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魏晋时期，道教发展到以追求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的神仙道教阶段。为了宣扬道教，道教学者葛洪不但撰写了《抱朴子内篇》从理论上论证其神仙道教思想，而且还著述了《神仙传》，试图用一个个具体的神仙故事对其宗教观念进行证明和阐释。葛洪神仙道教思想的提出，在道教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正如学者所说：“通过葛洪，道教的基本教义完成了从‘致太平’到‘求成仙’，亦即从‘救世’到‘度世’的过渡。”[1](P.113)《神仙传》就是其神仙道教思想的形象化载体。

一、乱世神仙思想流行

葛洪撰有《抱朴子内篇》，系统地阐述了其长生成仙的神仙道教思想：“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2](P.252)作为一个宗教家，他坚信神仙实有，长生可得，仙术有效。葛洪神仙道教思想的提出，不仅在道教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是当时神仙思想流行的一种反映，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乱、瘟疫、政治威胁着人的生命安全，社会上弥漫着悲观厌世的情绪。郭璞写有大量的《游仙诗》：“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3](P.368)，渴望成仙，超越现实的痛苦和局限。王羲之《兰亭集序》写道：“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4](P.6)，表达了对人的命运的无限感伤和无奈。然而，也正是死亡的威胁唤醒了时人的生命意识，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受到道家、道教关注自然、个体的思想观念的冲击。生命意识的觉醒，乃神仙不死思想的催化剂，当时，对神仙不死的关注和追求，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在汉末魏晋时期，不仅下层人士信奉神仙思想的很多，社会上层人士也逐渐接受神仙思想。帝王中出现了不少好道者，曹操“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5](P.39)，他与修炼神仙术的方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吴主孙权喜好神仙，在历史上也比较有名。黄龙二年，他曾派人到海上求仙，“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5](P.840)。在晋代，神仙之风愈演愈烈，晋哀帝就是一个典型，他“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6](P.208-209)，晋哀帝以帝王之尊身体力行，亲自实践神仙术，由此可见当时神仙思想流行之一斑。

帝王好神仙自然是弘道的好例子，因此与帝王相关的神仙故事，被葛洪收录进了《神仙传》。在“王真”故事里，曹操与王真有交道：“魏武帝闻之，呼与相见，见似年可三十许，意嫌其虚诈，定校其乡里，皆异口同辞，多有少小见真者，乃信其有道，甚敬重之。”在“左慈”故事里，曹操与左慈演出了一场政权与道术较量的故事。《神仙传》中记载的孙权与神仙交往的故事也不少。“葛玄”故事写道：“吴大帝要与相见，欲加荣位，玄不枉，求去不得，待以客礼”；“左慈”故事写道：“慈见吴先主孙权，权素知慈有道，颇礼重之。权侍臣谢送知曹公刘表皆忌慈惑众，复谗于权，欲使杀之”。三国时期的帝王在《神仙传》中都与神仙有关系，蜀主刘备也不例外。“李意期”故事写道：“刘玄德欲东伐吴，报关羽之怨，使人迎意期。”[7](P.17-60)故事里，李意期准确地预言了刘备兵败亡故的事情。虽然这些故事明显出于宗教家的虚构改造，但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神仙思想流行的情况。

当时在士大夫中也有不少信道者，服食长生之风流行。这一现象，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但何晏有两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药，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8](P.528)在当时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士大夫们强烈地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延长自己的生命，超脱于残酷丑恶的现实之外，而道教逍遥避世、怡神养性的修炼方式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嵇康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求仙的典型，在《养生论》中他写道：“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3](P.871)，对神仙的存在持肯定的态度。其慕仙事迹被收录进史书。《晋书·嵇康传》载有他与当时神仙孙登、王烈交往的事迹。当然，嵇康好道是宣扬神仙道教的好材料，这些事迹被写入《神仙传》中，“王烈”故事写道：“王烈，字长休，邯郸人。常服黄精，并炼铅，年二百三十八岁，有少容，登山如飞。少为书生，嵇叔夜与之游”；“孙登”故事写道：“嵇康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后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7](P.17-60)嵇康好与神仙游，但最终成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免遗憾。魏晋时期这种雅好服食，追随道士养生避世的风气，到东晋以后还十分盛行。

