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具体到本书，近六十万字，被分为二十一章，开头毫无疑问是从赵匡胤的出身及赵宋的建立说起，将真宗之前的时期称为宋初，之后则划为北宋中后期，其间在每介绍完一段时期的政治史后，都会宕开一笔，另辟一些章节，对除政治史之外的方方面面进行介绍、论述，如户籍赋税、行政军事、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

​所以本书二十一章，除了一二、五六以及十到十三章是专论政治史之外，其余的十三章内容，几乎涵盖了宋代的方方面面。另外，从十七章始，便是对有宋一代科学技术、教育科举、对于官员的一些制度设计、交通及其工具；社会生活及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的总述。

​这样看来，似乎很契合我之前对本书的期待，作者的确对除政治史之外的诸多方面花费了很多的笔墨，进行了很详尽的介绍，我当初也自以为有阅读《细说宋朝》而打下的基础，对其的阅读，应该会相对轻松，可事实不然。

​事实是，上一本《细说宋朝》，尽管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毕竟初衷还是为了向普通人普及历史，所以其中并未过多涉及；而与此相对，本书则是在参与过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宋代部分二十多年后，对个人研究成果最完整的呈现与总结，故而其中处处可见作者积累多年的功力，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内容的加深，阅读门槛的提高。

也就是说，我认为，本书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宋史著作，但并不适合普通人拿来入门。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即便如此，由于知识量极大，所以我虽看得不甚了了，但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本书还是为我新增了很多之前不曾了解的地方。那么，为了加深既有的印象，我还是将这些知识点有取舍地罗列一下吧。

​政治史方面：

1.作者用史实叙述说明了虞云国在《细说宋朝》一书中所说，即便所谓杯酒释兵权是确有其事，也是解决了军事隐患的一个方面，即禁军宿将，而另一方面，外部藩镇隐患却不是那么好消除的，若有意将其去除，则他们肯定会闹，故而前有李重进李筠叛乱，后有不同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全师雄王均兵变，尽管后者与蜀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及历史背景有某种关联，而且若以王小波李顺起义为界，则全师雄兵变在前，本来镇压蜀地起义的王均兵变在后；

2.有趣的是，本书作者从一开始的叙述中，就认定赵光义是夺位的，他后来建功立业的心理，以及非正常的开科纳士人数之多等其实都与此有关；

3.作者认为，尽管太宗做了种种努力，但在继承问题上，却还是无法保障，比如在这之后，似乎又有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在以曾被太宗称之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为首的宰执努力下，才得以避免。其中的主角依旧是那个本奉宋皇后之名召赵德芳入宫的却扭头招来赵光义的宦官王继恩。此外，其间吕端不见皇帝不拜的情形，也不禁让我联想到后来韩琦在仁宗之后，英宗即位之时的表现；

4.作者认为，真宗在澶渊之盟后的造神运动、之后的刘太后自真宗病重的公元1018年专权期间骄奢无度、以及仁宗亲政后的西夏战争，分别奠定了北宋三冗的情况；

5.以范仲淹等人主导的庆历新政，作者认为，是以西夏战争而起，又以与西夏和解而终，当初的提议，由于时间的短促，只实施了六项便匆匆落下帷幕；

6.通过本书的阅读，我进一步了解了熙宁渚法的内容及其发展情况，其间曾多次援引邓广铭先生的观点，来加以叙述。作者对神宗在这场变法中态度的描写，则很是有趣。他说：“几乎每一个重要新法的制定与推行，宋神宗都要经过一个从赞成到动摇、再到坚持推行的过程。”另外，通过之后的叙述，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这场变法的历史意义与实际价值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甚至据作者所说，后来司马光上台经过别人的提醒，曾特地说过要对之前新法中不同于差役法的募役法进行修改，但最终为扩大对新党的打击面，从而在权衡下也不得不将募役法一并废除，隐居江宁的王安石也正是听到这个消息为其错愕、痛心疾首的。不过，据作者所说，司马光当政时，旧党内部尽管多有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步调一致的，而党争的加剧，正是在新旧党二位领袖相继逝世之后，这在司马光的丧会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7.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地域或思想来划分派别的现象渐渐出现，如新学，以王安石为代表，蜀学，以苏轼兄弟为代表，洛学，以二程兄弟为代表，关学，以张载为代表等，其间让我感触最深的，则是据作者所说，蔡京等人打着新学的幌子来横加敛财、奢靡腐化了，我想这也是之所以将党争列为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故而作者将蔡京称之为“变质分子”，尽管吴钩为了说明历史的另一面，在其著作相关的章节里介绍了正是在蔡京当政时期，社会的福利保障有多么完善等，但毕竟是一方面，据本书作者所录两段《文献通考》卷34与《能改斋漫录》卷12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以及从童谣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其的痛恨，即前者台谏官指出：“尚嬉竹马，已获荷囊；未应娶妇，已得任子。”后者则说：“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

