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明十三朝实录计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约二万八千余页，一千六百余万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实录，始于1931年，中经战乱停顿，迁南港后再继续，历经三十余年始成。台版《明实录附校勘记》刊行于1962年，半个世纪后，中华书局获得授权，将这部巨著重新影印出版。本文摘选自黄彰健先生所撰《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及《后记》，有所节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晒蓝之明实录，开始于抗战前，中经战乱停顿，迁南港后始再继续，到现在总算校完，开始影印红格本实录及排印校勘记了。

这一工作费了许多人的心血，因此在序文中，我不能不将这一工作的经过及其意义，作一简单的叙述。

校刊工作的开端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与整理内阁大库旧藏明清档案有关。在民国十九年，史语所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发现其中有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散页。熹宗实录今存红格本缺十三卷，既发现这些散页，所长傅孟真先生就想从散页中找寻缺卷，并改正红格本的脱漏及误字。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系原始资料，可纠正官书的讳饰，使人对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而实录系根据档册修成，明代档册多已散佚，则明实录也可说是原始资料。历代修正史，多取材于实录，明实录是纪录明代朝章国政最重要的典籍，因此傅先生就决定，一方面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编印明清史料，同时又筹划校勘明实录了。

熹宗实录散叶计千余叶，其装裱工作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始完竣。

在民国二十年的下半年，傅先生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洽借所藏明实录红格钞本予以晒蓝。红格本虽残缺，仍有二万几千叶，计费时年余始晒毕。

在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承兵工署以广方言馆旧藏明实录钞本赠予本所。广本明实录仅阙熹宗一朝。在那个时候，政府机构所藏的明实录像这样大部头的即少见。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助理员李晋华先生到职，从事校勘明实录。李君于卒业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后，即入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著有《明代勅撰书考》及《明史纂修考》二书，由燕京大学出版。李先生专攻明史，系傅先生的高第弟子。

明十三朝实录计3045卷，正文约28000余页，1600余万字，决非一个人所能校完，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又增聘工作人员，请那廉君、邓诗熙、潘悫三先生任初校，由李晋华先生任覆校，并兼总其成。李君三助手，其中邓君二十五年离职，潘先生后来调往本所第三组，以那廉君先生从事校勘工作时间最长。

由晒蓝本现存校签看来，在李君主持下，其时校勘计划系以晒蓝本为校勘底本，与广本对校；遇广本或晒蓝本有缺卷缺页，即以他本校勘。如太祖实录，晒蓝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此十一卷即据广本钞配，而以北平图书馆藏礼王府本校勘；宣宗实录晒蓝本缺卷一至十二，此十二卷即以广本配补，而以北京大学藏本校勘；英宗实录广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计六卷，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学本校勘；世宗实录广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审其纸墨行欵系钞配，而钞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写于嘉靖三十七年各月下，冒充配全，而此十余卷北平图书馆本亦系据北京大学本钞配，故校签即注明北平图书馆本此处系据北大本钞补，以表示无本可校；神宗实录广本缺万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晒蓝本万历四年这一册卷首即注明此册据北大本校；北大本缺神宗实录卷六十一，故此处即注明北大本阙此月；卷六十二有校签云：“诗题以下至月底，北大本缺”。

民国二十二年春，史语所由北平迁至上海，二十三年又由上海迁南京。李晋华先生及其助手为了校勘明实录，仍留居北平。他们在北方校勘明实录，利用北方所藏的本子仍未能将晒蓝本的缺页配全。其时又曾驰书武汉大学，洽借所藏本。武汉大学藏有穆宗实录残本，并非晒蓝本及广本所缺，既已借到，不能久假不还，所以这一个本子是校勘了的。

其时所中藏有内阁大库旧藏朱丝阑精钞本成祖实录二卷。这一个本子非常好，是由李光涛先生读，李晋华先生校的。

抄校嘉业堂藏本

在北方既无法将晒蓝本缺页配全，于是就想到往南浔刘承幹嘉业堂，洽借所藏明实录，就晒蓝本广本残缺部分，补钞补校。李先生给院方的工作报告，认为明实录校勘工作这样就大功完成。在那个时候，他似乎还没打算借嘉业堂本从头到尾校勘一过。