葛洪的神仙道教思想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思潮中，他可谓秦汉以来神仙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道教史上对神仙存在和人可成仙作系统证明的第一人，其《神仙传》搜集当时流传的所谓神仙的故事，加以宗教的改造利用，具有鲜明的宣教色彩。

二、用故事的形式证明神仙实有神仙可学的宗教观念

葛洪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人们不能凭借有限的感官认知去怀疑神仙存在的真实性，而历来流传的神仙故事就是对这一真实性的有力证明。在《神仙传》序中，葛洪写道：“昔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盖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尤千不及一者也”。他还说：“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岂欺我哉。”[2](P.287)葛洪开宗明义地强调历来都有关于神仙的记载，并认为这些记载的数量远远少于神仙的真实数量。

但是，古来的记载就是神仙存在真实性的明证吗？毋庸置疑，古代的神仙故事来自神话传说，本身子虚乌有，葛洪用没有事实依据的故事来证明神仙的存在，很显然本身是靠不住的，这恰好暴露了葛洪宗教家的立场。东汉魏晋以降，一方面神仙思想流行，另一方面，对神仙思想的怀疑和批判也没有停止过。王充《论衡》“道虚”篇揭露了秦汉方士度世成仙的虚妄；曹植的《辨道论》对当时的所谓神仙提出质疑：“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傅说上为辰尾宿，岁星将为东方朔，淮南子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弋死于玄阳，而谓之尸逝柩空。甚为虚妄甚矣。”[9](P.187)显然，这些神仙记载是靠不住的。

为了宣扬神仙思想，葛洪不仅用故事例证，还对人们对神仙存疑的由来进行了一番理论剖析，他说：“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2](P.14-15)他认为人连自身的情况都弄不清楚，更何况神仙呢？葛洪的论述看似雄辩，实则经不起推敲，他割裂了特殊与一般、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没有认识到特殊寓于一般之中，将生命无限绝对化，因而陷入形而上学。况且，人乃自然的产物，必然遵循自然界生命的规律，跳出这一规律，必然落入虚妄不实。但是，出于宣教的目的，葛洪撰述《神仙传》力证神仙实有，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在葛洪看来，神仙不仅存在，而且还有等级之分：“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2](P.29)各个等级层次的神仙在《神仙传》里都有形象化的体现。如樊夫人“平坐床上，冉冉如云气之举，同升天而去”，玉子“后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升天也”，绝洞子“著书四十篇，名曰《道源》，服丹升天也”，这些都是天仙，他们居于天界，能举形飞升。宫嵩“大有文才，著道书二百余卷，服云母，得地仙之道”，马鸣生“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矣”，黄山君“亦治地仙，不取飞升”，他们都是地仙，在道教中属于中等仙人。董仲君“曾被诬系狱，乃佯死，须臾虫出，狱吏乃弃出之，忽失所在”，倩平吉“后托形尸假，百余年却还乡里也”，为下等的尸解仙。[7](P.17-60)《神仙传》的神仙就是葛洪神仙实有观念的生动写照。

葛洪笔下的神仙，还形象地阐释了其神仙可学的观念。关于神仙是否可学的问题，魏晋时期流行着不同的观点。嵇康《养生论》提出，神仙“特受异气，享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3](P.871)，认为神仙都是禀受异气自然天生的，非后天学习所致，虽然人中有彭祖、老子这些长生之人，但是就象树木中有常青的松柏一样，完全是秉之自然，并非后天学习可以达到。与之相反，葛洪否认人之成仙“有种”，认为神仙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学习修炼而成的，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和执着精神，就能同彭祖、老子一样长生不死。葛洪说：“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2](P.46)值得肯定的是，他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价值给予充分评价，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能够利用和学习自然，具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其实这是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传统精神的一种反映，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必然走向自然的反面，落入虚妄的窠臼。

