基因：极力地渲染和灌输封建纲常伦理的重要性，希望所有的人都努力遵守，保证清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宣传皇帝的圣明神武，极力突出君主集权。

除此之外，更是对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大加诋毁和抹黑，以达到分化和迷惑民众、培养顺民的目的。清廷通过对《明史》的编修，实现了满汉民族在文化上的共鸣，增加了政权的权威性和统治的向心力。

近代民国遗民对清史的记录

1914年，民国政府设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又广召者儒，共襄此举。众多前清遗民应诏而来，“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在《清史稿》的著述过程中，遗民力主“内清而外民国”的原则，在体裁确立、体例设定、内容取舍、文字表达等各方面都渗透着强烈的怀念故国旧主情结。修史是遗民话语表达的便捷方式，乃至成为他们对抗民国、反对新学的得力手段。由于《清史稿》“不奉民国正朔”，“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刊行后即被政府封禁，引发朝野上下对《清史稿》文本的一片质疑、谴责、批判之声。

《清史稿》已然不只是民国政府官修前朝之史，而是清遗民寄寓情怀、思念故国的“私史”。当然，《清史稿》也并非因此而毫无价值。从学术上看，它毕竟给后人研究清史留下一份充实的、可資借鉴的资料文本，给中国历代无一例外的修前朝史这一悠久的文化传统一个最终的交待。

总结：历代修史特点及评价

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的修史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人重视史学、重视史料记录的传统。修史者因为各个朝代不同的情况有着不同的修史目的，但都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统治者和修史者的主观意愿，在史料的阐发上有着强烈的现世色彩，这或许与儒家中经世致用、为尊者讳的传统有关，反映了中国史书编写轻视事实的传统。

但大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史官仍能够继承司马迁尊重事实的修史传统，对于历史的记载较为到位，并且在编写上尽量少的掺杂个人情绪和臆测成分，这又体现了古代史家优良的撰史传统，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思想文化的变迁，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演变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