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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来有所谓“正史”与“野史”之分。 在《正史》系列中,乾隆亲手挑选的《二十四史》极具代表性。
那么,野史是否就是不可靠的代名词呢?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
乾隆皇帝、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
狂野的历史并不狂野
对于我们来说,野史往往就等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轶事。 其实,历史学家眼中的野史就是一些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笔记本小说。 所谓“质胜于文是野,文胜于质是史,文胜于君子”。 自孔子编纂《春秋》以来,野史一直是古代正史的重要来源,历史失传。 如果正史记载不足,自然就需要“野史”来弥补。 因此,野史并不是与正史对立,相反,野史是正史的重要来源。
例如,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馆长曾评论道:“《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都以来最详细的野史,虽然名义上是野史,但它实际上是一部野史。”是那个时代最可信的史书,因此野史最重要的概念不在于其可信度,而在于它是否出自“正史”或“大儒”手迹。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李心撰的典籍
而且,野史往往有一些正史不能说的内容,典型的史籍就是明末清初等特殊时期的历史记载。 由于清朝对南明历史保密,编纂南明历史的史家往往不得不以“野史”的形式呈现。 ,直到民国时期才被发现。
事实上,野史的野性往往反映了古代学者的某种偏见,但正史的真实性却没有那么正义。
《续资治通鉴》220卷,清碧源着
官方历史可能不正确
对于官方历史,有两个主要定义。
一是“正修”,即得到官方许可,可以修改历史。
比如《资治通鉴》,虽然没有入选二十四史,但司马光是在官方权力下完成的历史,所以它也是一个正史系列,而特殊的是《汉书》,虽然它的编撰是出自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由于班固的强大影响,这本书仍然进入了《正史》系列,也算是强行正统了。
第二条规则是“追根究底”。
史书要想纳入正史,其体例必须具有史书的风格,要么是传记标准,要么是年代标准。 总而言之,它看起来一定像一本官方历史书。 同时,一般的正史是一个团队写的,不会是一个人写的。 这就保证了权威性,而追求的所谓“微妙之言,大义之言”和“春秋笔法”,往往是在三言两语的评价中讨论的。
明代杨贵妃百幅美图
但事实上,正史的内容往往并不完全客观,甚至很多地方也经常出现颠倒黑白的部分。 比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描写杨玉环和安禄山时,就有一个所谓的“杨玉环喜儿”:
“禄山生日,与贵妃一起去买衣服……召禄山入狱,贵妃穿锦缎当大襁褓,把禄山裹起来……昔日见贵妃的喜悦,给了贵妃金银钱洗孩子,赐富贵山……当然,禄山也不能不进出宫,或与妃子一起吃饭,或彻夜不归,颇为丑闻。 ”。
对于这一说法,清朝《历代御评通鉴集》明确指出:“通鉴(事件),皆出自《庐山事迹》和《天宝遗事》的历史。”
《资治通鉴》作为正史,为了反映对杨玉环的批评和偏见,错误地采用了野史中不可信的记载,强行认为杨玉环与安禄山有染。 连清朝人都看不下去了。 可见,所谓“正史”也有不正当的一面。
《宋史》为二十四史之一,列入《四库全书》正史范畴
正史的编纂通常采用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个是官方记录。 比如《宋史》《元史》都是以《宋实录》和《元实录》为基础的。 然而,这些史书完成之后,实际的记载就消失了。 比较极端的《旧唐书》干脆抄袭了《唐诗录》,导致当时的史学家的名字偶尔出现在里面。 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当时记录的保存,但毕竟实际记录是当时朝代编撰的朝代记录,内容也很详细,但没有客观的历史来源。材料,所以实际记录中的错误往往会被一起采纳。
第二个来源是野史和其他“正史”。 例如,在编撰《新唐书》时,宋朝廷从各地广泛征集唐朝史料,其中包括《唐国史补》等野史,所以事实上,《新唐书》 《唐书》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记载,往往来自野史,其中最全面的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毒死李弘”。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传记史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记通史。
第三个来源是贡献者自己收集的内容和见解。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 作为编修,司马迁父子收集了大量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这些也成为《史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史记》就有所谓的《刺客列传》。 其中大部分为司马迁本人收藏。 三皇五帝的部分也是司马迁从传说中剪辑出来的。
《元史》是一部系统记录元朝兴衰的传记史。 成书于明朝初年。
参考:
【1】司马光《资治通鉴》
【2】司马迁《史记》
【3】欧阳修的《新唐书》
【4】薛居正等人的《旧唐书》
经公众号“History D School”(微信ID:lishi1600)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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