此外，葛洪还为人们提供了学仙的典范，他说：“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羲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17他认为，历史上不乏神仙，作为学而成仙典范的老子也只是普通的学道者，只不过他求道比一般人更精深、更专一和执着。在将老子日益神秘化的汉代和魏晋时期，葛洪认为老子只是普通学道者的看法相当独特。葛洪将老子拉下神坛，还原为人，并使他成为学道成仙的楷模，这一说法对于宣扬他的神仙道教作用重大。“老子是葛洪心目中得道最高的神仙，因而他的老子观就是他的神仙观。葛洪力主长生可以术致，仙人能够学得，因此老子也必须拜师学道才能成仙……葛洪这种老子观的变化，反映了魏晋道教神仙观的变化。”[11](P.137)葛洪看来，老子学仙成功的事例无疑为人们树立了成仙的楷模，可以增强普通人学仙的信心，对宣扬他神仙可学的观念可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宗教修炼方法

葛洪不仅宣扬神仙实有、神仙可学，借以唤起人们对成仙的信心和热忱，而且还力图指出具体的成仙途径，因此，对成仙方法的展示，是《神仙传》的重要内容。

《神仙传》中的刘根是一位学道者。“刘根，字君安，长安人也。少时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道，遁入嵩高山石室中。”后来他遇到神仙传授他成仙之法，“必欲长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之上药耳。夫仙道有升天蹑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食谷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要在于服药。服药有上下，故仙有数品也。不知房中之事，行气导引而不得神药，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唯有九转还丹及太乙金液，服之，皆立便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云母雄黄之属，能使人乘云驾龙，亦可使役鬼神、变化长生者。草木之药，唯能治病补虚、驻年返白、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高可数百年，下才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矣。’”[12]这段话可说是对当时的所谓成仙方法作了一个总结。

在众多的所谓修仙方法中，葛洪尤其重视金丹大药，他认为金丹之道才是最高的仙道，才是上品的神药。他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2](P.70)葛洪推崇外丹成仙，是当时外丹兴盛的反映。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集东汉以至魏晋时期炼丹术之大成，他本人就是炼丹家，认为外丹乃成仙之大药，最为神奇有效。为什么金丹是“仙道之极”呢？因为在葛洪看来，“五谷尤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逾久，变化逾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可不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2](P.71-72)道教认为凡物皆有种，变化皆无极，将变化绝对化、无限化，根据万物可变的观念，认为人服食了经过特殊方法炼制的丹药，人体也会借助于外物而坚固起来。葛洪的议论雄辩滔滔，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却漏洞百出。他简单地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物质的化学运动联系起来，认为服用了不败朽的金石就能使人也长生不死，不可避免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

出于对金丹大药的迷信，《神仙传》中描写服食金丹成仙的故事特别多。如“绝洞子者，姓李名修……年四百余岁，颜色不衰。著书四十篇。名曰《道源》，服丹升天也”；“九灵子者，姓皇名化……在人间五百余年，颜容益少。后服炼丹而乃登仙去矣”；九灵子“后服炼丹而乃登仙去矣”；“北极子者，姓阴名恒……后服神丹而仙焉。”神丹为升仙之大药，但同时还应和宝精、行炁之术相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葛洪说：“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复有浅深，不值明师，不经勤苦，亦不可仓卒而尽知也。”[2](P.149)在《神仙传》中彭祖就是深谙此道的神仙，彭祖曰：“欲举行登天，上补仙宫者，当用金丹，此元君太一所服，白日升天也。然此道至大，非君王所为。其次当爱精养神，服饵至药，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耳，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神仙传》里，金丹的功效被描写得神乎其神。

除金丹之外，《神仙传》中还描写了导引、练气等传统的修炼成仙方法。如沈建，“学导引服食之术，远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遇建则差，举事之者千余家”；帛和，“师董先生行炁断谷术”；董仲君，“服炁炼形，二百余岁不老”；黄敬，“少读诵经书，仕州为部从事，后弃世，学道于霍山，八十余年，复入中岳，专行服气断谷，为吞吐之事”；甘始，“善行气，不饮食”等。服食草药也是古老而易行的炼养法，《神仙传》中有不少描述，如渔阳人凤纲，“常採百草花以水渍泥封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丸之”；孔元，“常服松脂茯苓松实，年更少壮，已一百七十余岁”等。这些长生之术自先秦以来，为世人所修习，抛开其中宗教神秘主义的杂质，其中一些对于强身健体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对后世的养生学、气功学的发展是有益处的。

