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立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成一家之言』已经说明白了，『我所记录的并不都是确凿无误的史实，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表达的是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至于后人如何看待，那取决于后人自己的判断。

但司马迁并没有信口开河。史官世家出身，子继父业，司马迁从小就能读到很多旁人看不到的史籍档案，20岁时，他豪情万丈地周游名山大川，遍寻古迹，『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其访古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翔实、生动、准确地记录历史。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这些『旧闻』是不是不实的野史呢？有的是，也有的不是。因为司马迁距离《史记》所记载的年代算不上十分久远，之所以《史记》记录的那么详细，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当时尚在的后人口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史记》是最早的一部『口述历史』。

譬如，鸿门宴的片段之所以那么出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樊哙这个人物的出场。《史记 · 樊郦滕灌列传》中记载：『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当时，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就住在离丰沛不远的舞阳，彼时的他早已经因为与『舍人』的私人恩怨在20年前就被废除了舞阳候的爵位，他的父亲樊市人是樊伉的兄弟，樊伉是樊哙与吕后妹妹吕嬃所生，吕后死后，樊伉虽母亲这一血脉的关系也被诛杀，庶出的樊市人便即成了爵位。总之，到司马迁见到樊他广的时候，这位樊将军的后人已经潦倒得只剩下辉煌的『我爷爷当年……』了。

都说读史明智，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要从纷乱的记载中明辨出一条可以修正的逻辑，『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方能收放自如，读史的后人亦当仿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