既打算借嘉业堂藏本，于是在二十五年秋他们就奉命南迁了。在二十五年冬十一月，李晋华那廉君二先生访书于嘉业堂，就所中所阙部份借钞借校。晒蓝本缺页，据广本北大本补配的，至此更续有补配，而那些缺卷据广本配补而以北大本礼王府本校勘的，至此也均据嘉业堂所藏抱经楼本校勘一过。宪宗实录广本缺卷一至十二；世宗实录广本及北大本缺卷一至九；武宗实录卷一五四至一六二，晒蓝本缺，据广本配补，至此亦均据抱本补校一过。神宗实录广本缺卷，并据抱本传钞。神宗实录这几卷，我发现系据传钞本校，因此这几卷现在又据抱经楼原本校勘一过。

嘉业堂所藏熹宗实录，其实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说，嘉业堂藏有熹宗实录，这因为他没有看见原书。这一书及嘉业堂所藏崇祯实录，均史语所所无，遂亦传钞一部，另外还钞了不少的书。

李那二先生假馆于南浔刘氏，补钞补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世宗实录的校勘。世宗实录广本与晒蓝本的出入最大，常整段多出，有时同记一桩事，而造语遣辞也不同。他们利用嘉业堂所藏天一阁本及抱本，就这些出入最大处，雠校一过。密行细字，据广本阁本所补，有些地方多达几千字。审其字体，均系李那二先生笔迹。其中出入既那么大，则嘉业堂所藏本是应该从头到尾校勘一过了。假馆于南浔刘氏，工作实多不便，因此就动念购买。在民国二十六年二月那廉君、张政烺二先生往南浔洽购，至是年四月遂以重金购归。

李晋华先生以连年工作辛劳，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在李君主持下，广本是校完了的。仅其中神宗实录卷一至八，广本书头误写作穆宗实录，致遗漏未校。又神宗实录广本错乱甚多，其中有几卷错乱最甚处，现在重校一过。所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稿散叶，其装裱成册的，已由李那二先生校勘一过。这些实录稿散叶，原本无针孔，当系蝴蝶装；其中缝注明卷页处最易损坏，因此还留下百多页未装钉未校勘，是我现在校完的。

那先生亦在是年夏改任本所图书管理员兼傅先生秘书。

在二十六年七月，傅先生遂另请北京大学高材生王崇武、吴相湘、姚家积三人来所，从事明实录嘉业堂旧藏本的校对工作。

抗战中继续整理

在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这年秋，史语所迁往湖南长沙。在晒蓝本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第一页，有吴相湘君校签云：“自此以后，未用抱本校，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君大概系这时离职，而姚君之离职亦当在此前后不久。

在二十六年七月后，王吴姚三先生校勘明实录，由校签看来，大概是先校嘉业堂所藏明红丝阑钞本明太祖实录，然后才校抱经楼本明实录。

史语所于民国二十七年春由长沙迁往云南昆明，十月又迁到昆明近郊龙泉镇。在龙泉镇时，傅先生拟派人赴香港督印明实录。傅先生在晒蓝本上朱笔批：“凡有△号，皆用双行小字排”；“凡有：号，均提行顶格排”。在这时的计划是将各本异文双行排于正文下。因拟排印实录，嫌校语冗杂，不便阅读，遂用朱笔改正晒蓝本误字，而将原粘校签略去。有些地方用朱笔改，嫌过于果决，则又注“此条存”。有些异文，需参考他书始能决其是非的，则批一“查”字，而由王崇武先生查书。这些校签原本粘于正文下方，仅粘一端，至是亦由王先生用更小的纸改书，于正文右侧全部黏实。这为的是运晒蓝本到香港排印，校签不致脱落。校签如有脱落，那是不容易复原的。

傅先生的整理工作，只做到太祖实录卷三十六止。在史语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册有傅先生在云南昆明龙泉镇校勘明实录的照片。其时傅先生所作的工作，由晒蓝本看来，当如上述。

1939年，傅斯年在云南昆明龙泉镇龙头村观音殿的善本书室内校勘明实录。

史语所迁昆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为日军所占。史语所遂于二十九年秋由昆明龙泉镇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在李庄时，王崇武先生对太祖实录校签曾作进一步的整理。在他给院方三十年度至三十二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曾说：“这一校订工作，颇费时日。每有异文，除显然错误者外，均需参考有关史传文集以求其正，故每因一字费若干日之力，因而有时发现弇州史料等书之错误，及明史依据之失。”