《神仙传》的神仙故事中展示的成仙方法很多，既有服食、导引等古老的方法，也有外丹这样富于时代特色的方法，葛洪通过这些故事向世人昭示，神仙是可学可致的。

四、《神仙传》表现出对心性修养积功累德儒道思想的融合和吸收

在修道成仙上，葛洪不仅注重修仙方法等操作层面的问题，也重视内在心性修养、积功累德对修仙的决定性影响。

葛洪的神仙思想关注心性问题，具有鲜明的老庄色彩。在《神仙传》中，广成子、若士等很多神仙精通心性修养之道。“广成子”故事中，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这番言论实际就是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的翻版。《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本质是自然，道生万物，功成而不居，让万物按照各自的本性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变化，人取法天地，因而也应该无恃、无待。庄子说：“至人无己，圣人无名，神人无功。”[13](P.17)只有无己、无名、无功，人才不会为外物所束缚，在精神上达到绝对自由逍遥。可以看出，葛洪的神仙说吸收了老庄思想。关于“彭祖”的故事写道：“愚人为道，不务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又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昼夕伏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疲劳，至死无益也，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又少能弃世独住山居穴处者，以顺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成仙得道离不开颐神、养心、无欲，凡夫愚人受物欲驱遣，舍本逐末，结果离道越来越远。

另外，葛洪还提出了“积功累德”“功德成神”的观点，将儒家思想融入修仙之中。葛洪说：“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2](P.53)他认为修仙者应该积功累德，多做善事，如果只注重修炼方术，就不能得道成仙。可以看出，神仙道教不仅重视追求个人度世成仙，而且还融合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其实，这种思想并非肇始于葛洪，道教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写道：“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14](P.16)，已经将生命问题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使道德成为神仙学说的要素。早期道书中所反映的积精成神和积善成功二者互相结合的思想，在道教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教这种结合名教与自然、忠孝与神仙长生的作法肇端于《太平经》，到《抱朴子》而粗具体系，最后发展为宋明道教劝善书”[15](P.26)，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把忠孝仁信等世俗伦理规范改造为宗教戒律，从生命崇拜的角度把外在的、他律的道德律令内化为个体达到长生目标的内在需要。葛洪继承这一思想，并使之初步体系化。葛洪不仅是位道教学者，其思想比较驳杂，儒学成分也较突出，他的儒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抱朴子外篇》中。魏晋时期，儒家礼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对此，葛洪痛心疾首，在《抱朴子外篇》中作了大量的揭露，表达了贵礼重德的思想。

葛洪在传统的修仙活动中注入了道德的内容，他提出：“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多者，则纪算速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2](P.53-54)他认为有司命之神在监督着人的行为，人如果行善，则延寿，如果作恶，则短命。其实，这种融合世俗伦理的思想也符合道教本身的教义，道教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大道生生不息，生养万物，利于万物，学道者应当秉承道的这种精神，行善积德，协助大道生人、生物。修道如果没有德行，不能体味道生万物之深意，则不能得道长生。葛洪说：“非积善阴德，不足以感神明”，“非功劳不足以论大试”[2](P.124)，只有行善积德，并与修仙之术相配合，才能得道成仙。葛洪把古代社会的伦理纲常引入道教神仙世界，使以追求个人长生成仙为主要目标的魏晋神仙道教具有了现世道德功利色彩。《神仙传》中为民除魔的张道陵、布施穷人的阴长生、救惠贫病的帛和等就是济世利人的典型。

葛洪的《神仙传》与他的《抱朴子内篇》相辅相成，是其宣教辅教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神仙传》里众多得道成仙的故事就是当时神仙道教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了道教在当时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通过神仙故事宣扬宗教观念的方式，也为后世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传播教义教理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第1册)[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4](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7)[C].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

[5](晋)陈寿.三国志·武帝纪[M].(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99.

[6](唐)房玄龄等.晋书·哀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东晋)葛洪.神仙传[A]//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45册)[Z].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8]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9]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东晋)葛洪.神仙传·老子[A]//(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C].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胡乎琛.魏晋神仙道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2]蒋伟.道家哲学与山水性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13][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逍遥游(第1册)[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李刚.汉代道教哲学[M].成都：巴蜀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