8.最后，关于南宋的政治史，作者叙述的不多，甚至有些地方一笔带过，但说到高宗为何不敢执意北伐时，他说：“绍兴和议以后，奸相秦桧开始长期擅权。…这一方面是金朝统治集团看中奸相秦桧是一条忠实的走狗，另一方面又将奸相秦桧是否掌权，作为宋高宗是否对金屈服的标志。同时还保留赵桓（宋钦宗）这张牌，以便在宋高宗不愿再屈服，而金的兵力又不足以压服南宋时，随时另立赵桓为傀儡”，让我印象深刻。不过，钦宗在绍兴二十五年已经客死他乡了，并在之后的完颜亮南侵时，也已经告诉南宋君臣了，而高宗自始至终都是主和的，所以我想之所以如此，还不止这一个方面，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另外，辛弃疾也是趁着完颜亮南侵失败从沦陷区归国的。

除政治史之外，第三章中对宋代户籍、赋税及役法的介绍，让我印象深刻，不过也只记住了几点：

一、为了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真宗初期，一改知县管大小事务的情况，在其中设立了镇一级，尽管其地盘还是属于县，但其长官已然与知县职责不同，前者主要管经济发达的城市，后者则主要管郊外，这就是城乡分治；

二、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宋代统治者征收赋税时，虽然也有“客户”，但与唐代的称谓性质已完全不同，前者是没有固定资产的，按收入多少来征收，后者则是为了区别于当地原住户而言的；

三、对于宋代将劳役职业化，称之为厢军，我是第一次听说，也非常意外，这样来看，宋代对于这方面的制度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不过据作者在后面关于军事制度部分所说，厢军在很多时候也需要打仗，不同于正规军队的说法只是整体而言；

四、有宋一代向百姓征收的田赋，其实是继承了唐代的两税法，即是夏、秋分别收一次，后来经过调整，使之更有灵活性。不过，除了田赋，还有其他的杂税外，百姓还有在县衙里当差的义务，后来的募役法即是就此而言，将强制也改为招募。此外，虽然百姓不用再服劳役，但有些地方，却还是离不开的，如官府组织百姓来治黄河。

第四章是对宋初的行政与军事制度进行介绍。虽然其间我看得不甚了了，但结合着之前的了解及下面的阅读，还是得以略知一二的。

比如中央的二府三司制，二府，即是中书与枢密院。不管怎么样，这一套体制都是在三省六部制破坏的情况下建立的，所以在后来元丰改制中神宗对百姓社会完全不顾，专门针对缓解财政，调整制度，于恢复三省六部中对其便有很大的整改。

再如通过阅读，对与二府三司制配套官员的官职差遣，首次有了个模糊的认识。大体上，官只代表着品阶，及按此领取俸禄，所以叫寄禄官；而职或差遣才是具体的职务与需要做的事情，两者相比，还是后者更为实际一点。

由此，我不禁想到几天前看的中国通史公开课，北大邓小南老师在讲到有关唐玄宗时期政治制度的变迁时所介绍其时期使职差遣的出现，我想宋代的官职差遣就是继承于此，只不过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罢了，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有好处，即使官员梯队更有灵活性，而皇帝在其中便能更好的操控权力，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官员人数增长速度的加剧，及官员无事可做而照样领高额俸禄现象的出现，最终给中央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据易中天所说，宋代宰相制度的特点是分流，所谓二府三司我想即是如此，此外，对于相权，也有制衡。除了赋予台谏官极大的检察权，从作为副宰相参知政事的设立就可见一斑，参知政事本是赵匡胤为帮宰相赵普处理公务而设立的，当初的权力与规格远远不及宰相，可当赵匡胤见赵普日益跋扈，便将本是宰相助手的参知政事地位提高了，权力与其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副宰相，成为制衡宰相的一个环节。王安石就是在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二月以参知政事的身份来开启那场轰轰烈烈、且据本书作者所说在多方面都有积极影响的变法的。