王崇武先生将其考证所得，用长纸条记录，浮黏于晒蓝本上。所黏签条多在太祖实录卷三十六以前。卷三十六后只有一条。在晒蓝本熹宗实录第一册，也有几处系王氏贴签。这大概是写论文，阅读熹宗实录，而随手改正晒蓝本误字。

王氏所校抱本实录，由今存校签看来，是至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第七页第一行止。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至二百五十七，未见抱本校签，这几卷现在重校一过。又抱本英宗实录原缺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册，系嘉业堂钞配；这四册可能系据北平图书馆本钞配，因此在晒蓝本此处即无抱本校签。抱本英宗实录第三十八册，因夹于钞配本内，致遗漏未校，这一册现在也校勘一过。

王先生校抱本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实录，仅签记抱本异同，并未像李晋华先生那样抉择去取，也没有用整理太祖实录校签的方法整理这些校签。

王先生校勘明实录，在昆明时尚有一工作助手，但不久即离职。王先生未能完成这一工作，自与战乱有关。在民国三十年，梁鸿志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本明实录像印问世。这一影印本的刊行，对明实录校勘工作也应该有影响。

王崇武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夏赴英，其后返回大陆，据说已逝世。王先生的撰著，在史语所出版的，皆功力深至，为前人所不及。

史语所迁台后的工作

彰健是在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入史语所。我所读的明实录，自太祖实录至世宗实录，系用的广本。三十五年冬，史语所迁回南京，我才买到梁鸿志影印本。三十七年冬，史语所迁到台湾杨梅镇。当图书室于夏天开箱晒书时，我曾取晒蓝本约略翻检，曾有意将晒蓝本校签过录于梁鸿志影印本上，但以卷帙浩繁，不敢着手。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已转向宋明理学，时常害病，也无功夫着手。

1954年秋，史语所迁至南港。1955年冬，李济之先生继任史语所所长，拟恢复明实录校勘工作。在这时王崇武先生已离职，遂征询彰健的意见，而我在那个时候对过去的校勘工作情形并不清楚。

于是我重新翻阅晒蓝本，希望对过去工作情形有所了解。我发现英宗实录卷二百五十第七页第一行以前的校签提到广本抱本，而以后的校签仅记某作某，不言所据何本。我在架上随手抽晒蓝本宪宗实录成化十年九月这一卷，与广本抱本对校，始知此所谓某作某，系据广本校后所黏的校签，而抱本这一卷的正文，除前面一页半，其余与广本晒蓝本完全不同。在那时我还不知抱本宪宗实录前后错乱有几十处之多，不过当时既发现抱本与晒蓝本出入既如此之大，而梁鸿志影印所据本又源于抱经楼本，则明实录是不能因有影印本而不校勘了。在那时我又在书架上抽阅抱本神宗实录，见其上明人眉批说，此处有错落，此处应移接某处，这类眉批就有几十处。这样看来，抱经楼本显然不是好本子。

在民国三十年以后，既已有梁鸿志影印本，自不必再谈排印。明十三朝实录正文一千六百余万字，排印需时费钱，而且校勘也不容易。如果说影印北平图书馆红格本，则当时虽已风闻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已运美，已摄制微卷，但还未经证实，而且影印红格本也得费不少的钱，所以当时决定校勘底本改用梁鸿志影印本，校勘记则分朝出书。但这一计划在实行中发现了许多困难。经再三考虑，我们决定还是不改底本，设法影印红格本为好。

影印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自然要钱。但可少校源于嘉业堂藏本的梁本。明实录二万几千叶，少校一个本子，也省钱省事不少。而且影印红格本，则校勘底本可以不变，不需改易校语，不需从头核对，只需继续校前人所未校的本子，这样明实录校勘工作可以早观厥成。

胡适与明实录的勘校

1958年初，胡适之先生由美归台，主持“中研院”院务。胡先生告诉我，红格本确已运美。他并说，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的微卷，尚有一全份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原拟赠送中国政府之第三份。他将去函美国国会图书馆，请其转赠史语所。

在这时，李济之、陈盘庵、劳贞一三先生均认为校勘计划应改变，应仍以红格本为校勘底本，编制校勘记。自1958年7月起，由所长李先生设法，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及洛氏基金会的资助，校勘工作人员得大量增加。于是嘉业堂旧藏未校各本遂得校完。本所藏内阁大库旧藏各种残卷散叶，及抗战胜利后所接收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均校讫。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太祖太宗仁宗英宗孝宗世宗实录及仁宗英宗宣宗宝训，承胡先生代借到南港校讫。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微卷，于1959年12月运到，其中有礼王府本太祖宣宗实录，安乐堂本英宗实录，及明钞本宣庙圣政记，今亦校讫。