说到这里，则让我自然联想到在神宗元丰改制时，建立三省，恢复“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的机制，重新设立决策机构，称为“三省都堂”，而同时废罢原“中书门下”的办事处“中书五房”了。也是从北大中国通史公开课的唐代部分得知，唐代的政事堂是三省长官在一起商议、决策的地方，可到玄宗时张悦为宰相，便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在其中设立五房，这便使得由决策机构向行政机构转型，五房也很大程度上地替代了之前中书省所统属六部的职能，因为五房也是行政机构，而其中政令的下达，便不需要经过之前三省的程序了。我想宋代中书五房，大约也是从此继承的。

总而言之，宋代制度层面真的非常复杂，从文官到武官，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所以我其间的阅读不甚了了，甚至在某些地方我只能无奈地一翻而过。

因此，我在阅读制度部分期间，曾不止一次对家人感叹，我非常佩服这些专家学者，在我看来，能将这些表述出来，就非常不易了，何况其中还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研究。

然而，正如我开始所说，尤其是做学术研究，天赋只是很小的一方面，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所谓的天才，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程度，更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成年累月、长时间的努力与积累。

除了制度层面，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在第七章讲北宋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章中，作者在第二节“手工业的繁荣”开始所说，手工业之所以繁荣，与依附的松弛、租佃的普及是密不可分的。他说：

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反映了封建农奴制残余的进一步削弱，封建租佃制关系的向前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更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与繁荣。

尽管通过后来所说，可知在北宋时今四川等地区租佃制还未得到普及。

另外，作者在讲到南宋的社会经济时，所提出的除因地域缘故而致矿业与铸钱量不及北宋外，其他的方面均有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如手工业、商业等的说法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作者还说，会子等纸币在南宋的发行，是从侧面说明了矿地不够的这一事实。

关于十七章后对有宋一代多方面的总述，我的印象相对更淡，或因我粗略读之，或因与我之前所了解的多有重合。总之，大约只记下了几点：

一、南宋豪放词的兴盛，与外族入侵而引起的抗战思潮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隆兴北伐”与“开禧北伐”先后功败垂成，士人的抗战激情日渐消退，故而其时期词的高峰从豪放又回归到婉约了。据作者所说，其代表词人即是姜夔与吴文英，两者可以并称，因为两者的词清丽柔美，在音律方面，又将宋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二、据作者所说，科举制虽然在太宗时期是处于非正常状态，因为他出于巩固自身的统治而以这种方式尽可能拉拢士人，但在科举历史上，太宗毫无疑问都是承上启下的，如封弥、誊录制便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发明并使用的；

三、作者在讲完亲属、职务、地区三种严密的回避制度后，紧接着，又对回避制从隋到清的发展做一个总结，他说：

在回避制度两千年的历史中，除了两汉时期的任用官员的回避制度还在萌芽时期就夭折以外，隋代以后的一千三百年中，隋唐宋和元明清，通过不同的途径，到代表这两个时期的宋代和清代，就其所制定的回避制度的主要方面来看，可说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宋代和清代的最高统治集团，在各自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统治经验，从而制定了相似而又具有本朝特色的任用官员回避制度；

四、作者强调了由盘腿而坐转向垂腿而坐宋是关键时期。据我所知，这一改变，被如今有些人称为是一场“家具革命”，而本书作者却在其中亦有很多论述，让我印象深刻，如这种转变的普及是在两宋之际甚至更晚而非唐末五代，又如交通工具娇子的彻底形成也应该在两宋之际甚至更晚，而之前的形式我想就和传世的《步辇图》中的步辇一样，是没有盖的，也就是说，娇子是从类似担架的步辇或其他什么东西一步步演变出来的。另外，作为交通工具娇子的介绍我是从之后有关交通一节中看到的。此外，我还从中得知，最早职业化服劳役的厢军，原来是作为邮差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最后，作者在关于社会生活与宗教的一章中，对其时期的婚丧嫁娶、及各项曲艺各项戏剧、还有对勾栏瓦子（肆或舍）等娱乐场所的介绍，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宋代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篇幅并不长，但想到之前介绍纷繁复杂的制度层面，其轻松有趣，平易近人，使人读来，可谓焕然一新。

其实我想能真真切切影响到更多人的，并不是纷繁复杂的政治制度，因为这些只关联到上层的少数人，而在任何时代，百姓都是社会的基础，所以做历史研究，留意这方面是必要的。而且不光在其时期非常重要，影响很大，于后世同样影响深远，可以说，这方面即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别的不说，正因为宋代讲史的盛行，诞生了话本小说，为之后四大名著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甚至据作者所说，四大名著即是从此继承而来的，在宋代的话本小说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前身。

相对于宋代制度的纷繁复杂，在社会生活中又充满人间烟火——这种大俗大雅，本书作者我想也有这样的两面性。

作者在本书正文中所显露的知识渊博已经无需多言，但他在本书后记里所表现对其师邓广铭的回忆与怀念，虽然很短，但却令我印象深刻。

后记

众所周知，邓广铭在宋史领域成就非常高，在中国史学界人尽皆知，甚至可谓是现代宋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有很多在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出自其门下，如涤俠、李裕民、其女邓小南等，总之在百度百科所列出的其学生名单中，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

当然，本书作者也不例外。在后记中，他开始即自我介绍式地大致叙述了从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即跟随邓广铭学习宋史的经历，说了其师虽为宋史大家，却因年代及诸多因素，始终没能写出一部对宋史方方面面都有考究的著作，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事实上，邓广铭本人也为此而抱憾。紧接着，作者指出，“此次《宋史》的撰写，是我近半个世纪研究宋史的总结，也可说是邓先生遗愿的某种意义上的体现。”如此师生，在其领域的继承，真可谓是一段佳话。除此之外，正如宋代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大俗大雅一样，通过此段后记，我想也可以说明感性与理智本身是不矛盾的，不仅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上有巨大成就的大师，大多都是富有深情的。本书作者也不例外。所以他对宋史有很深的研究，但他同样对自己的老师非常推崇，非常怀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大师并非是不可企及的，因为他们与常人一样，有着对事物共同的感情，只是前者所付出的努力更多罢了。

……

终于将想说的都写下来了。我本想接下来在读周良霄的《元史》之前，再读两本关于北宋政治的著作，一是邓广铭之女邓小南老师的经典著作《祖宗之法》，二是同是北大赵冬梅老师的近年新作《大宋之变》。前者的副标题为“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含义自不待言；后者的副标题为“1063-1086”，则主要通过一代名臣司马光的晚年时期为主线，来对仁宗之后的政局加以论述、剖析。

但不论是周良霄先生的《元史》，还是邓小南老师的《祖宗之法》及赵冬梅的《大宋之变》，我想都暂时放一放。所谓一张一弛，乃是文武之道，何况对本就是以兴趣而阅读的我来说呢？就更是如此了。从读过借来的“古典文心”之后，转眼之间，一个半月中，我又先后读完四部有关宋代的历史著作了，所以为缓解因持续了解相对枯燥的制度史而造成千篇一律的感觉，对上述几本的阅读，我想先放一放，读一些相对轻松的作品缓一缓，再开启下面的阅读。

更何况，我几天前恰好去以关门两月有余的图书馆，借来了心仪的八本书，故而接下来的阅读，我即准备在其中选。大体上，准备先读的，一共有两本，一是叶嘉莹的《风景旧曾谙》 ，而是冯至的《杜甫传》，两者都与诗词有关，不过前者依旧是作者的讲稿，是她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录音转换又加以润色而成，其中有一讲，便是专门说杜诗的。因此，我还是准备先读冯至的《杜甫传》，再读叶嘉莹的《风景旧曾谙》，为其间将要看到的杜诗解读先稍微打下一个基础，再去欣赏叶嘉莹所说杜诗的特点、成就、精妙。总之，对接下来未知的阅读，我很期待。

此外，在阅读本书当中，我突然发现了本书所属老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装帧还是非常不错的，故而心血来潮，特地拍个立体的书影，并附于下，恰好也是作为长久以来这个系列都伴我左右的一个暂时告别吧！