1958年冬，胡先生并出示其旧作记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大明实录一文。取与所中校本对照，知所中所藏英宗实录缺进书表及凡例，世宗实录缺修纂官，可据东方书库本配补；所中所藏宪宗实录，最末一卷馆本有缺页，旧校据广本抱本补，由于抱本尾页断烂，仍未能配全，而东方书库本正有这一卷，于是商请胡先生及蓝乾章先生出面接洽，承普林斯顿大学童世纲先生将这些可以补正校本处摄赠本所。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所据本子不可说少，但仍然有些本子无法借校。据我所知，在国内，辽宁省立图书馆藏有吴廷燮送的太宗英宗穆宗实录；天一阁藏书目著录有太祖武宗实录；李玄伯先生藏有传是楼钞本太祖实录及旧钞本英宗实录；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还藏有钞本数百册；而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题识所著录的太祖宣宗实录，则抗战胜利后就不知道流散归于何人了。

在国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英国剑桥大学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国立上野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内阁文库藏有两部；另外韩国据说也藏有一部。这些海外所藏，多半是穆宗以前各朝实录，而神宗光宗熹宗实录，仅日本有，但恐怕也是残本。

这些本子虽然都有残缺讹脱，但毕竟可供校勘。要一一借校，这是不可能的。好在学术研究本贵合作，应各尽所能。如果有人有机缘能见到上述那些本子，不妨参照本所所编校勘记，斟酌选录他自己所校出来的异文，刊印传世。校书如扫落叶，这一校勘工作是还可以继续做的。

整理明代历史，毕竟应先校印实录。而校勘实录，这也只是整理明代历史第一步应该做的工作而已，这也可以说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研究。而这一工作即经历三十年始得完成，而其刊行完毕，又得历时数年。目下国家多难，人力财力俱绌，有些事想到而不能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了。

史语所校勘明实录的工作费用，迁台以后，承所长李济之先生设法，由洛氏基金会予以资助；又承济之先生所主持的中国东亚学会的推荐，由哈佛燕京学社予以资助。在工作进行中，承院长胡适之先生代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函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微卷赠送本所，并谆谆告诫校勘古书应多存异文。太祖太宗实录校勘记清稿承陈劳二先生详阅一过，并有所指正，这都是应该感谢的。史语所校勘明实录是傅先生主持所务时开始的，其间从事校勘工作的人，李晋华先生、王崇武先生、那廉君先生，皆功劳不小。在迁台以前，还有几位曾参与校勘，可惜其姓名及工作成果，我不知道。总之，这一工作是费了许多人的心血，集腋成裘，才能成功的。我常常这样的想，傅先生曾亲手整理了三十六卷校签，以傅先生的鸿才博学来完成这一工作，一定比我现在所做的要好，可惜傅先生已逝世了。

校印本明实录的内封面，系适之先生1962年2月23日晚十时在台北福州街寓所所写。而翌日先生即因主持“中研院”院士会议，过度操劳，心脏病作逝世。内封面所题的字，将是胡先生用毛笔最后所写的字了。胡先生学问渊博，操守与风度之佳，为近世所罕见。其谦虚慈祥，奖掖后进，这也是令人感念难忘的。

史语所校印明实录，需获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书的微卷，胡先生为此曾写了一封长达几千字的信，请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微卷送一全份与史语所。这些微卷的底片，是胡先生在驻美大使任上，征得政府同意，委托国会图书馆摄制的。胡先生在信中曾详细征引当年他与国会图书馆往来有关函件。这一封信寄出，国会图书馆仅回信告以收到来信，几个月之后才正式回信同意。信中说，曾查阅旧档，胡先生所说都不错；在信中并大大的恭维胡先生当年惠允摄制善本甲库书微卷，因为这方便了西方学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胡先生起初见国会图书馆迟迟不表示同意，还以为接洽不成功；及得此信，遂大为高兴。现在史语所校印本明太祖实录即将印好，而先生已归道山。音容宛在，请益无从。谨志于此，以示哀思。

（本文原载于中华书局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